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哲学

七、追悼会制度：政治伦理与普遍历史

黑格尔那里，“精神”在它的现实运动中创造世界历史。在毛泽东这里，具备“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的革命队伍在劳动和斗争的实践过程中创造世界历史。在《为人民服务》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毛泽东提倡集体追悼的牺牲的革命同志的追悼制度：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在张思德追悼会，包含着追悼仪式和致追悼词，这两个制度成为现代中国追悼制度基本环节。追悼仪式涉及的关键问题是，谁有资格受到追悼以及谁在追悼？谁有资格被哀悼？毛泽东回答说，只要是革命队伍的一员，只要实践“为人民服务”精神，为革命工作而死，都有资格受到革命同志甚至是全国人民追悼。在中国死亡史上，这是一个破天荒的创举。因为“为人民服务”主体没有血缘或身份性的特殊限制，因此追悼制度的主体面向一切勇于实践“为人民服务”的人。这意味着，尽管被追悼者在生前的地位、身份、能力乃至性别这些天赋的和后天（社会）的“特殊性”存在差别，然而只要被追悼者实践于“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就理应得到革命同志和党外群众（老百姓）对“革命同志”的“普遍性”悼念。追悼仪式的资格标准是“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实践，包括（像奴隶一样）劳动和（像主人一样）斗争的综合实践。站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主奴辩证法的角度，“为人民服务”的主体——革命者——克服奴隶与主人的根本区别，既然能像“奴隶”一样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又能够像“主人”一样在明知人必有一死的情况下接受生死斗争的考验，这样的“人”——也就是革命队伍的同志——在主人的死亡意识中像奴隶一样自由（自主）地创造历史，他们是（劳动的）奴隶与（战斗的）主人的综合体。

革命队伍通过追悼会制度寄托对“为人民服务”而献身的革命同志的哀思。在劳动和战斗的服务意义上。“为人民服务”革命者既在历史中保存自己的自由和特殊性，又获得了普遍实体的承认。这种普遍的承认的标志就是追悼词。在张思德追悼会上，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军队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为张思德这样一名普通战士致悼词，使得在场听众以及读者张思德事迹感染和鼓舞。作为一个烧炭（劳动）而死的普通战士，通过《为人民服务》这篇悼词的流传，张思德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普遍承认，对于人的欲望而言，这是最高的满足。对于人的个体性而言，这种承认是在肯定张思德的个体性基础上扬弃张思德的地位、身份、种族等等特殊性，只保留了“阶级”这个最后的特殊性——因为敌对阶级尚且存在。

追悼会制度不仅是面向革命队伍的一种政治制度，它的更大雄心是推广到人民中间，成为一个普遍的制度。在演讲的最后，毛泽东也希望追悼会制度以及“为人民服务”精神实践能够为更多老百姓接受。这预示着一种比张思德这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更为“普世”的“新人”出现：一个进行“为人民服务”的不普通的精神实践的普通人。这类新人打破了普通人与伟人的区分，最终指向一个普遍同志的国家中的一个真正的“公民”。“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的生活意义，因为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所以“为人民服务”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伦理和根本宗旨，而且是凝聚中国人民的集体意志的最高道德理想。

通过寄托对牺牲同志的哀思，牺牲的个别意志被普遍意志认同、吸纳和升华，从而进入普遍意志创造的普遍历史。追悼会制度并不局限于革命队伍，而是需要推广到人民中去，使得“为人民服务”政治伦理从少数的革命队伍进入“人民”中去。这蕴含着人民自己意识到自身的个别意志与普遍意志的统一可能性，一旦在历史中沉默的人民就会被革命队伍的奋斗和牺牲的“为人民服务”所感动，人民的意志发生革命，进入“为人民服务”的普遍意志，也因此进入全世界受难的人民追求解放的革命的普遍历史。在一个有朽的世界里，进入普遍历史赋予一个普通个体以“不朽”历史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得以理解毛泽东的论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普遍历史意味着“为人民服务”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民的普遍解放和自由。这规定中国政治的实践的无止境，也蕴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建新的世界普遍政治的可能性：因为中国人民是世界人民的一部分，以自由和平等最终目标的世界人民解放，是无止境的。就此而言，“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治”蕴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劳动和斗争”创造新的世界普遍秩序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