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批判电影《武训传》？

二、当时对电影《武训传》的片面评价也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对错误思潮加以澄清

1950年底和1951年初，《武训传》上映。夏衍回忆说：“上映之后，场场满座，上海、北京和各地的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又在报刊上对此片做了许多过高的评介，这就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17]

电影放映后“好评如潮，口碑载道”，一片赞美颂扬之声。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2月30日至1951年4月下旬，仅上海、北京、天津三地的《大众报》、《文汇报》、《新民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天津日报》、《大众电影》、《北京文艺》等报刊即发表肯定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40余篇，全国各地有上百篇。上海的《大众电影》将《武训传》列为1950年最佳影片之一。

影评文章大部分认同电影编导对武训“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赞扬，调门更高。有人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切实地做到了鲁迅先生的名言：‘俯首甘为孺子牛’。”[18]他“那种不倒翁精神也正说明了劳动人民的坚韧性。”[19]“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20]他“能从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的实际情况里，了解了封建社会的封建的家族和亲友关系的必有的坏的发展和无限的阴谋。”“他是惯于韧性战的一个智慧的义学组织者。”[21]“他的坚苦不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动，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学习的榜样！”还有文章把武训与周大进行了比较，说武训是“认为穷人要想翻身报仇，只有让穷孩子们都有书念才行。”“忍辱行乞，走向那条艰苦漫长的道路。”而周大则干起“响马”“起来进行反抗恶势力”，武训和周大的思想和行动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关于中华民族的革命性的论述。[22]

大家还歌颂《武训传》是“具有相当高度思想性”[23]，“富有历史意义的教育片”[24]，“是强有力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鲜血淋漓的写照。”“它会告诉你一个受难劳苦农民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后一代工作。”[25]“可以看到阶级友爱的伟大，到处洋溢着这种爱、这种意识。”[26]“为武训先生那种坚强不屈舍身为穷苦人们服务的精神所深切的感动着、教育着”[27]，因此，人们纷纷表示要“学习武训无条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28]育才学校的一位老师说：“看完这张片子之后我哭了。我哭。不是伤心，而是觉得只有在穷人里面才能产生出武训这样的人。”[29]这些连篇累牍的肯定和赞扬文章，同样充斥着唯心史观和改良主义思想观点。

1951年3月25日，《进步日报》发表了晴籍所写的《武训不是我们的好传统》，提出异议：“这样一个软弱的人物跟今天我们站起来的中国人是多么不相衬？他能在我们要培养的新英雄气概上起点什么作用呢？”文章最后指出，“这个人物不是我们要继承发扬的好传统”。“我们不应该无批判地称赞《武训传》，更不能无条件地学习他。”但4月4日，就有3篇文章[30]对该文进行批驳。其中一篇文章辩护说，武训“只是想在封建统治下，划出一个特殊的地区，来培养革命的干部。”[31]

年初与电影放映的同时，还出版了几本书。有孙瑜著的电影小说《武训传》（上海新亚书店出版），李士钊编、孙之隽绘的《武训画传》（上海万叶书店出版），柏水编的章回小说《千古奇丐》（上海通联书店出版），金陵大学影音部编绘、杨宝楠画的连环画《武训》（上海大众美术出版社）等，同样对武训和“武训精神”极为推崇。有的认为，“实际上武训先生是一个最典型最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身体力行者”。“先生的反地主、反恶霸、反封建制度、反缠足、反迷信等进步思想，他那种坚韧的斗争意志，虽然表现在不同的行动里，但他终身不渝的尽力于‘义学’这一件大事业，对于人类历史和劳动人民的影响则是永垂不朽的。”[32]“武训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农民劳动模范的具体代表人物。”[33]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对一个思想混乱、倾向错误的影片“好评如潮”，甚至许多“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也称赞武训的精神，这是毛泽东决定要开展批判的关键。虽然如夏衍所说，许多过高的评介，有与电影有深厚渊源的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的贡献，“好评如潮”也有导演孙瑜和演员赵丹是著名影视人的影响力，但也说明这样的观念很有社会基础，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集中流露，反映了这个群体的认知水平。林默涵回忆：“电影《武训传》出来以后，不少人说好，据说毛主席看了这个片子，几个晚上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最后下决心要批判的。”[34]这与夏衍的回忆一致。

毛泽东亲自动笔修改胡乔木起草的《为什么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一文，将标题改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态度更鲜明；并批示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加强导向作用。社论提出“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35]，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观点、方法，对错误的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同时，对在《光明日报》、《工人日报》、《新民报》、《北京文艺》、《天津日报》、《进步日报》、《大公报》、《大众电影》等十几家报刊上发表的赞扬《武训传》的文章，公开点名批评。

三、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针对党内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教育

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毛泽东强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因此，他提出批判电影《武训传》首先是要求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联系实际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清除侵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

这是有针对性的。《武训传》剧本是在中央文教委员会审定的，贷款也是由文教会决定。剧本送中宣部，也没有发现问题。样片请华东局宣传部和市委共同审查。郭沫若在《武训画传》的序言中说：“在吸别人的血以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但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虽然指出了局限性，但主要还是肯定的。1951年2月，孙瑜带着拷贝到北京请周恩来等领导审看。2月21日晚7时，周恩来、胡乔木、朱德、茅盾、袁牧之等百余位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某大厅观看了此片，放映后没有提什么意见。周恩来等只是就某一细节问题提出修改意见。[36]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的戴白韬还在《文汇报》发表了歌颂武训的文章。[37]因此，首先要对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

3月24日，周恩来召集沈雁冰、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加强对电影工作领导的问题，会议决定：（一）目前电影工作的中心问题是思想政治领导，为此应组织中央电影工作委员会，草拟一个关于电影工作的决定，对《武训传》的批评需事先与该片编剧孙瑜谈通。（三）电影批评的标准，主要看大的政治方向，目前还不宜过分强调艺术性。[38]

3月下旬，开始批评《武训传》的立场与观点的错误。周扬“在三月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对这电影作了批评”。[39]4月20日，周扬在政务院第81次政务会议上作题为《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1951年计划要点》的报告，再次点名批评《武训传》，说：“昆仑公司的《武训传》就是一部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传统作了不正确表现的，在思想上错误的影片。”[40]4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连续发表三篇批评文章。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一文指出，武训的兴义学的这个举动，绝不是什么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旗帜，也不是什么有着太平军一样的“革命的意义”，武训刚好和这些虚伪的赞美相反：是没有站稳了阶级的立场，是向统治者做了半生半世的妥协和变节。因为《武训传》在教育界影响很大，江华发表《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文章指出：从一些对于武训这个历史人物的分析中，有很多极端缺乏阶级观点的说法；从一些对武训苦行兴学事迹的探讨中，有很多完全违反唯物史观的论调，特别是从对于中国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上，更有很多糊涂的观念。和武训一生事迹紧紧地联系着的，对于教育事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看法，也值得分清是非，消除各种各样混乱的观点。建议教育界普遍地进行对于武训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研究，使教育工作者从思想上、理论上，大大提高一步。当时的团中央副书记许立群觉得陶行知和影片《武训传》把武训捧得太高，好像那样行乞设教就能推翻封建统治似的。他就写文章投了稿。[41]认为“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的。”[42]但整体看来，批评文章的不够尖锐，针对性和战斗性不强。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杨耳、贾霁和江华的文章，以及《文艺报》发表的邓友梅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和鲁迅的《难答的问题》等文章。正如配发的编者按所说，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批判文字。这说明对《武训传》问题的实质认识不够，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一篇5月27日的检讨文章中说“三月底，四月初，渐渐看到一些反面文章，最初认为不过是‘标新立异’罢了，没有加以足够注意。”[43]因此，毛泽东要发动大讨论、大批判引起人们足够重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解决思想问题的目的。

同一天，《人民日报》“党的生活”栏目发表了《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评论，要求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担任文艺工作、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平原等地文化界的干部，尤其应当自觉地、热烈地参加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并按照具体情况做出适当的结论。“通过这一场原则性的讨论，使每个共产党员懂得革命者与封建统治拥护者的原则区别，人民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区别，民族传统中落后的、消极的、反动的东西和进步的、积极的、革命的东西的区别。”[44]具体布置是，凡是放映过《武训传》的各城市，那里的党组织都要有计划地领导对《武训传》的讨论，要把领导这一讨论当作一个严重的思想教育工作。

5月20日《人民日报》的评论还预期：这一场思想讨论将会极大地提高每个党员的思想水准，丰富我们党的学习生活。同时，也会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性，使我们了解一个共产党员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应当表扬什么，反对什么，对于错误是应当采取自由主义态度还是应当采取革命的斗争态度。[45]毛泽东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抓住电影《武训传》存在的思想问题，通过讨论和批评，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首先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

胡绳对毛泽东的思想作阐述，指出，“不应该抽象地看‘普及文化教育’。”“人民的‘文化翻身’，必然追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翻身而来，决不能是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变革的前提。在革命斗争时期普及反动的文化教育，其意义就是阻止群众的觉悟，抵抗革命斗争，所以是反动的，是向反动阶级投降。”[46]6月1日，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仅仅10天后，郭沫若写出《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刊登在6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他表示自己犯了错误，“主要的原因是不曾从本质上去看武训，且把他孤立地看了，更不曾把他和太平天国与捻军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

徐特立、马叙伦等文教系统的负责人也作检查。马叙伦认为自己“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并且还在领导全国的教育工作，却还来盲目地表扬武训，更是不可饶恕的错误。”[47]

夏衍回国一个多月后，在8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做出诚恳的检查。他说：“上海是一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宣传侵蚀的地方，也是一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长期发生重大影响的地方。同时，从长期反动统治下面刚刚获得了解放的上海进步文艺工作者，又还没有能很好地掌握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武器，在他们的认识上与实践上，和工农兵群众还有着很大的距离。”《武训传》的教训中，暴露了上海革命文艺界和自己工作中思想工作薄弱、自由主义庸俗习气浓厚、事务主义的作风，《武训传》的教训充分说明了：“今天中国的文化艺术阵线固然是统一战线的（包括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各种不同思想和倾向），但是，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唯一的领导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