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继续快速发展的结构性障碍
▲：您认为中国的经济会像过去40年那样继续高速增长吗？为什么？或者如果您认为不会，那么主要的障碍是什么？
●：目前广泛认为中国的继续快速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对这些阻碍的理解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也存在着不同。二者都指出了存在着收入分配中不平等的加剧，中国的基尼系数近些年猛增至0.47，被人们普遍视为达到了恶性程度。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导致的严重的环境问题也不容忽视；二者也都谴责某些党员和国家干部的腐败问题。
然而，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分析家们认为，中国经济的继续前进还面临着另外三个障碍：第一，他们仍然认为大型国有企业拖累了经济的效率和增长，毫无根据地假定只有私有企业才有效率而国有企业天生效率低下。第二，他们认为国家继续对经济进行管制在阻碍中国的快速发展，特别以国家在金融领域的作用为例。第三，他们批评大量的公共投资，认为这是在阻碍私人投资。这些观点中有一部分在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2012年世界银行报告中受到强烈推荐。报告称中国应当“使银行系统商业化”，允许“市场力量决定利率”，并呼吁国家提供“相对较少的‘实际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言下之意就是应当削减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认为收入不平等、对环境的破坏和腐败是中国继续快速发展的障碍，但它还看到了其他的问题。第一，中国城市中的房地产泡沫是一个障碍，虽然它通过刺激房地产相关行业的发展，促进了总需求的增长，但却不可持续，因为任何资产泡沫最终都必然破裂。房地产泡沫还导致了住房市场中的一个矛盾结果，许多家庭无法负担体面的住房而同时却有大量以投机为目的的新建住房空置。一直以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一就是后者制造出得不到满足的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的资源却被闲置，这种现象显然不应当在社会主义经济体中出现。
第二，中国的家庭消费支出与GDP之比非常低。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这一比例大约是50%，之后便开始下降，近些年降至36%—39%，这反映出收入分配中的高度不平等（高收入者的存款要远远超过中等收入人群）以及中国家庭的平均储蓄率很高。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家庭的平均储蓄率高是因为取消了免费的教育和医疗之后，为应付高额教育、医疗费用以及在膨胀的房地产市场泡沫下买房的需要。当家庭消费支出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放缓，政府要想维持GDP的高速增长只能通过快速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来替代总需求中的消费增长，其结果是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对GDP之比达到了43%—45%，在经济的多个领域导致了产能过剩。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的是GDP中家庭消费支出的高比例。
第三，改革开放以前的模式保障城市居民的就业和农村居民的高度经济安全（严重困难时期除外），这一模式发生了转变，在目前的制度下，占人口大多数的城市居民面对的是缺乏安全感的未来。尽管上升的可能是存在的，但在劳动力市场和教育体系中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年轻人之间要为争夺有限的一流大学和留学名额而进行激烈的竞争，高校毕业生的数量远远高于与其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工作职位的数量。这一局面产生的不满会加深和引发严重的社会不稳定。
第四，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广泛传播，大量的年轻人除了买好车买大房子之外没有任何人生目标。尽管更多更好的消费品能够提高人类的福利，但一味地追求更高级的消费品并非是健康的发展，如果大部分人都持有这样的价值观，就会动摇中国社会的稳定。
▲：是的，要使中国经济保持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是需要解决好的。
●：如果中国仍然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其发展的目标，而把生产力的提高理解为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的提高，并且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目标，那么前面提到的各种问题，如高度不平等、增长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大量人口无法获得足够的住房、日益加重的环境破坏、公司中为了获得有限的舒适岗位的激烈竞争以及主导居民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想，等等，都意味着中国的继续快速发展将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即使按照现行轨迹继续下去能够保持GDP的高速增长，这一增长也不是生产力发展速度的有效衡量，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甚至是越来越大的鸿沟，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道路需要找到上述问题的解决办法。
六、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解决方案
▲：但是，现实是尽管存在着您在上面提到的诸多问题，在中国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改革赋予市场和私有制以更大的空间，这很像是您所说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思路。那么这些问题和这样的主张的根源是什么呢？中国如果向新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果会怎样？
●：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在现阶段的主要形式，它为中国克服继续快速发展中所遇到的障碍所给出的解决方案非常简单：充分的私有化和自由化。因为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竞争和私有企业构成了理想的制度，它面对任何问题时给出的解决办法一定总是自由化和私有化。例如，如果我们问及不平等，自由派常常主张把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作为解决办法，要是你问为什么这样会减少不平等，得到的解释经常是国有企业付给工人的工资过高。怎样停止环境破坏？自由派主张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型国有企业依靠他们的关系阻挠实施那些增加他们成本的环境保护措施，因此解决办法就是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怎样消除腐败？如果国家不再干预经济，企业家就不再有动力通过贿赂党员和国家干部来获得许可和合同。
自由派认为把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就会把它们变成更有效率和更有创造力的企业，他们主张取消国家对银行系统的控制，让银行按照市场原则运行，这样就会改善资本配置、促进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他们声称削减公共投资就能够为更有效的私人投资提供空间。
▲：如果真的采取新自由主义的方案，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后果？
●：一旦新自由主义为中国开出的药方被采纳，就会终结中国的快速发展，而不是让它继续快速发展。完全私有化和自由化将会扩大不平等，而不是缩小不平等。中国在1978年之前是亚洲收入分配最为平等的国家之一，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发展私营经济之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开始上升，从1992年的0.35扩大到了今天的0.47。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迅速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政策总是会加剧不平等，正如1980年后的美国和英国所经历的那样。在中国，私有企业中管理人员和工人工资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私有化只会扩大而不是缩小不平等。研究表明，在2005—2010年期间，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平均工资高出“最低生活工资”三分之一，而中国国内的私有企业的平均工资则比“最低生活工资”还要低三分之一。
国有企业私有化也不会减少污染。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通常有着更良好的环保记录，没有任何理由假定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比私人企业的管理者和所有者更加反对环保规定。毕竟像环保规定这样会减少企业利润的政策对私人企业的威胁更大，因为私企完全为了利润而存在，而国有企业的任务应该是促进经济繁荣。
通过取消国家对经济的管制来减少腐败是不明智的政策。有充分证据表明，国家对经济的恰当管制能够极大地改善经济发展状况，应当用其他方法解决腐败问题而不是取消国家宝贵的经济作用。
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并不意味着必然会有更高效率，反而会产生严重的负面结果。外国资本将有可能收购或取代关键部门中的大型国有企业，从而在中国经济中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家会失去在关键部门中刺激经济前进的能力，而目前国有企业在这些部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银行业的全面自由化不会帮助中国继续快速发展，在缺少管制的金融体系中，投机性金融行为会迅速蔓延并导致中国的金融不稳定，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几年中的戏剧化经历就是明证。让市场决定汇率的想法是非常奇怪的——在美国，是中央银行设定利率，其他拥有自己的中央银行的发达国家也都是如此。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产业升级“更上一个台阶”。如果其金融部门的运作完全以利润为目的，则信贷会被导向目前最为盈利的行为，而不是那些未来的关键产业。经济发展需要未来导向的资本配置，这一点唯有国家发挥积极的作用才可能实现。
基础设施投资只能由国家来承担，如果国家撤出，私人资本并不会取代它的角色。国家在迅速扩大交通、通信和动力基础设施方面的作用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关键基础，国家从基础建设投资中撤出只会削弱增长，而非促进增长。
如果自由主义政策被全面采纳，中国的快速发展就会变为衰落。不平等会进一步加剧，不仅导致更大的社会不平等，而且会进一步降低消费支出。减少国家对基础建设的投资，加上国家在整体上放弃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以及消费支出的减少，将会导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首次经历GDP下滑。金融不稳定会传染整个金融体系，中国经济的升级将会止步，国家放弃对经济的管制也会使环境保护方面的进步受到威胁。
新自由主义眼中的经济进步是国家和私人领域谁进谁退的问题，它认为进步需要的是国家后退以便私人领域能够前进。这种经济观要求全面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我们应当认清它的本质：它主张中国放弃社会主义而实行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药方如果完全被采纳，就会使中国彻底地偏离社会主义轨道而转上资本主义轨道，这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而言都将是巨大的损失。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有较大的影响，对此，您怎么看？
●：在中国这样一个发生过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经历了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新自由主义能够变得有影响是一件令人迷惑的事情，对于这一令人惊讶的发展局面马克思主义给出了解释，这种情况的存在和特定的阶级利益和经济关系相关。新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影响的来源之一在国外，资本主义世界是自由主义思想和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直接来源，西方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者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在中国颇有影响。而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在某些领域内是最先进的，这一现实在全世界产生了一种朝向资产阶级思想的引力，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并非主要原因，马克思主义主张任何事物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内因而非外因。中国在1978年之后引入了市场关系，加快了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对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挑战。市场关系会滋生自由主义思想，市场竞争会强化对自我利益的追求，那些在市场行为中获得成功的人们倾向于相信他们的成功来自自己的努力而忽视工人、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其他使得市场行为成为可能的因素，他们会认为通过市场行为获得的一切都应当归自己所有。同时，那些试图通过市场行为获利的人们担心国家行为会限制他们行动的自由和保留利润的能力。因此，市场关系的扩散会让人接受自由主义思想中关于市场的理性和效率的观点，并反对政府的积极干预。
因此，即使没有私人企业，市场关系的传播也会促进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生，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有这样的经历，我在1985和1986年访问中国的时候在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对话中观察到了这一点。而20世纪90年代开始允许私人企业存在并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之后，便出现了新的资本主义财产拥有者阶级，而自由主义思想正是代表他们物质利益的最好思想，这极大提升了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力。
改革开放通过引入市场和私人企业成功地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同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国在继续发展经济方面也产生了某些危险。这就像是骑在老虎背上：虽然可以快速地移动，但是必须密切关注并控制危险以避免灾难的发生。
七、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
▲：那么，在您看来，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继续发展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就克服中国继续发展中的障碍而言，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寻找真正的解决方法的路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提供现成答案的指南，而是分析社会与经济的一种方式，它为绘制前进的蓝图提供了可能。根据前面所说的，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认识到的中国继续发展所面临的障碍，我们可以提出以下解决办法。
第一，必须缩小巨大的收入差距，以便实现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并使得快速增长能够不再过度依赖投资、投机性房地产开发和出口。也就是说，必须让每年在经济中产生的收入从富人流向中间和底层的人们，这样就可以创造出发展足够快的国内市场，让经济持续地均衡发展。要实现这一点，需要采取的措施包括累进税制、更强有力的工会以扩大工人在自己创造的价值中的分配比例、提高最低工资。中国已经超越了依靠低工资生产来保证经济增长的阶段，并且其他工资更低的国家也在压低中国的工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工资可以增加中国公司的压力，迫使其寻找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历史上有过类似的例子，譬如导致19世纪末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因素之一就是这一时期相对较高的工资，尤其是非技术性工人的工资，推动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同时为美国的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第二，中国的高储蓄率对于发展巨大的国内市场是一个障碍，可以通过改善医疗和教育的社会供应来降低。如前所述，为了支付医疗和教育开支而进行储蓄的需要导致了高储蓄率，而更好的社会供给可以让居民把更多的收入用于当前的消费，提高生活水平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尽管中国在治理环境污染的斗争中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这方面还有待加强。在空气和水质受到污染的情况下，GDP的快速增长并没有相应地转化为人类福利的快速改善。替代能源的应用、建筑物的节能改造以及继续建设公共交通设施，不仅会改善福利而且能创造中国工人需要的工作机会，唯有强大的和积极的政府才能执行这些措施。
第四，国家应当建设大量的保障性住房。没有哪个国家完全依赖市场行为就可以为人民提供体面的住房，那些很大程度上成功为所有人提供了体面住房的国家，如北欧国家，都是通过国家参与提供住房实现的。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应会降低房地产价格、使私有住房价格更加合理、减少房地产投机，还能降低限制了内需的高储蓄率。这样的安排能够保证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同时满足体面住房这一基本人类需求。
第五，应当加强和提升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作用。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应当为企业的业绩负责，要考虑到国有企业的多重责任，如创造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安全可靠、收入合理的就业机会，防止环境破坏，等等。
第六，国家应继续通过对金融领域的严格管制和适当的基础建设投资来指导经济发展。
经济成功的概念应当重新定义，不再以GDP的增长率为基础。相比于之前两位数的GDP增长率，中国目前的政策已经有所改进。如果经济管理的目标从GDP增长转为提高对人民需求的满足，那么长远来看人民将获得更大的收益。经济应当是在环境可持续的条件下满足人民在食品、住房、健康、满意的工作、自我发展的可能、良好的社会关系等诸多需求的基础上发展，如果经济转型能够保障为所有人提供经济安全、教育和工作机会、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就可以扭转目前向竞争机制下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发展的趋势。
八、结论
▲：最后，可否请您就未来的发展趋势略作总结？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竞争并未在1991年终结，二者在塑造世界政治经济的未来形态方面仍然进行着对抗。尽管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保持着和平关系并且其经济也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交织在一起，中国仍然是两种制度竞争的关键场所，这一竞争在社会各个领域展开，包括思想领域和这些思想影响下的政策。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之间的竞争是上述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的一部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以及遵循这些思想的政策会让中国偏离真正的经济进步的道路，偏离真正的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偏离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进的道路。如果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快速发展将会被扭转，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将会被消除。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增加人类福祉提供了指导，它保证了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方向，使得中国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和环境方面可持续发展。如果中国遵循这一道路，中国人民将会拥有美好的未来，中国将会为全人类的繁荣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指明道路。
【访谈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英文季刊《国际思想评论》编辑部副主任。本文原标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未来发展——访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大卫·科茨教授》，察网（www.cwzg.cn）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