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波和积累的社会结构 —— 一个评论与再解释

1960年代，这些制度中的2个“寿终正寝”，与危机的开始是相吻合的。当美国军事力量越发陷入越南战争中，以及欧洲和日本资本家实力提升为与美国资本家相匹配的地位，美国的统治在1960年代晚期遭受侵蚀。当持续很久的低失业增强了工人阶级的势力，以及资本试图通过加速生产和增加监督对劳动进行压制，集体谈判在1960年代由“和平性”转变为“冲突性”。在1970年代早期，相对于GNP而言的军事支出，开始显著下降，这稍晚了一些。最早崩溃的那两个关键制度，应该足以瓦解作为整体的SSA，并开启长波收缩阶段。美国的统治衰落，布雷顿森林体系变得难以运转并在1967—1973年间崩溃，而OPEC得以在1973年逆转廉价原材料政策，和平的集体谈判崩溃，加剧了工作场所的阶级冲突，进而导致生产率下滑和利润减少。

SSA方法的“核心版本”，其自身有若干歧义和潜在问题。如何从长波扩张开始就在场的那些制度中，来确定哪些制度是构成新兴SSA的核心？能够处于一个SSA核心的制度类型是否存在限定条件？那些用来保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市场长期充足的制度功能是什么（例如，经济的军事化）？此类制度，如何纳入到从根本上是用来稳定阶级冲突和竞争的SSA图景中？

这些歧义和问题都需要解决，针对此，SSA方法的“核心模型”以试探性的方式可能成为传统SSA方法的一个替代。改善“核心模型”，对“核心模型”和“传统版本”之间进行对比，所需要的远不止理论上的探索。接下来，需要运用“核心模型”，对不同国家的“长波”和“SSAs”进行历史考察。理论分析和历史考察会进一步回答这些问题。

【作者：大卫·科茨,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当代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代表人物，美国麻省大学经济学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译者：张开，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教授；顾梦佳，中央党校2017级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崔晓雪、李英东，中央党校2015级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2期，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