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粮食是否过关问题：
顾龙生所征引的（中央）版本：
【“至少十年内不要宣布粮食问题已经解决。哪怕是每个人有一吨、一吨半粮食，都不要宣布粮食问题已经解决。我们国家有6亿人口，将来是8亿、9亿，那么多，不说已经解决了，这样才保险一点。要借鉴苏联的教训。”】
冯克见到的甘肃版本：
【“十年后粮食问题解决了，也不要说解决了。”】
以上三个版本相比，严格来说，最欠准确的，恰恰是冯克见到的地方版本。拿毛泽东说的基建项目问题为例，地方版本记录的是“削到500个”；薄一波的版本则是“削它500个”。具体的数字，则是邓小平1959年4月5日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根据毛“削它500个”的指示，代表政治局常委宣布：“基本建设项目由1500个缩减为1000个左右。基本建设项目投资由360亿元减为260—280亿元。”[41]此前一天，李富春也宣布：“基建项目原安排1500个，现削500个，剩下1000个。”[42]由此可知，冯克所见的甘肃版本里“由1078个项目削到500个”的说法，并不准确。（更不知此一“1078”之数从何而来？盖邓小平在稍前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还报告说：基建项目由“1639个减为1581个”[43]。）毕竟基建项目乃“全国一盘棋”的范畴，薄一波先是主管国家建委，后管国家经委；邓小平身为总书记，又为毛的副帅；李富春则是国家计委主任，他们所传达的中央版本显然要比地方版本可靠的多（按，最为可靠的文本当是中办机要室的速记草稿，或由毛本人修改过的（内部）讲话记录稿——如本文多处征引的《郑州会议记录（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三月五日）》）。甘肃的版本既然弄不清全国基建项目的准确数字，则我们更有理由料断“不如死一半”之说未必是毛的原话。（按，甘肃版记录的是由1078削到500，这确实是“死一半”。但由邓小平和李富春代表中央宣布的数据，则是由1500个缩减为1000个，只是削减三分之一，并非“死一半”。这说明毛泽东确实如薄一波本人的记录，下达了“削它500项”的指示，但甘肃领导人由于不悉全盘数据，便可能自行演绎出“死一半”之说。）总之，冯克凭借未必可以全信的地方版本，不加辨析，不做交叉验证，反而偷梁换柱，纠缠他所曲解的毛泽东的一句话，以构建他全书的主题。如此的学术乌龙，号称治学严谨，简直匪夷所思。
本来，任何历史的考察，除了解析文本的上下文外，更需掌握历史的上下文，也就是历史现场的前后背景。就以毛泽东对“死人”或“饿死人”的态度而言，就不乏可资考量的文献。这之前，如1957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处分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等人的决定。理由正是他们对广西省先前发生大批农民逃荒，甚至饿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仅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44]。又如，1958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说：“一定要使生产者能够吃饭，吃得好一点，一定要保证食品中有足够的热量和营养。……搞社会主义有优越性，但是死人，成万的死，这叫什么优越性？”随后（11月21日）又在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现在要减轻任务……”明年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不能总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否则，“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搞那么多吗？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这之后，刚开完上海的八届七中全会，反映山东等五个产粮大省春荒缺粮的报告，及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十五个省春荒情况统计表，就到了毛泽东手上。毛随即指示周恩来，请将此材料，“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同时，“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毛还刻意为这两个文件加上警醒的标题：《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以示关切，并引起严重注意。
诸如此类的背景史料，在公开或内部出版物中，俯拾可得。如果冯克稍加留意、摒除偏见，就不当得出有悖诚实、平衡、公正原则的历史叙述。冯克尝辩解说，中共内部的“秘密”讲话较诸公开文件，更加可信。因此抓住毛在“秘密的”上海会议里说的“不如死一半”不放。然而，稍前的郑州会议，同样是规格等同的“秘密”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在会上所说“以不死人为原则”的秘密讲话，冯克何以视而不见呢？
再如毛说的“粮食收购不超过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及“抽（调）16000辆专门从事粮食和其他商品的运输”，也是冯克屡屡抓住不放、用来丑化毛泽东的两句话，亦皆有背景资料可查，有助于正确的文本理解。
不可否认，毛泽东这时在极其错误的以为“全国粮食大丰收”的认识前提下[45]，说过“粮食收购不超过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以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话。然而，此话稍前的背景恰恰是因为当时多数地方超过了这一限度，过分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为此他一面提出警告会出现“危险”的局面，一面批评吴芝圃，也同时数落斯大林。试看他于稍早前1959年2月28日在郑州会议上说，“今年要出个安民布告，生产多少，征购多少，吃多少。（讲全国）一盘棋，大部分是五亿农民，第一是安排社员的生活，第二是安排积累。公社积累18%，加上国家税收7%，共25%。现在很多地方超过了这个比例，是很危险的，就会犯斯大林的错误。”[46]“去年积累多了些，但还是大家的，讲清楚。但今年不多搞了，不会有去年那样多，早宣布。”[47]当天在与河南信阳等四个地委书记座谈时也指出：“积累不能超过18%，税收不超过7%，合起来不超过25%。大家都想积累多一点办工业，这也是好心。斯大林就是这样的政策。斯大林从建国到1953年为止的30年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搞了一个集体化，搞了一个机械化，但是，他死那一年的产量和沙皇时代一样。”[48]
此时，毛泽东还专门计算了河南的情况，批评吴芝圃向农民征粮太多。他说：
【“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民总产值的7%左右，不算多，农民是同意的。但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总收入中抽去的积累太多。如河南，竟占26%，连国家税收7%，共为33%。再扣除1959年的生产费20%，再加公益金、管理费，共计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47%以下，我认为个人所得太少了，不合物质刺激的原则。政治不可少，七分政治，三分物质太少了。”[49]】
换言之，毛说的收购三分之一，是个上限。超过了这个限度，农民就要造反，政权就有危险。1953年统购统销政策推行后至1958年大跃进，收购比例分别为32.1%，35.0%，31.4%，27.4%，29.9%，25.1%。[50]1954年的35%显然超过了毛泽东的上限。因此他特意警告：
【“我们54年犯过错误，征购太多，要搞九百三十亿斤粮食，结果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食。”[51]】
至于针对有人（李先念或某省委书记）建议“抽调1000辆汽车运粮”，毛下令大量增派车辆一事。当时工业战线过长，全国运输紧张之故（先前二月，15日的中央文件已谈到“当前运输紧张状况”[52]；就在上海会议上还专门讨论了如何“解决当前的农村运输和由农村到车站码头的短途运输的紧迫需要”[53]）。收购粮食若不尽快运输入仓，势必腐烂。故毛指示“抽调16000辆专门从事粮食和其他商品的运输”，未尝不是出于这一考虑。
然而，对于这样正面的理解，冯克显然毫无兴趣，对于这类同样是“内部”的材料，他视而不见。反之，他孤立并割裂历史语境，一定要把毛的加派车辆和“三分之一”之说，解释为毛的狠毒冷血，只顾抢夺粮食，不顾农民死活。并以之旁证“毛是最大的杀人屠夫”[54]。
冯克不仅在处理“内部”史料上（即他所称独家掌握的“未经修饰的党内会议记录”[55]）暗耍手脚，即便使用公开出版物时，也表现出同样草率胡乱、忽悠读者的态度。且举一例观之：
公开出版的《江渭清回忆录——七十年征程》有下列一段话：1958年4月上旬的武汉会议，“当我讲到江苏今冬明春水利建设准备搞三亿方时，主席插话说；吴芝圃讲搞300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200亿方，我看得死2万人，渭清讲搞3亿方，可以一个人不死。他们都是虚夸。”“晚饭时，曾希圣当着我对吴芝圃（和柯庆施）他们说：‘圣旨’夸赞江渭清讲得好，害得我们都挨了骂。”[56]
冯克在其书中（第33页）关于水利工程一章引用这同一段话时，把“1958年4月”误写成了“1958年3月”[57]；“渭清讲搞3亿方”变成了“渭清讲搞6亿方”。而毛泽东批评吴芝圃、曾希圣“虚夸”的一句话，偏偏就给掩饰删除了。更令读者骇异的，冯克完全背离这段话里毛泽东批评劳民伤生的本意[58]，反而凭着由他篡改过的文本，立即得出了以下结论：
毛泽东明明知道水利工程会死人，却不惜动员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结果造就了类似后来的波尔布特对待柬埔寨一般，把甘肃的农村变成了人类的屠宰场。[59]
在标榜学术规范的西方，居然出现这等任意乃至恶意裁剪原始史料的著作，美誉为“治学严谨”，竟然还能荣获英国的学术奖，不亦怪哉！
关于第五条，先前历史学家们所叙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八个月的“纠左”和“替农民说话”的事迹，不过是个神话，“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毛泽东主导的三面红旗的历史，自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发动，至七千人大会以惨败检讨收场，乃及先前的“反反冒进”及后续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本是一段波澜起伏、反反复复、犯错纠错、纠错犯错的曲折历程。恰如毛自己形容的“波浪式的运动”。由于毛的干纲独断，乃至他的辩证哲学的两面性，抽鞭子和勒缰绳者，在当时的中国，除了毛泽东，并无第二人。他既有引领国人大唱跃进狂想曲的一面，也有带头降温、冷静头脑的另一面。在庐山会议前的八个月里，毛泽东率先领头匡正他所发现的“只是一个指头的错误”。根据局内人薄一波的观察，这段时期的大多时间，毛泽东“一路奔波，夜以继日地紧张地工作，风尘仆仆，深入实际”[60]，一面研究调查，一面找地方官员谈话。我们不妨说，这几乎是他建立中共政权以来并不多见的最为勤政爱民的一段时期，绝非冯克在电视片里有意误导观众的镜头那样：歌舞升平的毛泽东先是在饭店里搂着女人跳舞，随后便发出了“不如死一半”的狠话，制造了哀鸿遍野。[61]此处就以处理农民瞒产一事而论，毛在批示了赵紫阳和陶铸反瞒产的报告[62]后不到一周，便意识到这是错误的政策[63]和“共产风”造成的现象，随即在2月28日的郑州会议上指出：
【“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有点紧张。一是粮食问题，二是供应问题。农民瞒产私分是完全有理由的，不瞒产私分不得了。就是我们的手伸的太长，拿的太多，他们就不得不瞒产私分。（这是）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错误。这个问题不很好解决，很可能会犯斯大林的错误，农业不能发展。”[64]】
此后连续几天的长篇讲话中，毛泽东反反复复地强调农民吃饭的神圣权利，和打击瞒产私分的错误：
【“瞒产私分……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不应该批评瞒产是本位主义，东西本来是他的，你不给他分，他只好瞒产私分”，“农民实际所得30%，但农民要活，因此要瞒15%，方法几十种，这是合法权利，而我们批评他们本位主义实际是违反按劳付酬的原则。”[65]
“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66]
“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30%，瞒产私分15%，共45%，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义。”[67]】
相对于他的“工业要出秦始皇”（大砍基建项目）的指示，毛泽东这时警告农村公社干部：
【“变秦始皇就危险，十三年亡国。隋炀帝三十一年灭亡。一不能统一拉平分配，二积累（不能太高）”[68]。】
面对这些白纸黑字，这些同样是毛泽东的“绝密谈话”，冯克仍然否认毛在庐山会议前维护农民的言论，显然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刻意地一笔抹杀！
在彭德怀为民请命的万言书激怒毛之前的八个月里，毛泽东主导了“压缩空气”、压低指标[69]，以及压制“共产风”等种种举措。这些内容载诸大量史籍，中外学者皆有论述[70]。对此，冯克也同样武断地一笔抹杀，认为是无稽之谈（“根本就没有这回事”）。而他立论的唯一根据，就是发现了广西省委书记伍晋南1959年二月传达的邓小平的指示：“要热不要冷”。
邓小平“五字箴言”的来历，究竟如何呢？尽管毛泽东在头一年11月的武昌会议提出“压缩空气”，同时把基建由北戴河会议决定的1800多项减为1639项，1959年1月26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报告时，还是说了“搞高潮的一套办法要拣起来，搞得轰轰烈烈，不要太冷，要热。”[71]伍晋南在2月14日传达的，自然就是这一精神。然而这一“要热不要冷”的精神与郑州会议后的相对冷静和降低指标，并不冲突，恰恰是毛泽东所号召的做个“冷静的促进派”。也正如邓本人后来在上海会议上的说明：即便是降低的指标，也“要全党努力，充分利用群众路线……要把全国人民干劲鼓得更足些，才能实现”[72]。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之后，又加大力度地“倒退”。即以毛最钟爱的“以钢为纲”为例，钢的指标由北戴河的3000万吨减为武昌会议的2000万吨。1959年3、4月，在上海会议上再降到1650万吨，5月间，毛又委托陈云研究后再进一步压缩至1300万吨[73]。
是则，以精神“鼓气”之说，否认大多指标实际降温之实；乃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以邓小平在一月间的话头，否定毛泽东在此后的更加相对冷静的政策，又是顾前不顾后，颠倒了事状先后的时序。对于庐山会议前这段八个月纠“左”纠偏的历史，冯克声称“根本就没有这回事”。自认为颠覆了前人之说和既有文献。然而，他在全书中，却没有丝毫论证，仅仅是引用了邓小平的片面之词，便一笔勾销了毛泽东八个月的努力事迹。如此轻率肤浅地运作史料，武断任意地立论，绝非公正严谨的学术态度。
小结
《美国的再造新生》[74]作者李尔斯（Jackson Lears）尝言，“人类的历史本是追求渴望的历史”（All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longing）。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谋图超英赶美，正是他鉴于鸦片战争以来，国家屡受屈辱，人民一穷二白，而企图翻身的渴望，更是他所怀抱的强国裕民的中国梦。岂奈他不解经济规律，依赖战争思维与政治手段从事经济建设。加上他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独裁固执等缺陷的领袖风格，结果反而验证了英国马克思学派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的感叹：“一切历史都是事与愿违的历史”（all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是好心不是好意（不是好主意）”[75]。他的乌托邦的崩溃与共产梦的破碎，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造就了刻骨铭心的悲剧，是那一代亿万无辜中国人的悲剧，也是毛泽东本人的悲剧。就愿望来说，并无证据显示毛有残害人民的罪恶初衷。冯克屡屡以毛说的“不如死一半”为毛蓄意杀人的证据，本是典型的诛心之论。
翻检《大饥荒》一书，多处征引以丑化毛泽东为业的李志绥及张戎的著作，便可想见冯克写作的倾向性[76]。冯克当然有权利表达他的道德价值观和个人偏见，然而历史的写作，毕竟不是中世纪的道德剧。即便存心丑化或美化，抹黑或漂白，学者必须首先忠实于史料，立根于证据，而非扭曲史料，篡改证据。此亦清代校勘大家段玉裁所谓“欲求立论之是非，必先定底本（文本）之是非”的治史宗旨。此外，学者若以先入为主的偏见出发，一开始就把毛泽东定性如斯大林、波尔布特之流的人物，如此的研究是无法洞察道德逻辑之外的、如“好心办坏事”这样的历史悖论。也无助于读者了解大跃进运动的跌宕起伏，及其深沉的悲剧性。
注释：
[1]按，英文“手枪冒烟”（smoking gun）一词，源自侦探小说福尔摩斯。1893年作者柯南道尔描述一桩残暴的谋杀案时，使用了“a smoking pistol in his hand”一语（“看见那个冒牌牧师手里的枪正冒着烟”），意指抓到了凶手开枪杀人的证据。此处《大饥荒》作者冯克声称见着毛泽东有“大家吃不饱，不如死一半”一说，便认定这是毛泽东的“手枪冒了烟”，坐实了毛泽东“草菅人命”的证据。
[2]Mao’s Great Famine：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1958—62，Bloomsbury Publishing，London，2010.
[3]“stunningly original”，见The Guardian，
http：//www.guardian.co.uk/books/2011/jul/06/samuel—johnson—prize—mao。
[4]张戎，英国华裔作家，原为干部子弟（其父曾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2005年与其夫婿Jon Halliday 出版《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把毛泽东写成只有邪恶一个面向的简单历史人物”，极尽妖魔化毛泽东之能事。该书认为毛泽东根本就是“魔鬼胎里蹦出的妖怪”，“一个权力熏心的性虐待狂、土匪，懦夫、游手好闲、民贼独夫、奸诈愚夫、蹩脚的演说家、自私自利只能赢得下属鄙视的领袖、一个无能却残暴的军事家、是凭着机会主义和纯属运气上台的中国革命头子”。连毛泽东的普通话不够标准，都成了她嘲笑的话题。
对这一心存仇恨与极端偏颇的观点，中西学界纷纷拍案而起，诸如Timothy Cheek、Geremie Barme、Alfred Chan、Lowell Dittmer、Andrew Nathan、Jonathan Spence、David Goodman、Gregor Benton、Steve Tsang、Mobo Gao、陈永发、章立凡、金小丁等严肃史学大家，皆有长篇论述。读者可参阅THE CHINA JOURNAL，NO.55，JANUARY 2006，第95—139页，或Gregor Benton 与Chun Lin所编《毛泽东真是大魔王吗？》一书（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Routledge，2009.
[5]Mao’s Great Famine，p.333.
[6]《金钟专访〈毛制造的大饥荒〉作者冯克》，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72。
[7]Mao’s Great Famine，p.298.
[8]Ibid.，p.xii.
[9]Ibid.，p.170.
[10]Frank Dikötter，“Response”，The China Journal 66，2011，p.162.
[11]The China Journal，66，p.162.
[12]见〈金钟专访《毛制造的大饥荒》作者冯克〉，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72。
[13]对此一指控，杨继绳回应如下：“冯克说我研究各省的死亡人数是‘无聊’，对这个指摘我不作回答，请读者评论。不过我要说明的是，对这个‘无聊’的事，我确实下过很大的功夫。例如，我向多位人口学家请教过，同他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我几乎找齐了中外人口学家对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的资料，研究他们的方法，分析他们的计算结果。我还把分省的30册《中国人口》中有关资料，一本一本地抄录，将抄下来的数据列成表格，再一个省一个省地计算。每天下班后就计算，一个晚上只能算出一个省。我为什么对这种‘无聊’的事下如此大的功夫？我珍惜生命，每一个数字后面就是一批从生到死的生命。”见杨继绳：答冯克先生对《墓碑》的评论，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srsh/201111/Article_20111116040440.shtml。
[14]Mao’s Great Famine，p.304.
[15]Mao’s Great Famine，p.304.
[16]杨继绳：答冯克先生对《墓碑》的评论，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srsh/201111/Article_20111116040440.shtml。
[17]Mao’s Great Famine，p.170.
[18]Ibid.，p.169.
[19]此处译自冯克Mao’s Great Famine一书，第169—170页。
[20]见1961年5月11日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
[21]亚洲周刊访冯克，
http：//www.zhaoshuli.org/bbs/show.asp？id=83380。
[2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30页；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选载之三：〈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努力〉》。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3]见《李先念年谱》第三卷，第132—133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30—831页。
[2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57、169页，分别改题为《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关于请上海会议各同志阅读薄一波发言稿的批语》。此外，《毛文稿》中还刊载了《对上海会议纪要修正稿的批语和修改》及《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第184、196页，分别披露毛在三月上海会议时期的讲话内容。
[25]即《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1959年4月上海会议纪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59年）》，第162—182页。
[26]“我的中文不算很好，但阅读包括看手稿写文稿、书法都沒有问题”，《金钟专访〈毛制造的大饥荒〉作者冯克》，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72。
[27]见本文《附件》。
[28]http：//www.dailymotion.com/video/xv1gs6_la—grande—famine—de—mao_news&start=1928
[29]笔者按，这一来自甘肃地方档案馆的记录，似乎反映了毛所说“死一半”的意思，但其具体的基建数据，未必准确，详见下文。
[30]此处冯克引用毛的“三抓”时，偏偏略去不利于他论证的“抓实”一词，当非偶然。这又是冯克耍起小动作的一例。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第133页。
[32]冼丽婷、冯克查阅中共解封档案写成大饥荒历史，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01111/14649870。
[33]见“Document 5”（文件5），Zhou Xun（ed.and trans.），The Great Famine in China，1958—1962：A Documentary History，New Haven，CT：Yale，2012。唯本书还是弄错了时间（把毛26日的插话误为25日的讲话），第23—25页。
[34]按，本文撰就后，据权威史家杨奎松告知笔者，“毛讲话插话历来记录甚多，各主要省档大都留有至少三套相关材料，一是会议统发的会议材料，记录是中办做的；一是中办统发的毛讲话记录（标明未经毛审阅）；一是第一书记的记录稿。相信薄、邓自己也有相应的各自的记录稿。这些不同记录稿中会有文字上的差异和详略的不同，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文字、数字上意思相反的情况，是肯定的。这方面的情况实际上在1949年以前的一些文献当中，如中共七大会议毛讲话，以及文革不同版本的毛万岁内容里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里面有些差异是很关键的，非详加考证不可；但有些差异只是文字上的，并不妨碍意思的理解。”
[35]Zhou Xun（ed.and trans.），The Great Famine in China，1958—1962：A Documentary History，p.25.
[3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30页。
[37]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第460页。
[38]见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选载之三：〈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努力〉》。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39]同上。
[40]按这类“用自己的口气打招呼，而不用毛主席原话向下传”的情况，未必鲜见。如同一时期，1959年4月间，关于毛泽东“农村食堂一风吹就好”的指示，李先念特别交代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要用自己的话来说，而不用毛主席的原话。见《李先念传》，第442页。
[41]《邓小平在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摘要）》，手抄件。
[4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32页。
[43]《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报告（摘要）》（1959年1月26日），手抄件。
[44]杨奎松：《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
http：//yangkuisong.i.sohu.com/blog/view/221473576.htm。
[45]就在说这话的前三天，上海会议的头一天，毛泽东还说：“1959年公购粮多少，要定下来，这有好处，就是丰收了，你送我我也不要，这样农民多分有好处。”可知他还误以为粮食会出现大丰收。（见本文《附件一》，三月二十五日《主席在上海会议讲话》）
[46]《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208页。
[47]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第450页。
[48]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第450页。
[49]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206页，及《毛主席2月27日讲话提纲》。
[50]此一数据由牛津大学的澳洲学者高安东（Anthony Garnaut）根据粮食部统计司，1959年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资料，及1983年农业部的农业经济资料，并参考杨继绳《墓碑》一书后，兑算所得，见其就冯克之著所撰的中肯洞察的书评，“Hard facts and half—truths：The new archival history of China’s Great Famine”in China Information，July 2013Vol.27No.2，pp.223—246。
[51]1958年11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第六次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154页。
[52]《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3册，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编，1986年，第3页。
[53]《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1959年）》，第176页。
[54]《金钟专访〈毛制造的大饥荒〉作者冯克》，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72。
[55]The China Journal，66，p.163.
[56]《江渭清回忆录——七十年征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1—422页。
[57]据笔者细察其他史料，准确时间当为4月4日。
[58]按：毛泽东在半年后，还特别针对水利建设，重申这一“不死人的原则”。1958年11月21日上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讲话里，就提出减少任务问题：水利建设……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恐怕也需要考虑一下。谭震林、廖鲁言同志搞的那个文件，要求全国今冬明春和明年夏天水利工程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还说一定不可少。去年冬季到今年秋季是搞了五百亿土石方，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比五百亿土石方要多差不多三倍。我看这样搞下来，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中国五亿农民，十分之一就是五千万人。你曾希圣是想搞多的，你搞多也可以，总是不要死人，以不死人为原则。（见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选载之三：〈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努力〉》。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412/c85037—21110840—3.html。）
[59]Mao’s Great Famine，p.33.
[6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18页。
[61]按，这一拿中南海权力走廊与农村茅草房里的饥寒交迫对比的手法，也是冯克自豪的笔法（见Mao’s Great Famine，页xv），故其书中时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过分夸张对比。
[62]1959年1月27日，赵紫阳报告说：雷南县1958年晚稻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达7000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陶铸负责的广东省委肯定了这个报告，并于二月中旬上报中央，内言：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的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2月22日，毛泽东对此批示，认为“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63]严格说来，毛泽东先前已表露出他同情农民瞒产的念头。1958年11月21日上午，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说：“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选载之三：〈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努力〉》。更早些时候，在发动大跃进之前，毛也说过：“农民瞒产量可以原谅，他是没有看清前途，但不能提倡。如果像现在这样搞法，增产七百亿到一千亿斤，我们国家一年征购只八百多亿，这就等于不要征购了。他们何必再瞒产？到那时，全国粮食总产量就有四千多亿，即使多购一点，他们也不伤心。瞒产的原因，主要是干部带头和粮食不足。今后要把底告诉农民，把全国总账告诉他，你再增产国家也只要这么多，今后征购以后的余粮也保存在乡、社”，见1958年4月《毛主席在武汉会议上的插话》，第26页（内部材料）。
[64]《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208页。
[65]同上书，第204页。
[66]同上书，第215页。
[67]同上书，第217页。
[68]同上书，第208页。
[69]即降低粮、棉以外的各项工农生产指标。
[70]英文著作如哈佛大学麦克法夸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册，第六章；笔者与泰伟斯合撰的《中国的灾难之旅》（China’s Road to Disaster），第四章，第119—176页，皆有长篇论述。
[71]《毛泽东年谱（1949—1976），选载之三：〈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努力〉》。见1959年1月26日条。
[72]《邓小平在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摘要（1959年4月5日）》，内部手抄文件。
[7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33页；又见新披露的，毛的相对冷静之态，可察于他与陈云的对答：“1959年3月29日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当陈云说完全赞成砍基本建设时，毛泽东说：不仅是基本建设，还有生产指标也要相应地砍。我对以后每年是否能增产一千万吨钢是怀疑的，世界上没有先例。说保证多少，有个实际和不实际的问题。保证一九五九年生产两千万吨钢，一千四百万吨钢材，这是我们在武昌定的，北京一月会议还是这么定的。现在到了三月底，不行了，保证不了啦。在薄一波说钢按一千八百万吨部署，最后结果比按两千万吨部署还要好时，毛泽东说：问题是一千八百万吨钢是否也高了，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没有？”《毛泽东年谱（1949—1976），选载之三：〈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努力〉》。
[74]Rebirth of a Nation：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1877—1920，Harper，2009年出版。
[75]《对新、洛、许、信四个地委座谈时的谈话（1959年2月21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199页。
[76]无怪乎维也纳学者Felix Wemheuer比冯克之书，如李志绥和张戎所撰之伪历史，等闲齐观。见其书评“Sites of horror：Mao’s Great Famine”，The China Journal（66）：155—164。另有一针见血的评论，出自大卫·约翰逊（Ian David Johnson，2001年普利策奖得主），“China：Worse Than You Ever Imagined”，可查于《纽约书评报》，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2/nov/22/china—worse—you—ever—imagined/。
【孙万国（Warren Sun），台湾大学英美文学系毕业，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博士。现执教于澳大利亚莫纳虚（Monash）大学中文系。本文原载《还历史的本原》，李慎明 李捷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3月1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