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的美国激进运动

（三）敢于斗争

尽管《休伦港宣言》和与LID的斗争对SDS的政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团体仍然不清楚他们实际上是要做什么。Hayden和他的伙伴们被SNCC的例子所鼓舞，但他们也很清楚北方的学生到南方去不会对运动有什么帮助。于是，问题就变成了SDS要如何复制SNCC在其他地方的行动。

他们给出的答案就是“经济调查与行动计划(the Economic Research and Action Programs, the ERAPs）”注四。当时有社民派经济学家提出（产业）自动化威胁着60年代狂飙突进的失业率和经济衰退，SDS成员受此启发，相信他们能通过组织北方的穷人来对这场斗争做出贡献。正当SNCC带着动员被剥削的黑人的目标从南方的城市涌入农村，北方的学生们也离开了大学，跟城市里的穷人住在一起，组织他们组成“社区联盟”来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从1963年夏季开始，SDS在这个计划中倾尽全力。UAW在此过程中仍有帮助，它提供了ERAP大部分的早期资金。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数以百计的学生搬进了城市里的贫困社区，包括巴尔的摩、芝加哥、纽瓦克等。在那里，他们自己生活贫困，丢弃了优越的中产阶级学生生活，来建立一场“跨种族的贫民运动”。ERAP的组织者试图召开社区会议，以及同当地的组织者谈论大小事项，从城市垃圾收集到向恶劣的房东拒付租金。

回想起来，很容易就能看出ERAP不可能胜利。那时候经济状况，刚踏上本世纪其中最强的增长，就业和工资都在上升，远谈是不上一个失业的新时期。而且，SDS成员活在他们的理想主义之中，大大低估了组织城市贫民的难度。北方城市严峻的原子化程度和剥削形势震撼了这些年轻的行动派。虽然曾经有一打城市有过ERAP，但到了1965年春天，已经很少仍能维持。

但是这些经历并非全是消极的。黑人和白人的行动派都得到了丰富的经验。许多曾与SDS共事的黑人组织者继续在他们城市的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对于白人学生来说呢，他们明白了在处理贫困的问题上有着比理想主义更重要的东西——美国体制需要得到翻天覆地的重建。

这股激进潮流不断地在这个国家再生。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和1963年肯尼迪遇刺都揭示了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时期的共识政治幻想正在逐渐破灭。不能再想当然地假定社会能够稳定持续地进步。此时这股新的情绪也在校园里蔓延。随之而来的，是SDS从成立时的少数几个行动分会发展到1965年时的几十个，它慢慢地扩大它的根基。鉴于该组织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校园外的ERAP上，这种成长尤为令人瞩目。

在1964年秋天，学生激进运动伴随着言论自由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 FSM）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场运动发端于伯克利市（加州）的民权运动，那里的学生积极地团结诸如SNCC和CORE那样的团体。在9月15日，一个当地团体宣布要针对《奥克兰论坛报》(Oakland Tribune)进行围堵示威。该刊物是一份恶毒抨击民权运动的右翼报纸。第二天，学生院长(the Dean of Students)给全体学生写了一封信，禁止在人行道人较多的一侧摆摊，同时禁止派发倡导校外议题的资料。作为回应，学生不顾校方管理强行示威，并且设立摊位为SNCC何CORE筹款来表达对政策的明确抗议。

在10月1日，Jack Weinberg由于为CORE摆摊而被捕。作为回应，数百名学生为了不让他被审讯，包围了他乘坐的警车。学生们用私家车当舞台，连续发表公开讲话，Weinberg最终在32个小时以后被释放。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学生激进行动继续发酵，导致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静坐和八百个学生因此被捕。然而，到了1月份，学生们赢了，校长被迫辞职，而新任校长宣布答应了这次运动的大部分要求。

伯克利市的运动立刻影响了全国的学生政治。当SDS专注于ERAP的时候，FSM凭借威信重新吸引在校园中的注意力。

尽管《休伦港宣言》指出学生在社会变革的进程里有着特殊地位，FSM给了这些观点一份它们欠缺的力量。学生似乎能够像南方的SNCC那样发挥作用。他们甚至采取类似的手段——示威、公民抗命和静坐抗议。如果人口调查跟经济快速增长为学生政治创造了潜力，FSM就展示了这股潜力。

（四）内战

在1965年春天，SDS终于开始反越战。尽管团体内的反战倾向早已存在，团体还没开展过任何反战行动。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对这场战争越来越投入；在1964年8月的《北部湾决议案》(Gulf of Tonkin Resolution)之前，越南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远远落后于民权运动。而且，SDS许多人都觉得，关注外交政策，实在是离价值观革命的计划太过遥远，而后者正是本团体倾尽全力的项目。

然而，当越战第一次作为1964年12月的国会会议讨论的主题时，它就意外成为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期间提议了各种不同的战争计划。当时SDS的主席，Todd Gitlin，提议发表一份拒绝征兵指令的国民公约。还有些成员提议给越共提供药品。团体的一些保守派成员因为惧怕支持共产主义力量，提供了一个更温和的选项，就是在华盛顿游行示威。最终这个提议通过了，SDS决定在春季实施反战游行。

这个计划使SDS占尽天时地利，取得惊人的发展。会议前几个星期，约翰逊政府宣布轰炸北越并加派兵力。校园激进行动也急剧增加来作为反击。第一场反战座谈会也开始了，SDS的分会也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加着。那场计划在四月份的游行让2万人走上街头——远多于组织者预计的3千人——成为最大规模的美国反战抗议活动。作为一起SDS组织的事件，它给这个团体带来许多媒体注意力，动员了更多人加入这个组织，以及促进了更多新分会的建立。

SDS的精神风貌随着新成员的注入而改变。在密歇根州库瓦丁(Kewadin)召开的一次夏季会议中，这一点显露无遗。这次会议比发表《休伦港宣言》的那次要大十倍，就在这里，SDS开始倾向极左派。

这些在库瓦丁坚持自己立场的新人跟创立SDS的前辈们与很大不同。许多早期成员，像Haber跟Sharon Jeffrey都是在左翼自由主义政治环境里长大的，还有一些像Hayden那样的则是通过自己的智性探求来加入到那种环境里的。而这些新加入的骨干通常来自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家庭和学校，他们将会成为激进运动的发射台。比如作为新生代之一的Jeff Shero，就说“如果你是得州来的，那你在SDS不受待见，还不能回家过圣诞”。

对于这些学生而言，与美国政治主流的决裂必然比前辈们更加决绝。然而，这种疏离和决裂在组织上而非意识形态上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这些新成员在库瓦丁的会议中轻松赢得多数选票，比起在SDS内争取更激进的立场，他们为了权力下放以及避免民族主义立场而共同作战。

这种对策略的敌意将会在接下来几年里给组织带来深远的后果。首先，这使团体无法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它在鼓动反战情绪上已经取得的领导地位。其次，这种的缺乏政治远见的决策把所有筹码都放在当地组织的热情和自发性之上，必然导致之后不可避免地热情消退的时候，只能手足无措地问为什么。

库瓦丁也是SDS跟LID的最有意思联系。这个社民派组织已经对SDS赞助反战游行忍无可忍。允许共产主义者观摩休伦港会议已经很糟糕了；现在这个团体居然还公开组织反对约翰逊政府的政策。而在库瓦丁，SDS在新老成员的支持下迈出了更远的一步，他们删掉了组织章程里关于禁止“极权”政府支持者加入组织的条款。

对于已经对社民主义不抱幻想的退伍军人而言，这个变化仅仅意味着把一个早已到来的政治分裂给制度化了。对于新成员来说，他们自己早已在社区里被称为共党分子，这些都只是常识而已。所以，到了十月，LID跟SDS在组织上的联系就烟消云散了。诞生于美国社会民主主义的SDS终于走向了一条迥异的道路，尽管当时没多少人能说清他们想要把组织带向何方。

作者：Paul Heideman

译者：奥伏赫变

本文来自美国雅各宾杂志（Jaco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