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批判电影《武训传》？

四、对《武训传》的批判重在提高思想认识

那么，对《武训传》的批判是不是耸人听闻的“欲置上海那批‘党内秀才’或‘同路人’于死地”？相反，毛泽东对《武训传》的批判是比较谨慎，对创作者的批评是强调“对事不对人”。他3月初在石家庄调看了影片，尽管对影片的错误不满意，但没有立刻禁止影片放映。3月24日的会议，决定“对《武训传》的批评需事先与该片编剧孙瑜谈通”，这说明对当事人的尊重。

从5月20日到8月底，全国主流媒体，如《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天津日报》、《进步日报》、《大公报》、《文汇报》、《长江日报》、《东北日报》、《南方日报》、《新华日报》等报纸纷纷转载《人民日报》社论，并“发表许多文章，根据具体历史材料，对武训和《武训传》进行分析和严正批判。”[48]其中，《人民日报》刊登了70余篇批判文章和各种讨论及座谈会情况报道，刊登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文章40余篇。上海《文汇报》共发表批判文章80余篇，关于《武训传》的讨论报道20余篇。这就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思想批判高潮。

6月，毛泽东在审阅修改杨耳《关于武训和〈武训传〉的几个问题》一文，针对一些人说的评论历史人物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但不能用今天的观点去要求和衡量历史和古人，加写几段文字：“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武训的‘义’学，其实是不义之学。钱是残酷地括来的。一是强要来的，武训是一个以吃五毒威胁善良人民逼其出钱的恶丐；二是放高利贷（利息三分）；三是依仗官势募捐。这三种钱的来源都是不正当的。”我们说，“武训自己一个人想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49]对创作者再次提出批评。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历史上的武训是怎样的一个人，毛泽东责成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做实地的调查。调查团用了20多天时间，在当时属于平原省的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对武训的情况做调查，调阅县志，查账本，座谈，形成了4.5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毛泽东对调查记作了审阅修改，重要的改动和加写的地方达十五处之多，在7月23日至28日的《人民日报》上连载。

关于武训兴办义学，毛泽东指出：在封建制度下，“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50]毛泽东借此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武训传》是在上海摄制的，上海的报纸杂志首先发起对武训、“武训精神”和《武训传》的歌颂和赞扬，是检讨的重点地区。《大众电影》编委会在《为电影〈武训传〉的检讨并向读者和观众的建议》中，承认作为从思想上和艺术上帮助观众鉴赏电影的群众性的刊物，为了配合电影《武训传》的发行，发表系列文章盲目地把它当作进步影片宣传，是“丧失了立场”。表示“我们的政治认识和思想水平还是很低，我们应该无保留地将自己对电影《武训传》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暴露出来，对电影《武训传》及有关赞扬《武训传》或武训本人的文章热烈展开群众性的批评和讨论，以漫谈、开座谈会和写文章等种种方式，来进一步澄清电影《武训传》的混乱思想，以便通过这一次的学习，把我们的政治理论和思想水平提高一大步。”[51]办法是学习、批评和讨论，目的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水平。

在对《武训传》的批判中，中共中央始终重在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对有错误的人是团结和爱护的。7月12日，周恩来同刚回国的夏衍通电话说：“关于《武训传》的事，我已和于伶通过电话，你回上海后，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这件事是从《武训传》开始的，但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并作出安排：“文化局可以邀请一些文化、电影界人士开一两次座谈会，一定要说理，不要整人。孙瑜、赵丹能做一些检讨当然好，但也不要勉强他们检讨。最后还让我方便时可以把他的意见告诉饶漱石和舒同。”“总理又重复了一次对事不对人，要孙、赵等人安心，继续拍片、演戏。”[52]

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在批判运动进行时，专门约见了上海思想文化界的领导夏衍、戴白韬等，强调：“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你们不要紧张。本来有不同意见各自写文章商讨就可以了。现在《人民日报》发了社论，文化部发了通知（指文化部电影局5月23日的通知），这对文化、教育界就造成了一种压力，特别是对留用人员，所以你们要掌握分寸，开一些小型座谈会，不要开大会，更不要搞群众运动。你们可以公开说，这是陈毅的意见，也就是市委的决定。”[53]在之前的6月6日上海市委宣传部下发的通知要求：“讨论应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以提高思想改进工作为目的，并需要掌握内紧外宽的原则，切忌单纯的追究责任，急躁从事。”[54]因此，上海在批判《武训传》运动中，批评持“温和”状态，思想认识上犯错误，“你、我、他都有份，大家提高思想认识。”

部分文章据此判定运动之所以温和，和周恩来、陈毅等人的正确处理有关。这是偏颇的观点。毛泽东向来主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从周恩来转述关于“《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的说法，以及《大众电影》编委会的建议中看，周恩来、陈毅是在贯彻毛泽东的精神。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夏衍《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发表前夕，周扬打来电话，说文章送请毛主席看了，毛主席看了之后说：“检讨了就好”，所以要你“放下包袱”，放手工作。[55]几年以后，毛泽东在文艺界代表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问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并说：“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56]

在这次时间不长的批判中，没有因思想问题处分人。影片的导演孙瑜5月2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对〈武训传〉所犯错误的初步认识》，表示“衷心拥护和尊重”这篇社论，承认“《武训传》犯了绝大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错误。无论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的实践却证明了《武训传》对观众起了模糊革命思想的反作用，是一部于人民有害的电影。”他在运动中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但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他的工作，他仍然继续执导影片。女演员王蓓还健在，“但她已经淡忘了自己还拍过这样一部引起过‘轰动’的影片，淡忘了在影片里扮演的那个楚楚可怜的小桃。”[57]武训的后代武金兴，在1950年代一直是县劳模，没有被牵连。这些都说明当年是以思想教育为主的，所谓“欲置人于死地”，是信口雌黄。

五、批判《武训传》的意义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第一次批判运动。许多人认同发动该批判事件有着深刻的原因，事件本身有重大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产生了积极的作用[58]。新中国成立前后，“改良主义”、“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新解放区接收的知识分子中间普遍流行。改良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是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诸如“缺乏教育”、“工业落后”、“乡村失调”、“腐败”、“科学不发达”、“卫生落后”等具体原因，认为只要一个接一个地研究解决这些具体问题，就能最终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些思想主张，没有触及人民遭受苦难的制度根源，回避阶级斗争和人民革命，它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求得“根本解决”的政治主张是有本质区别的。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批评，“这是一场涉及文艺、历史、理论和思想领域的斗争，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深层内涵，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一次较量。”[59]因为这不仅仅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武训的问题，而引申到围绕着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农民斗争、人民解放等一些重大问题进行集中讨论和思想教育活动，诸如造成劳动人民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由于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地位，还是由于没文化？劳动人民怎样才能获得翻身解放，是搞改良主义还是进行阶级斗争和人民革命？对这些有关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出路的根本问题，澄清了立场与观点，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次重要的宣传。通过这场讨论和批判，使人们基本上对武训和《武训传》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对革命与改良、进步与落后、积极与消极等一些马克思主义常识问题有了基本了解。

二是对文艺工作者进行引导，帮助他们转变立场和感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承担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工作的主体，大多是中国共产党从原国统区接收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爱国、进步。但是，一方面，中国有着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封建思想源远流长；另一方面，由于近代以来，英、美等国家以教会为工具，在中国举办文化教育事业，西方长期以来“孜孜不倦”的文化渗透，加上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具有留学背景，许多知识分子存在着严重的地主买办阶级思想、改良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是重视的，新中国的建设需要汇聚各种文化人才和文化资源，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但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的政权领域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文化也必须进行改造，知识分子需要改变旧中国文化中的旧思想及方法。毛泽东的思路是“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60]。从上述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看，无论是《武训传》的创作者还是评论者，主观上都在努力去适应中国社会的变化，试图通过《武训传》来表现对新政权的积极欢迎态度，只是他们内在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不可能很快完成改变。所以，毛泽东批判《武训传》固然因为电影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很大，但并非针对一部影片，而是以这个具体而典型的案例推动思想讨论，在和风细雨触动不大的情况下，旨在通过批判下一剂猛药。因为“在新旧文化的变革过程中，有具体事件、具体人物、具体的思想焦点作为改造对象，自然要比一般地提出问题，宽泛地说有这种倾向，有那种倾向应当改变，更为引人注意，更容易深入”。[61]所以，毛泽东采取了“鲜明、尖锐、毫无吞吞吐吐”的批判方式，以唤起人们的充分重视。由电影《武训传》这个具体事件引发产生的批判，基本触及和清算了封建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教育观和历史观，为知识分子转变立场、观点，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打下了一定基础。研究者认为，“电影《武训传》批判，不仅解决了对于《武训传》本身的认识问题，而且涉及并明确了教育、历史、哲学领域内与此有关的某些问题。”因此，“这场批判，从思想政治教育上看，是一次成功的战役。”[62]

当然，知识分子立场观点的转变，不是开展一次批判或者读几篇文章就能够完成的，要一步一步来，但还是有效果的。董渭川在检查中也说：“在解放之前，我已懂得了不应该孤立起来看教育，也懂得了‘教育救国论’和‘教育万能论’的不能成立，并且在解放后，也明白了文盲是由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造成的，但是在写这篇东西时，竟然丝毫没意识到这些。我不承认是被武训的什么所迷惑，完全是我自己的糊涂。”参观团在6月到大连、旅顺、沈阳等地的参观的一个月中，看见旅大地区在解放之后普及教育，不仅七岁以上的儿童都入了学，成年文盲扫盲，40多位家庭妇女晚上上课学习的情况，从中“体会到歌颂武训之荒谬了！”[63]作家冰心谈到自己的认识，说感到“过去的创作，范围是狭仄的，眼光是浅短的。也更没有面向着人民大众。原因是我的立场错了，观点错了，对象的选择也错了”[64]

文化改造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共产党在探索方法。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图为周恩来报告提纲的手稿

三是有助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指导地位的确立，是无产阶级领导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或必然延伸。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5]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新中国文化发展的首要任务，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确立新的文化评价标准，以树立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只有对“担负起教育别人的角色”的文化创造和传播主体的知识分子进行价值观、世界观的更新和改造，才能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构建无产阶级的话语权。通过批判对旧思想进行讨论与清算，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破旧立新，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经阶段。对《武训传》的批判思想斗争的第一课，正是在毛泽东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不懈努力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分析社会的方法论，在文化领域得到迅速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念，得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认同，新的文化范式初步奠定。

当然，这次批判有缺点。本来是解决思想问题，但由党中央机关报的社论发端，领导人出面，并对40多名赞扬过武训的和《武训传》的人点名批评，这种集中火力的批判运动，容易形成一种政治压力。许多知识分子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虔诚的、自觉的，但也有一些知识分子的自我批评是为了应付“过关”，有的人在检讨中则说了一些过头的和违心的话，缺少深入的理论反思。8月8日，周扬对整个批判运动作总结，将此片定性为“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历史，文学上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上纲过高。孙瑜后来回忆说：“对于有缺点错误的电影进行批评，对于错误严重的电影进行批判，本身是十分必要的。”“批判我编导《武训传》这个电影片子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宣传唯心主义，甚至说是‘向新中国进攻’，确实使人觉得有些太厉害了！”[66]当事人是有委屈的。的确，批判《武训传》“存在片面性、粗暴和政治上上纲过高的情况，未能真正用学术讨论的方法来进行，在思想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不好的先例。”[67]胡乔木1985年的讲话中明确地说：“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这部影片的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或错误”，但所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68]并没有彻底否定批判运动的本身。毋庸讳言，当时紧张的政治空气，使广大电影创作人员的思想一时无所适从，而滋长了一种“只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的情绪，影响了艺术的多样化。但是，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60余年过去，如何看待新中国建立文化话语权、进行文化思想改造的努力，是值得史家研究总结的，尺寸长短任人评说。但如本文开头所述，一些文章一味地突出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受难史”，不遗余力控诉这件事，这种主观的情绪发泄，是不是也是一个立场、感情问题。在社会转型时期，经历文化思想转型的知识分子都会面临巨大压力，有的能顺利完成转型，有的困难很大，这都是正常的。事实一面是，个别当事人为当年的“当众检讨”，在大会主席台上“流出了忏悔的泪水”[69]而后悔；事实的另一面是，许多当事人愉快地顺应了时代潮流。苏里导演曾说过，1951年批《武训传》之后他投身到“思想改造”当中，那是他事业中最珍贵的一年。《大众电影》原主编王士真也认为，应在新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理解批《武训传》运动，因为当时发生的不仅仅是这一个运动，“我们当时是乐观的，干劲十足，向往着变革”。[70]应该说，这样的回忆真实地反映了电影人当时的精神状态——他们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对《武训传》的批判何以如此严厉，但在思想感情上，他们愿意接受新时代的感召，并按新时代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是毛泽东所希望的。

文化改造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共产党在探索方法。9月29日，周恩来到北大，向京津地区高校1700多名教师做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以自己思想改造的亲身体验，阐释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改造和怎样改造，明确要求知识分子通过改造逐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并指出：“工人阶级立场不是那么容易站稳的，需要长期地摸索、学习、锻炼。”[71]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进行正面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