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商品和资本交流越来越频繁，国际货币债权债务关系日益增多，而国与国之间的债权和债务往往并不能相互抵偿，因此就需要世界货币来平衡国际贸易差额。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实行金本位的英镑是世界货币体系的支柱，黄金是国际结算的基础和最终手段。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经济实力被大幅削弱，英镑地位急剧下降。远离欧洲战场的美国依靠在战争中形成的经济绝对优势和大量黄金储备通过其所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但由于为国际社会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和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之间存在矛盾以及美国经济实力的削弱，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瓦解。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地位有所衰落，其他国家也认识到持有美元和美元资产面临诸多困境并存在大规模经济危机的潜在风险，但到目前为止，美元在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等职能领域依然拥有超中心地位，还没有出现足以与美元抗衡的其他国际货币。
从价值尺度来看，美元是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产品的主要计价货币，控制了能源、原材料、粮食等重要国际战略资源的计价权并用来计算包括国家间的GDP差异以及相对贫困程度等在内的国际经济指标。同时美元也是外汇市场中的货币锚，IMF 2014年关于货币政策框架的统计表明，191个国家中采用美元锚的达到43个国家，占所有国家的22%，在采取汇率锚制度的国家中占48%。
从流通手段来看，美元是国际日常经济生活中最主要的媒介货币。截至2015年底，美国发行的流通中的美元现钞为14249亿美元，根据统计测算，约60%的美元现钞（约8550亿美元）在美国境外流通。同时，美元也是是银行间外汇交易的主要媒介货币，从全球总量上看，美元在外汇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大约为85%~90%，而外汇市场交易中的第二大货币欧元所占比重仅为30%~40%。
从支付手段来看，除了涉及美国的进出口几乎都以美元结算，许多不涉及美国的进出口也同样广泛采用美元结算，虽然美国的国际贸易占比不到20%，但国际结算中使用美元的比例仍达50%左右。
从贮藏手段来看，美元是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主要储备货币以及私人持有外汇的避风港。截至2015年2月底外国投资者持有大约6.16万亿美国政府债券，近年来美元在全球外汇总储备中所占比例基本维持在60%左右，而全球外汇总储备中的第二大货币欧元占比仅为20%左右。
马克思的世界货币理论认为缺少国家政权作为后盾的价值符号无法作为世界货币履行职能，是否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被普遍接受的价值是决定一种货币能否履行世界货币职能的关键。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前，美元的价值可以由其可兑换的黄金量的价值来衡量。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美元信用货币不再和“天然的世界货币”挂钩，作为不具有内在劳动价值的信用货币，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基础是什么便成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这也将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提供借鉴与教训。
壹丨文献综述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前，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是一种货币能否成为世界货币的关键，1931年英镑在放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后，三个月内对黄金的价值下跌三分之一。那么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黄金价格猛烈上涨、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况下，为何美元依然可以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维持超中心地位？主流经济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从经济和政治等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
主流经济学者普遍认为这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开放流动的金融市场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币值，同时网络效应的存在使得美元的国际地位进一步自我强化。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提到地方性的货币及度量衡体系相互竞争直至一种体系通过规模经济被其他体系接受而失败者被抛弃为止。因此，国际货币通常依托于一个大规模且有竞争力，并且具有深远的贸易和金融纽带的经济体。英镑作为主流国际货币时，英国就是当时的工商业霸主，并且在伦敦建立了全球最大最杰出的金融市场。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则成为世界上生产力最发达的生产大国，并伴随跨国企业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建立起了深入、流动、多样的金融市场。
在主流经济学者看来，大型经济体和开放流动的金融体系可以提高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吸引力从而使国际市场参与者更多地持有本国货币。首先，大规模的经济体通常都具备一个包含本币的外汇交易市场。虽然建设外汇交易市场需要投入大量的建设成本，但一旦建立起了外汇交易市场，边际交易成本将大大降低，随着外汇交易市场规模的扩大平均交易成本还会趋于减少。小型经济体由于规模过小难以建立有效、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因此媒介货币往往产生于主要的大型经济体。其次，发达的金融系统可以给国际参与者提供深入且流动性强的证券二级市场，使市场参与者能够快速建立或清算大量的货币资产而不必担心资产损失。此外，发达的金融体系还可以为想要借贷、投资或套期保值的国际市场参与者提供广泛的辅助性服务，吸引更多的海外业务。
而稳定的币值则是支撑国际社会对美元信心的关键因素。一方面，作为重要的贮藏手段，国际货币必须被认为是未来价值稳定的，如果一种货币的通货膨胀严重将会导致其购买力下降，持有风险增加。另一方面，稳定的币值对于该种货币行使交换媒介的职能也有着重要影响，正如弗里德曼所说，一种货币要想作为交换媒介就必须同时具备价值贮藏手段的职能。而美元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使用正是因为美元具备长期稳定性，有一种“安全港”的说法，即与其他地方相比，钱在美国更安全，即便在2007—2012年的金融危机时，美元依旧保持强势，这使得全世界更多的资本涌向美元而不是逃离它。
在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后，新自由主义学者将美元国际地位进一步的自我强化归因于网络效应。从需求侧来讲，随着网络的扩大，美元流动性将会增强，在贸易中更容易达成交易，而流动性的提升又会吸引更多人加入这一网络，从而形成一个自我强化循环。从供给侧来讲，网络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降低平均成本，减少买卖双方达成交易的平均等待时间，使得做市商可以减少资金储备量。在需求供给双方的共同作用以及更低的交易成本下，这一货币相较于它的竞争者会非常有竞争力，因此，一旦一种货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占有了决定性的地位，由于高额转换成本的存在，其自然垄断地位将很难被撼动。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强调核心国家之所以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获得并保持霸权地位是因为在金融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将边缘国家纳入了全球金融体系。英国在黄金本位时代的作用以及美国在后布雷顿森林时期的作用都是由于金融化加强。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霸权之所以得以保存，不再取决于美国在生产领域的优势，因为这一优势很早就受到国际竞争的持续威胁，而是依赖于美国一流的金融市场和跨国银行。1979年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货币和放宽金融管制运动蓬勃展开，重塑了美国金融权力，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金融霸权。
由于美元霸权事实上是美国霸权的金融支柱，因此国际关系学者也分析了影响美元霸权的政治因素，并产生了货币权力论、霸权稳定论、国际机制论、国内政治因素论等主要观点。
货币权力论认为国际货币权力的存在源于国际经济失衡，由于货币权力是一种“绝对权力”，货币发行国可以利用“货币权力”最大化本国政治经济利益。所以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国家会使用各种政治经济力量获取和维护本国在货币国际化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国际冲突和博弈成为推动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力量。
“霸权稳定论”的核心在于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由一个国家创立，并且国际秩序的维持需要霸权国家的持续存在。正如金德尔伯格所说，“要使世界经济稳定，需要一个稳定者，而且只能有一个稳定者”。吉尔平指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霸权国家要承担为全球剩余产品提供市场、保证国际资本流向潜在的借方、维持国际汇率稳定、承担金融机构最后贷款人责任、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必要时与他国分享市场资源等职责。从国家利益来看，霸权国家在国际经济体制中获得的利益远超其他国家。但要成为霸权国不仅需要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能够维持管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规则，并且还要有成为霸权国的意愿。
罗伯特·基欧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批判并提出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国际机制是指在国际关系中形成的“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由于霸权衰落和国际机制的崩溃之间存在“时滞”，也就是说，霸权的衰落并不必然导致霸权国家主导创建的国际机制同时衰落，机制维持的惯性使它们在霸权之后的国际合作与世界和平中仍然能够发挥独立作用。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美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中陷入困境，美国霸权开始衰落。基欧汉的理论认为，在霸权后时代，积极参与旧制度的改进和新制度的创建是维护美国的国际影响力的关键。
虽然国际货币发行国能够通过货币国际化获得面值租金、降低外汇风险和交易成本，但也要承担放开汇率和利率管制、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制度成本。通过构建以部门利益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国内政治因素论认为货币国际化的分配效应集中于贸易和金融部门，这两大部门的国际分工地位和企业内部性质将决定其对货币国际化成本收益的考察与衡量，从而影响国内经济部门对货币国际化的支持力度。最终，这两大部门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自身的市场行为和游说政府等方式影响本国货币国际化进程。艾伦·弗兰克（Ellen Frank）指出美国的跨国银行和工业企业就是现有金融秩序即金融开放和国际资金自由流动最主要的受益者。而如果进行货币限制，这些跨国企业就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美国政府出于国内利益的考虑，一定会维持、发展本国开放和自由流动的金融市场并且威胁、贿赂或胁迫其他国家一同维持美国的企业、经济力量及货币霸权。
虽然国内外学者分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影响美元霸权维持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但从日元、马克、欧元和当前人民币的国际化历程来看，即便实现了较大的经济总量，建立了开放、流动的金融市场，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币值并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实力和推进货币国际化的意愿，美元的国际地位也难以撼动。从世界货币体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使用美元、持有美元资本既不是各国出于经济利益自愿选择的共赢结果，也不是纯粹通过国际制度和军事力量达成的“共识”。要想探究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基础，我们必须从世界货币的本质出发。
贰丨世界货币与购买力垄断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与在国内流通的货币不同，“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贵金属块的形式”。在世界市场上，由于没有国家政权作为后盾，货币的概念和存在方式都变为一般商品，失去了其特殊的民族形式，“它不仅代表价值，同时就是价值”，从而成为一种世界主义的货币。金银可以作为世界货币是因为金银在任何一种形式中都能够保持自己的价值，金银可以按照本身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同其他商品交换，是一种特殊商品，可以重新变为奢侈品原料，可以作为贮藏货币，可以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可以重新变为任何民族铸币形式。但价值符号并不是这样，“价值符号只有在它被认为是这种符号的地方才是符号，只有在国家政权为它做后盾的地方，它才被认为是这种符号”。可见，美元作为以政府税收作为抵押、纯粹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上的信用货币并不是天然的世界货币。
作为价值符号的信用货币的职能在于为流通手段量提供弹性，因此在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时，黄金可以被信用货币替代，但作为价值尺度和货币标准的只能是商品货币。而美元本身却并不像黄金等商品货币一样具备内在的劳动价值。那么在价值并不产生于被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情况下美元为什么可以作为世界货币？
从商品交换的角度来看，法国调节学派、邓肯·弗利（Duncan Foley）、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等认为货币并非必须是商品，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货币理论不应建立在具有内在价值的商品货币之上，而应建立在信用货币之上。弗利认为，一种特定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只是货币形式演变的一个阶段。货币职能以国家信用的形式转移到虚拟资本上的这一发展建立在马克思的信用形式和不可兑换的纸币形式的基础之上。我们依然可以从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达式和劳动剥削这一剩余价值的起源来分析基于不可兑换的国家信用货币的货币体系。由于国家信用是与生产出来的商品进行交换的，那么将其视为社会普遍接受的一般等价物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不冲突。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也认为“一般等价物”的具体内涵在于其拥有对购买力的垄断，其垄断地位来自于价值形式的发展，而不是价值的本质。
从货币代表抽象社会劳动的角度来看，贝洛菲奥里（Bellofiore）认为货币是抽象劳动的制度性代表，即本质上货币是一种象征符号，并证明了计价单位本质上是生产流通活动的结果而不是意识的产物。苏珊·布朗霍夫、利皮耶茨等法国经济学家进一步指出，如果说私人银行发行的货币代表了一种对价值的预承认，那么相应地，中央银行发行的信用货币则代表了一种对私人劳动价值的非直接社会预承认。
因此，虽然美元作为信用货币本身并不具有内在的劳动价值，但如果它拥有对购买力的垄断并能够代表一定量的社会劳动，从而可以购买劳动力或与其他包含劳动价值的商品进行交换，其价值便可以由购买力所代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
在美国国内，美元对购买力的垄断以国家政权为后盾，美联储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维持美元购买力稳定。但在世界范围内，美元的价值并非天生就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可，因而美元并不像黄金一样天然就是世界货币，只有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美元才能成为世界货币的一种替代品，履行世界货币的职能。正如苏珊·布朗霍夫所说，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关键地位并不意味着美元是世界货币，其基准地位需要来自其他竞争国家的共同承认。
显然其他国家对美元基准地位的承认并不是因为使用美元作为国际价值尺度、支付手段、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是对其最有利的选择，而是因为美元在与黄金脱钩后本质上成为了一种资本，通过建立国家间的剥削和不平等发展关系实现了美元霸权，使其他国家被纳入美元霸权体系并客观上不得不帮助美国维持美元的基准地位。
但建立这样的世界资本主义结构并不能完全依靠武力，因为使用武力的成本高并且易遭到反抗，难以长期维持。沃勒斯坦描述了霸权和帝国主义的区别：霸权不通过臃肿的政治超结构来主导社会，而是通过等级控制和市场力量运作相结合的方式，来监督各个政治上独立的社会之间的关系。“葛兰西使用霸权这一概念表述客观物质力量和道德—政治观念之间的联合，在马克思主义的词语中，则是结构和超结构的联合，在这种联合之下，主导集团和从属集团之间存在的一种糅合了服从和一致的意识形态，使因为对生产的支配地位而取得的权力被合理化了。”可见，美国首先要取得对国际生产结构的支配地位才能建立并维持霸权。
叁丨国际化的生产结构
战后欧洲、日本及新兴经济体的生产力迅速崛起，福特主义生产体系遇到危机，美国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遭到破坏，美国相对其他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优势被不断缩小，别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不断替代美国产品，美国对全球商品关系的控制力下降。通过图1、图2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战后明显落后于日本、德国、法国等国，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与美国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1980年代后，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甚至反超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使得这些国家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迅速提升，美国生产的商品被大量取代，失去了“一家独大”的地位。
但随着新福特主义、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的生产过程和经营策略体现出国际化的特征。而生产过程和经营策略的国际化正是美国得以在相对劳动生产率下降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维持全球商品体系主导地位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