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阳和平老师于2018年10月19日在“好家伙”读书会上的讲座整理而成。
最近的话题就是重庆公交事件。我看到了网上有很多不同的评论，我没看所有的，就看几个典型的评论。我猜车上的乘客大部分都没开过车，他们不懂得驾驶盘的重要性。这件事反映了一些老百姓中的一种强烈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在什么事情都非得按自己的意愿来，达不到自己的意愿不罢休。这件事关系到一个怎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司机和乘客之间有矛盾，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一种对抗性的矛盾，处理不当就会造成灾难。回顾文革，我们也发现当时派仗很多，打派仗的双方往往是谁劝都不行，非要把对方打倒，非要把对方压垮，这里边一个最典型的就是清华大学两派。比如清华井冈山，蒯大富和对立面414，双方激烈到了互相占领不同的楼，然后互相射火箭，他们是理工大学都会制造武器。当然重庆在文革中的两派打得也是非常惨烈的，都是军工厂都是真枪实弹的，还有坦克军舰都上!所以说人民群众内部有这么多矛盾，如果他不懂得如何克服这些矛盾，其结果就是无产政权被颠覆了。这里边，小到公交车上互相纠缠的问题，都会看到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性。
那么这些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有人非要当成敌我矛盾来看待?为什么非要把对方至于死地?这根子在什么地方?我们追溯这段建国以后的历史，它很容易就发现根源，就是在57年整风到反右的转变。因为从49年到56年，当时中国完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先是在农村搞土改，土改完以后搞互助组，搞合作社，再到城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56年基本上城乡都是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不再是小农经济，也不再是小作坊，变成了计划经济的全国一盘棋。
这样的条件下新的矛盾出现了。从56年以后，就存在着一个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时党内的矛盾斗争就爆发出来了。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很多工人闹事，学生罢课，农民闹事，各种社会矛盾开始出现。同期在国际上有波兰事件，有匈牙利事件。这里边表现了一个革命政权怎么对待人民的问题。毛主席很敏感的就看出这个问题了，早在56年底他就提出一个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是毛主席的担心，毛主席的劝说，在党里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多干部，尤其是高层，他们对待这些闹事处理的办法是调整政策。毛主席看到的却是一个新政权的性质问题，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不能把群众闹事，总看成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诱惑蒙蔽了等等。它反映的实际上是人民群众对官僚主义的不满，他们认为自己在新中国当家做主了，他就有权利去批评指责当政者!所以当权派们如果不听取群众的意见，不联系群众，老百姓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老百姓肯定理所当然的就要去抗议，就要反对。
对待这些群众的抗议、反对，采取什么态度?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方针、路线、政策。所以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里边，就劝大家，劝各级领导，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对此他提出了很多观点。另一种态度就是官僚主义，他们认为自己打江山就要坐江山，把群众中的闹事的都当成敌人来对待。毛主席就劝大家不要这么看，所以要开展一个整风运动，要整顿党内的各种官僚主义作风，还有好多其他的东西。毛主席希望通过学习，希望通过和风细雨的思想对话提意见，发动党外，发动民主人士，把整风运动搞下去。
毛主席推动的整风，党内就特别不积极。毛主席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讲的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是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就是不登。一线领导对毛主席这样做，其实特别不满，好多俏皮话好多牢骚都是比较明显的发出来了，整风运动很难开展起来。所以毛主席也通过好多其他方法，号召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然后党外人士特别积极，老百姓特别积极，都觉得毛主席确实了不得。
但是整风运动到5月中旬却遇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事毛泽东传里边有一些描述，这个描述特别有意思。毛泽东传不好直接把东西写清楚了，他们采取的方法是把各种东西搅碎了，然后乱拼，让你自己找不到头绪，但是它也露出了一些关键的地方，你会发现57年5月14号是一个转折点。上午毛主席还给党内高层批，说，“不整风党就毁了。”他把好多这些材料批给刘少奇、周恩来等好多一线领导，但是14号晚上和16号晚上，政治局一连开了两晚的会议。传说这个会议没有记录，比较让人难以相信，因为这个其实是中国国史里边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肯定有好多人做了记录了。他们说没有记录，这很难相信。但是可以从前后对比来看，党内高层对整风是极其不满。他们把右派的进攻无限扩大，他们说政权就要垮了，把右派势力说得真是玄乎，他们完全否定了毛主席的判断。毛主席判断就说不整风党要毁了!但是他们的判断就是再整风党就毁了!局势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整风来个急刹车，运动变成反右!毛泽东这段时间非常被动，他自己也非常紧张，你可以想象当时的高层，对他的指责是多么的激烈，多么的强烈!
他是一个礼拜不下床，他也以为自己是误判了，他天天看材料，派人到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他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共产党的天下还能不能坐的稳。从14号早上充满信心地告诉大家到紧张的以为自己误判了，可以想象当时高层对他的指责，就说你再继续整风，要负责任，所以毛泽东当时非常紧张。因为你想想这些党内高层都是跟他同患难，共事多年的，大家之间还是有一定的信任的，大家都说他错了，很少有人支持他，那么他肯定需要想一想到底是不是判断错了。毛泽东这个人从来不武断，他当时有些想法，跟其他人不一样，他就看了好多材料。
一个礼拜以后的毛泽东就发现右派其实并不可怕，翻不了天，因为有个根本的原因，右派不掌权，没有军队，没有宣传工具，也没有民心，不得民心!其实右派没有那么厉害，毛泽东当时估计全国顶多不过几千个知识分子，在毛泽东传里边说的是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34个高等学校，以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这是毛泽东传709页记载毛在57年5月十几号说的。所以毛主席后来觉得其实右派没那么厉害。
但是他的整风运动被反右运动绑架了，党内的高层像邓小平、刘少奇，他们就把右派的威胁无限扩大，结果把毛泽东判断的全国4000人左右扩大到55万，从此以后人民普遍的不敢讲真话，毛泽东对这个东西的认识，当时是不清楚的，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里边去看出来，他当时也很困惑，他其实很不满意，但是民主集中制约着他对中央高层决策的不满，这从戚本禹回忆录里边可以知道，他57年夏天心情是很不好的。我这里不是说右派不该反击，我是说右派翻不了天，右派稍微打击就行了，他们不是主要威胁，所以毛泽东对走资派认识是在和走资派的斗争中形成和成熟起来的。
当时旧的那些地主、富农、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总的来说公开的那些资产阶级被打垮了，但是反右斗争实际上就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就是党内走资派出世的第一枪。今天中国是一个资本社会，这可以说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有目共睹的，但是官方也不愿意承认。没关系，中国现在资本社会是怎么来的，咱们追溯的话就是来源于党内走资派在76年从量变到质变的上台。那么他们走资派怎么形成的?咱们刨根问底要找根源。
要找根源，咱们就必须从49年以后，为什么革命者会一步一步的沦落成为压迫者，然后怎么防备革命者成压迫者也是毛主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刚开始认为是一个官僚主义问题，结果这些人用反右把整个整风运动给绑架了。
然后他们为什么这么干?看历史就能发现走资派是一个利益集团，他们的行成是有物质基础的。在54-55年有一次工资改革，把干部由过去的供给制变成了后来的24级工资制。实际上没有24级，因为第一级应该是毛泽东，但他不要，第二级也不要，所以降第三级，从第三级开始的24级也就是20多级了。干部工资制的最大问题不是因为有了级别。有级别本身是不可避免的，毕竟你想想，那些过去从国民党政府里边收买过来的很多政府官员，还有国民党投诚的那些官员，还有好多各种知识分子，让他们安心在新政权工作，他的生活待遇不能比过去的差太多，那么老革命跟一个知识分子跟一个国民党军队过来的投诚过来的人比，他生活还要差，老革命恐怕心里受不了，所以这个级别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工资上的差别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问题在它形成了一个升官发财的机制。就是说一个人的政治地位和他的经济地位挂钩了。从一个县长到省长到中央，不光你的工资上去了，你的级别上去了，你的待遇上去了，你一家大小都跟着享福了，这里边什么人可以有警卫，什么人有什么医疗条件，什么人有车，什么人可以坐飞机，什么人可以坐软卧都规定得非常详细。个人的物质待遇和他的政治地位挂钩以后，就产生了一个危害严重的机制。党内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方法，在方法路线上有斗争，斗争失败的，就有可能被罢免或者降级，一被罢免或者降级，他的工资也跟着降，如果谁的主张获胜，谁从地委爬到省委到中央，那么他一家大小就跟着发财了，这样一来党内斗争就严重地被物质利益所腐蚀了。
所以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挂钩，它的危害性是极其严重的。在当时没有看出来或者没有意识到，但是它的恶果是非常明显的。大家想想，各级领导他们过去闹革命时候，提着脑袋去，舍身忘死的，但是解放以后有了物质条件，有了个人利益了，如果被罢免，他那一家大小的生活水平就一落千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人能经得起自己家人的劝告?“你能不能看在家人的面上不要和领导作对，你看看孩子，你自己不在乎没关系，你得为我们着想吧?”有多少这恳求?所以干部的经济地位是和政治地位直接挂钩的，这是一个机制。
相比之下，工人以前你拿他们没有办法，他们要顶撞上级的命令，他的经济地位不是挂钩的，你就拿他没有办法，有了铁饭碗，工资不变，没奖金可扣，有了铁饭碗才敢造反。干部队伍一般都不敢造反，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铁饭碗。所以利益集团的形成在工资改革以后就出现了，但是只是物质基础，有了反右斗争，他们就形成一个政治环境，没有人敢对他们说不。那么，他们从整风到反右的转变，其实就是刚才说的走资派出世的第一枪。
从整风到反右，其是革命派和走资派有意或无意的较量，文革其实是整风的继续，整风是夭折了的文革。因为整风的方针路线政策和反右的方针路线政策是截然相反的。
整风的方针就是矛头是对着谁?对着党内对着高层，对着高级干部，要求群众来帮助党的官僚党的干部，尤其是高层去改变克服他们的官僚主义，所以矛头是向上的，这整风的方针。那么反右的方针呢就是矛头向下，向着群众，向着党外，所以矛头是截然相反的。
整风的路线是发动群众，让大家去说话去揭露问题，大家畅所欲言。
但是反右的路线是截然相反的，反右就是党委内部规定谁是右派，然后鼓动大家去贴大字报去揭露，然后甚至把很多人的历史问题交给一些群众积极分子，让他们去贴大字报，大会批斗等等，所以它不是群众运动，我们叫它运动群众，所以群众运动是自下而上，运动群众是自上而下，这是路线的差别。
政策也是截然相反的，整风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像延安整风那样，他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达到团结大多数的目的，而不是一棒子把人打死!
但是反右的出发点是担忧党下台，因此它矛头是向下，向党外，它方法呢，是和延安整风截然相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是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文字狱，无限上纲上线。所以结果就完全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生活，严重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整风和反右它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不同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在对待人民内部矛盾方面，整风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通过说服教育通过批评自我批评，反右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所以他是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反右的本质。
我不是说当时没有右派，但是大多数，现在可以看出来，绝大多数当时被打成右派的实际上是革命派!有一些本来人家是好心提意见的，结果你把人打成右派了，所以他们自己最后有可能也真的变成右派了，有可能变成反共的。但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人家好心给你提意见，你就抓辫子打棍子，然后什么引蛇出洞等等，好多东西都是邓小平刘少奇他们在5月14号以后专门搞的，所以是非常卑鄙的。
反右的干将，当时主管反右运动的一线，就是书记处书记，咱们的设计师邓小平，这个人他在反右的时候非常积极非常坚决。他同样的在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跟刘少奇一起，想把文化大革命搞成一个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可以看出来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尤其是最典型的当然是邓小平上台以后他怎么样对待人民群众的意见，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些走资派，他们在政治上显示的是非常的左，以此去掩盖自己在经济上是推行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走资派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征，他们以自己形式上的政治上的左，掩盖自己经济上的右。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激烈斗争的客观现实。
那么反右斗争它的结果就是大大的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可以看到58年大跃进时，人们不敢说真话，下情不得上达，还有浮夸风，共产风，党内不敢说真话，到处当官都不敢说真话，不敢抵制，造成三年困难，饿死人。这些情况的直接的责任其实就是反右，它让人不敢说话，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没有了。所以毛主席在62年七千人大会里边就指出了，他说我们这个党，如果没有了民主集中制，那就会变成法西斯党，他指出了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反右斗争和整风，它其实就是毛泽东时代最后20年，反反复复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打派仗里边，同样的反映出这东西，就是说很多人对待造反派，对待对立面，对待保皇派，他斗争的时候，他不是想通过讲道理，通过批评自我批评，而是把对方当成阶级敌人来看。
所以这里边就比较复杂，复杂在哪里?这有一个咱们分析问题的一个方法。我觉得我们需要认清楚，把社会主义时期两条道路的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分开来，什么叫两条道路斗争?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大方向的问题，是方向的斗争。
那么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边就是方法的斗争。所以路线斗争是革命者，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怎么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不同人的不同的想法。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是拿北上和南下作为比喻两条道路斗争的话，那么就像长征路上跟张国焘斗争，对吧，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当时红军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就主张南下，中央要北上，那么咱把北上作为一个社会主义道路，南下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道路，那么北上的过程中可以有千千万万个不同的北上的路线。比如说遇到一座大山，那么我们可以左边绕右边绕，或者直接翻过去，这里边就存在着一个成本和时间的问题。那些教条主义者呢，明明一个悬崖陡壁，他愣要穿过去，他就不懂得拐弯，所以这就是北上的路线，千千万万个，有的是有好的有坏的，有的是会葬送革命的，路线错了它会葬送革命。所以这里边各种路线斗争会很激烈，但是斗争都是为了北上，怎么实现北上这个目的。
但是那些不愿意北上的，他非要南下的，就是要走资本的道路，他们总是找借口，说现在要绕，不能北上，咱们继续往南绕。北上的道路明明开辟的非常宽敞了，他还要往南走，这就是道路之争。
道路之争是对抗性矛盾，它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就是说到底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矛盾不能通过党内民主来克服，因为民主集中制一个最根本的要求，是争论的各方必须有共同的目标，你目标不一致，你怎么能实现民主集中制?不可能，所以这个道路之争是不可能通过民主集中制来克服。
但是路线斗争，就是方法斗争。方法斗争不是方向斗争，方向斗争不能靠民主集中制，方法斗争必须通过民主集中制。大家有不同的方法，到底怎么办?那就得少数服从多数实行民主集中制来决定，不能各自为政，大家必须步调一致。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分清方法的斗争和方向的斗争。
有意思是什么东西?就是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明明与走资派的斗争是方向的斗争，但是他们总是把自己掩盖成要革命的，他们总是掩盖自己的目的，摸石头过河，他真实目的是走资本主义，但是他不说。所以毛泽东时代一个最难的问题就是区别，到底我们争的是方向的差别，还是方法的差别。
文化革命中很多打派仗错在什么地方?就是它把方法的斗争变成方向的斗争。但是方向斗争确实存在，走资派确实存在。
所以这里边就是一个最难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最难区分的就是到底是方法的斗争，还是方向的斗争。所以走资派他们总是把自己掩盖成受害者，人家批评他，他说你无限上纲，什么算无限上纲?这里边最根本的问题要看到是方向斗争还是方法的斗争，所以难就难在这地方。
所以矛盾怎么处理?首先就是必须弄清楚，我们的矛盾是方法的矛盾还是方向的矛盾。只要是大方向一致的话，少数服从多数，批评自我批评能克服的，所以派性对人民群众的危害实际上是强大的。
所以我觉得要理解毛泽东时代，从57年以后，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把整风和反右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区分开来。
要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派系派仗，也是要从这里出发来分析，很多问题，就出在不懂得怎么去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不知道怎么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很多人你给他讲道理，讲什么道理他都听不进去，像清华的蒯大富，就谁给他讲道理都听不进去，他们学校的人给他讲，听不进去，北京市的谢富治啦，什么中央文革的人都给他讲道理，听不进去。最后还责怪68年毛主席派工宣队到清华去，把派仗给停止了，缴械了双方的武装，他责怪毛泽东没有跟他提前打招呼。这就怪了，为什么要毛泽东提前给他打招呼?谁给他讲道理都听不进去，这还需要打招呼!所以这种人不可救药。像蒯大富这种执迷不悟，听不进什么意见的人，都是从个人小集团利益出发，就像重庆公交车上的那个女的一样，死犟着自己的眼前利益，根本就不懂她自己这么做的危险性，所以打派仗的人，跟公交里边吵架的人性质实际上是一样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从个人小集团利益出发，根本不考虑长远的。结果就把自己完全给葬送。
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最好的是上海，但是武汉打派仗，其他地方打派仗，重庆打派仗，山西打派仗，各个地方打派仗。打派仗打得那么厉害，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从全局利益出发。有些人就是觉得他非要把对方压倒才算赢，他不压倒对方，他不罢休，他就争一口气。如果是辩论的话，他非要赢，觉得让对方没话说了就牛，就是英雄。
他不是从客观世界上真正的阶级矛盾是怎样来出发的，他就是个人意气，个人情绪。这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那种争当人上人，要出人头地，要当老大的思想。不是马克思讲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从全局利益出发的思想。所以从这一系列斗争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的复杂性。
最后我还有个补充的地方，就是很多人还是把反右认为仅仅是扩大化的问题，这是没抓住根本，他没有把革命者闹革命中犯极左错误和走资派反革命镇压人民群众分清。就像蒋介石412大屠杀，不是一个扩大化的问题。走资派搞反右，是镇压人民，在66年文革开始也是镇压人民，所以这里边不是个扩大化的问题。对人民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区别革命和反革命的一个根本界限，是区别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界限。光说是扩大化问题，是掩盖了反右运动的本质。
好，我今天先讲这么多，然后看看大家提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