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把三线建设战略纳入西部大开发的更大战略中加以重新评价
过去学术界评价三线建设，倾向肯定的观点多着眼于宏观政治需要，如保障国家安全、缩小东西部差距等；倾向否定的观点多着眼于微观经济数据，如三线企业环境恶劣、经济效益差等。这是评价出现较大分歧的另一个原因。从西部大开发的大局来剖析三线建设的作用，应该是两者结合的较好切入点。以四川为例：
三线建设以前，四川工业较发达地区主要限于重庆、成都两个城市周边。而川西地区，是中国乃至世界矿产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综合利用价值极高。金沙江、雅砻江的水力发电资源也是中国蕴藏最丰富的。川西平原、西昌地区，农业自然条件很好，盛产粮食和经济作物。但是，由于交通不便，缺少工业基础，川西经济得不到提升，远远落后于川东地区。
毛泽东决定把三线建设重点放在四川后，1965年邓小平视察川西地区，确定了“两点一线”的西南三线建设布局。即以攀枝花为中心，通过成昆铁路线，向重庆和六盘水两点做钟摆式辐射。六盘水工业基地的煤炭运到攀钢，攀钢的钢铁运到重庆，重庆的机器运到攀钢和六盘水工业基地。
这个“两点一线”布局现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三线建设建成的成昆铁路和青藏铁路（西格段）是中国铁路布局中最西的两条。成昆铁路沿线辐射范围13.6万平方公里，包括四川、云南的7个省、市和所属50个县、市。如今铁路支线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企业和科研机构星罗棋布，崛起了西昌、绵阳、雅安、乐山等新型工业城市。攀枝花集团主产高铁钢轨、无缝钢管、特殊钢、钒钛钢铁的企业，延伸到凉山州、成都市、绵阳市及重庆市、广西北海市等地建厂。还开辟了西昌卫星中心、凉山彝族风情和冰川地貌、丽江玉龙雪山等旅游线路。当年的点线分布，已经扩展为生机勃勃的新经济区。经济学家林凌指出，“两点一线”带动川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水平提高，相当于跨越了50年。
如果把评价三线建设和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下的西部大开发联系起来，思路就会更加开阔。1964年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决策，主要原因是国际形势严峻，敌对势力在东部沿海地区外形成了包围圈。而中国的工业和大城市多数集中在东部，一旦发生战争，将损失巨大。40多年过去了，战争并未爆发。从今天的国际形势看，三线建设发挥了新的经济战略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的出口产品加工生产基地。2004年，中国GDP对外贸的依存度高达67%。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减少对中国的进口，一方面用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对中国出口商品设立关卡。再加上东部劳动力成本增高，使沿海地区的生产和加工出口产品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生产急剧萎缩，不少停工、停产甚至倒闭。这也是一场战争，一场“金融战争”。中国经济必须开创新的市场和对外通道。
西部是一个广阔的市场，由于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区域。当年的三线建设，为这个战略提供了有力地支持。如三线建设时开始兴建的内（江）昆（明）铁路，到21世纪初全面通车，成为连接东南亚经济圈的重要国际通道。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在三线建设基础上，又新建了大批高速公路和机场，向西打开了对外开放与合作的新路，不仅有利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而且将有利于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东部海域冲突。
可以说，当年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虽然没有包含促进西部对外开放、应对金融战争的设想。但我们今天评价三线建设，区域发展大局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视角下，我们对三线建设重新评价，还可以得出一些对西部大开发有益的启示和经验。
被长期诟病的三线选址方针“靠山，分散，隐蔽”，本是针对核工业提出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片面强调战备影响下，被当作企业普遍选址要求，提升为“靠山，分散，进洞”。如南川区三面环山，一面靠江，过去交通十分不便，距离重庆虽然仅150多公里，因有一部分是山路，乘坐汽车也需要一天多时间。这自然对企业的发展严重不利。但是，时隔40多年后，对这个口号，也有必要重新思考。四川省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3%，平原和可耕地十分稀缺。“靠山”，尽可能不占用平地，不能不成为今后发展工业的一个永久性要求。由于现代大城市人口密集，工业造成污染比较严重，不宜再建设集中的工业城市，“分散”也是今后工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进入21世纪后，四川的交通条件有了很大变化，“靠山”的不利因素基本得到改变。如南川区，渝湘高速公路穿过其中，沿线公路四通八达。过去到重庆需要一天时间，现在只要一小时多。高速公路开凿了众多隧道，则是现代版“进洞”的一个体现，节省交通时间、不占耕地和保护地表。今后西部大开发中如何充分利用三线企业这一重要问题，值得思考。
综上所述，三线建设是必要的，成绩也是主要的。
注释：
[1]陈志武：《国有制和政府管制能促进平衡发展吗？》，《改革内参》2006年第4期。又见《经济观察报》2006年1月1日。
[2]刘再兴主编：《中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3]耿曙：《“三线”建设始末——大陆西部开发的前驱》，台湾《中国大陆研究》第44卷第12期，2001年12月。
[4]李向前：《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揭秘》，《百年潮》2001年第8期。
[5]［美］沙恩·马多克编《美国摧毁中国核设施的计划：新的档案证据》，《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5期。
[6]周恩来给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特急信，1964年9月21日。
[7]《周恩来军事文集》第四卷，第520—526页。
[8][俄]阿·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195页。
[9][俄]贡恰罗夫、乌索夫：《我们为何没有按下红色按钮——1969年苏中危机史上鲜为人知的一页》，《共青团真理报》1992年3月6日。
[10]钱敏：《西南三线建设》，载朱元石主编：《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337页。
[11]向嘉贵：《略论大三线的调整》，《开发研究》1987年第1期。
[12]本文数据均据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9、696、727、757、803、835、864、891页。
[13]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记录，1964年5月27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8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原载《还历史的本原》，李慎明 李捷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3月1日出版，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