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是必要的，成绩也是主要的

二、从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反映的数据看，三线企业成功或基本成功的占90%以上

关于三线建设的评价，经济效益是一个关键点。由于“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企业选址不少在不利生产地区，加上缺乏论证，上马过急，产品过分为军工服务等问题，造成了浪费，许多企业经济效益低下，是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问题是普遍的还是部分的，是多数的还是少数的，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调研统计后的整体数据定论。否定和肯定三线建设者，都是抽样举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否定者举出甘肃、陕西、贵州等偏僻山区很多企业难以生存、被迫关闭搬迁的事实；肯定者则举出攀枝花钢铁集团、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昆铁路等发挥巨大作用的成功例子。显然，靠抽样是无法进行总体评价的。

从1983年开始，历时23年完成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战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评价三线建设的新平台。

1983年12月29日，国家主席李先念在一封信中指出：抓三线建设调整，对稳定和鼓励在三线工作的同志的情绪，会发生很大作用。可以继续调整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改变三线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从长远看，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一旦爆发战争，我们的后方就会有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要经过调查研究和统一规划，在一定时候和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该把那些有条件、有前途的工程项目搞起来，使三线建设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0]

12月3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四川省原省长鲁大东任主任，钱敏、郑汉涛任副主任。任务是提出三线现有企业的调整和技术改造规划，并对其实施进行检查监督。1984年1月22日至26日，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确定三线企业调整的指导思想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同国家的长远计划相结合，合理配置生产力，大力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促进专业化协作，促进经济联合，促进技术进步，围绕三线企业军工、机械两大优势，针对布局过于分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三个症结，统筹规划，综合平衡，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把三线地区建设成为平战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为国家的国防现代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由此，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方针基本确立。

会后经过半年多的调查排队，基本摸清了现有三线企业的状况：三线地区共有大中型企业和科研设计院所1945个，属于第一类即布局符合战略要求，产品方向正确，有发展前途，经济效益好，对国家贡献大，建设是成功的，占48%；属于第二类即建设基本是成功的，但由于受交通、能源、设备、管理水平等条件的限制，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特别是产品方向变化后，经济效益不够好的，占45%；属于第三类即有的选址有严重问题，生产科研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有的至今产品方向不明，没有发展前途的，只占7%[11]。

这个数据说明，那些说三线建设主要是浪费，建成的只有30%的判断，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到2006年，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工作基本完成，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三线企业的周边环境得到改善，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大大提高。三线企业的调整搬迁，使一批长期受恶劣地理环境制约的企事业单位改善了生产、生活环境，能够依靠自身优势，比较平等地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因而生产能力大大提高，经济效益逐步上升。

（二）促进了企业自身的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更新。首先是同产品结构优化和能力调整相结合，其次是同技术改造与引进相结合，再次是资产重组和企业改制相结合，最后是同地方经济相结合。大多数企业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三）职工队伍得到稳定，技术力量后继有人。经过调整改造后，多数企业靠近城市，经济效益显著提高，解决了住房、交通、子女入学等问题，生活条件和文化氛围有很大改善，具有了人才吸引力。

（四）促进了三线企业的体制转轨和经营机制转型。许多企业在调整改造中实现了军品民品分离，生产经营与后勤服务系统分离。民品生产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单位，积极进行公司制、股份制度的改造。

当1992年中共中央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这些企业面临着新的转变机制，三线建设遗留的问题更加凸现出来。如果说三线企业“脱险搬迁”的布局调整，还是一种位置的移动，与同当年一二线企业向三线搬迁有相似之处的话，那么，大多数仍然保留在原地的三线企业，面临着的则是从未尝试过的脱胎换骨的新挑战——自身的产品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

公平地说，这些面对市场经济的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三线建设的失误，是全国所有国有企业都要面对的。只是三线建设的决策，使三线企业遇到了大得多的困难。

当年的三线建设，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为保证国家安全而实施的国家战略行为，所有资金、物资、人力都是计划指令的调拨，因此尽管蕴含着极大的积极性和群众热情，但并不存在独立的企业行为。而三线调整改造从决策上看仍然是一种国家行为，为继续建设国防后方服务，同时也要更多地为发展新时期的国民经济服务。但是，随着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对三线企业的企业行为要求日益凸现，使之成为国家行为与企业行为的结合。一方面，国家不能像当年那样全部注入投资，只能以较少的增量资金拉动原有的大量资产存量进行调整。这种较少的增量资金，也逐步地由单纯投资转换为贷款形式。相当多的三线企业在调整改造中，转变为生产民用产品的独立法人地位，需要在市场经济面前，自己解决资金、产品市场、工资福利，而且要上缴利税。

这两方面的变化，促使三线企业身上集中了历史与现实的尖锐矛盾冲突。当年的“靠山、分散、隐蔽”使得许多企业先天远离市场，生产与市场不接轨的军用产品。如果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行为的话，是不会作出这种选择的。而在三线调整中，国家行为的日趋淡化使企业承担起了偿还当年国家行为后果的责任。虽然国家给予了种种优惠政策，但只能是导向和激励，不能全包，远不能改变三线企业的劣势。这就造成三线企业调整改造虽然取得巨大成效，也存在着普遍的问题——主要靠自筹资金进行调整改造，欠付银行利息严重，负债过多，难以形成扩大再生产的良性循环。

因此，可以说，三线企业的经济效益低下问题，虽然是严重的。但就整个西部经济的大视野来看，这些问题也包含着东西部因地理条件、历史遗留问题、发展战略变化而最终出现的经济差异。三线调整改造进程中，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大变革，使得三线调整改造工作不能一下子从根本上解决，需要调整思路。这是我们重新评价三线建设时必须考虑的。

三、三线建设对改变东西部经济不平衡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面对着旧中国留下的沿海和内地极不平衡的经济布局。1952年，沿海东部粤、闽、浙、苏、鲁、冀、辽和沪、京、津七省三市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73%。西部地区基本没有现代化工业交通设施。钢铁工业80%以上在沿海地区，而矿产资源丰富的内蒙古、西北、西南、中南地区几乎没有钢铁工业。纺织工业80%的纱锭和90%的布机分布在沿海，西部广大产棉区却很少。

“一五”计划的建设，填补了西部的空白。到1957年，西部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由1952年的29.2%增加到32.1%。陕甘宁青及云贵川七个最典型的西部省区，1957年社会总产值指数已经分别比1949年增加2.38至6.49倍。西部七省区农业与工业总产值之比，由1949年的78%：22%，变为1960年的36%：64%，工业产值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大大超过了农业产值。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时期，虽然西部新增生产力有较快增长，但重工业生产能力中有不少是简易投产，没有形成综合生产力。还有一些项目没有妥善考虑资源和配套，建成后长期不能实现预计生产能力。当国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中断援助的严重困难，西部生产力就出现了比东部更加下降的趋势。许多在建和规划的项目如成昆铁路、攀枝花和酒泉钢铁基地等不得不下马。1963—1965年西部地区新增生产能力除发电机组容量比“一五”时期略有增加外，其余均低于“一五”计划时期。东西部经济差别一度比前期加大。西部七省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由1960年的11.46%下降到1963年的10.5%[12]。

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决策时，同时也指出，“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13]。初步解决东西部经济不平衡差距的任务，以三线建设的特殊形式开展起来。

三线建设对改变东西部经济不平衡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

首先，在西部建成了将近2000个大中型工业交通基础设施，新增了大批科技力量，提高了西部生产力水平。交通运输方面，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1965年起相继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占全国同期新增里数的55%，使三线地区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34.7%，货物周转量增长4倍多。公路建设也得到很快发展，新增里数占全国同期的55%。这些铁路公路较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不仅在当时适应战备的需要，而且对以后内地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1965年至1975年，三线地区建成机械工业大中项目共124个，汽车年产量已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形成了内地电机工业的主要体系，有了较强的重型机器设备制造能力。1979年三线地区机械产品生产能力已相当于1965年的全国水平。能源工业建成了贵州六盘水和陕西渭北煤炭基地，湖北葛洲坝、甘肃刘家峡和八盘峡、贵州乌江渡水电站，陕西秦岭火电站等。1979年三线地区煤炭产量相当于1964年的两倍半，年发电量相当于1964年的4.3倍。到1984年，贵州六盘水煤炭还可以支援外省300万吨，初步改变了江南无煤炭调出省的状况。原材料工业方面，钢铁工业是投资最多的。建成了四川攀枝花和重庆、成都钢铁基地，四川和甘肃铜、铝工业基地。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945个，占全国总数的41%，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50%。

原材料工业方面，钢铁工业是投资最多的。建成了四川攀枝花和重庆、成都钢铁基地，四川和甘肃铜、铝工业基地。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945个，占全国总数的41%，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50%。

图为三线建设的重要基地——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外景

1980年与1964年相比，三线地区工业总产值增长3.92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原煤增长2.6倍，发电量增长6.5倍，生铁增长5.6倍，钢材增长6.4倍，钢增长5倍，十种有色金属增长5.4倍，磷矿石增长16.4倍，化肥增长15倍，发电设备增长60多倍，机床增长5.48倍，汽车增长4.1倍。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增长4倍，占全国比例由29.12%增长到38.5%。职工人数增长2.46倍；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增长1.38倍。

其次，在西部建成许多新兴工业城市，带动了西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初步繁荣。

三线建设的选址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决定了布点远离大中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区。随着大批资金、科技人员和工业设施的投入，铁路、公路、邮电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给西部荒芜落后地区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缩小了与沿海地区的各种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增长。比如，成昆铁路的修通，使沿线凉山州等少数民族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跨越了50年。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在西部荒山僻野中拔地而起，如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过去都是山沟野岭，现在发展为著名的钢城、煤都、汽车城、镍都。几十个古老的县被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现代化工业科技都市和交通枢纽，如四川的绵阳、德阳、自贡、乐山、泸州、广元，贵州的遵义、都匀、凯里、安顺，云南的曲靖，陕西的宝鸡、汉中、铜川，甘肃的天水，河南的平顶山、南阳，湖北的襄樊、宜昌，青海的格尔木，等等。

可以说，如果没有三线建设初步缩小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打下了“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基础，那么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要实施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大战略，将会遇到严重的原料、能源供应和社会矛盾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三线建设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社会稳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