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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刚:刘少奇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恢复和发展

2018-11-27 00:3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6753| 评论: 0|原作者: 王志刚|来自: 昆仑策网【原创】

摘要: 王志刚:刘少奇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恢复和发展点击:416作者:王志刚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18-11-26 08:25:19刘少奇虽不在36个军事家之中,但的确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其中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恢复和发展就是他军事生涯中的光辉篇章。1941年1月7日至1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绕道北移时,遭8万多国民党军合围聚歼,军长叶挺下山时被扣,副军长项英遇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 ...
王志刚:刘少奇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恢复和发展
点击:416  作者:王志刚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18-11-26 08: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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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虽不在36个军事家之中,但的确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其中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恢复和发展就是他军事生涯中的光辉篇章。

 

1941年1月7日至1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绕道北移时,遭8万多国民党军合围聚歼,军长叶挺下山时被扣,副军长项英遇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遭受的最严重损失。“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牢牢掌握着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主动权,不但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而且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新四军“皖南事变”后获得新生。蒋介石妄图通过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来达到取消新四军的阴谋也彻底破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刘少奇诞辰120周年大会所说,“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同志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政委,同陈毅等同志一起,重建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民粉碎了国民党企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为把新四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铁军作出重大贡献。“

 

一、提出“在政治上全面反攻、

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的战略方针

 

“皖南事变”发生后,全党全军义愤填膺,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反击国民党,为新四军死难将士报仇。1月14日,中共中央指示,“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要求各地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刘少奇收到中央电报后,1月15日,向中央建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这是刘少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结合华中的实际提出来的,有很强的针对性,由此中央改变了政治军事全面大反攻的战略方针。

 

“皖南事变”惨剧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外部是蒋介石的本性决定的,内部是项英不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结果。

 

“西安事变”,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是出于被逼无奈之举。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发展壮大非常恐惧。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下发执行后,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用一年多的时间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巩固了华北根据地。蒋介石感到吃了大亏,但又不甘心。正如1940年3月毛泽东所说, “顽方在华北磨擦受到严重失败后,加之我又增兵陇路南,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将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隔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络,陷新四军之危境。”华中主要是指安徽、江苏两省。新四军军部驻皖南泾县云岭。刘少奇(化名胡服)1938年底担任华中局书记主政华中后,对国民党顽固派及其所代表的反动阶级本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对蒋介石“限共防共”的阴谋更加警惕。进入1940年后,他多次直接或通过中共中央致电项英,建议放弃皖南,尽快率领新四军军部转移到皖东,统一指挥华中的政治军事斗争。10月9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和毛泽东、朱德等,指出:“因我军在苏北之胜利,使滓浦路东西直至海边各根据地打成一片,实为顽固派不能坐视之事。”建议新四军军部“从速北移,因目自打交通尚有可能,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同派阻断封锁可能。”10月19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发表《皓电》为标志,国民党发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在军事解决新四军。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9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表《佳电》,作为对何、白《皓电》的答复。确定了对付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基本方针。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实行着既抗日又反共的两面政策。对此,我党必须针锋相对,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就一天不改变这个政策。否则,我们就要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毛泽东亲自领导着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苏北海安成立(后移驻盐城),中央任命叶挺为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事变。在刘少奇的多次提议和毛泽东的多次强令下,1941年1月4日,项英才被迫同意率领新四军军部和江南部队绕道茂林北移。但这已经丧失了转移的最佳时机。

 

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了,一江之隔的刘少奇7天7夜没合眼,一边随时为新四军军部和延安的联系收转电报;一边紧张思考着如何才能进行更有效斗争的战略策略。9日深夜,当接叶挺、饶漱石得知项英自行离开部队后,立即将消息电告中央,“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即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12日刘少奇向中央提出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来缓解皖南军部困境的建议。与陈毅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请朱(瑞)、陈(光)、罗(荣桓)在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第二天,中央采纳了建议,决定“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电到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进攻,山东由朱陈罗负责,苏北由胡陈负责,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1万人之聚歼计划。”14日,“围魏救赵”计划正要实施,却收到了新四军军部陷入绝境后的最后一封电报。听说叶挺被俘,毛泽东怒不可遏。15日,他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并强调说:“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面对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的严重情况,中央的决定还执行不执行?怎么执行?刘少奇冷静地思考着:如果再包围韩德勤,已经失去了“围魏救赵”的意义;情况变了,战略策略也要变,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围魏救赵”的建议是我们提出来得,解铃还需系铃人。经过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后,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及党中央,指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作全面的大反攻,这里的同志于义愤之余,亦有立即举行反攻之主张。然根据各方面情况,平心静气一想,我们却有下列意见,望中央细心考虑:

 

(甲)情况:一、全国局面,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党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曾下令制止,即证明蒋生怕乱子闹大。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党分裂。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未说且此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二、目前华中我占领地区很大,兵力不够,仍不能巩固。皖东北敌伪匪猖獗,已全部成游击区,原来巩固地区均已丧失,淮海区亦不能支持,盐阜区土匪亦蜂起,黄桥已被敌占,海安亦有被敌占领可能。我们部队尚须休整补充。故以华中来看,能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发生大的战斗,肃清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对我为有利。

 

(乙)根据上述情况,我的提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

 

刘少奇在分析了实行军事反攻的不利之处后,提出了在政治上实行全面反攻的具体建议: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发宣言和提出立即释放叶挺等条件;在全国全世界实行大的政治反攻,宣传抗议皖南事件,揭破国民党分裂行为。“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可能使蒋、何在半年至一年内,不敢再向我华中进攻,使我能巩固华中阵地,以待变化。”“我的意见如何,请考虑示复。”这个从实际出发的建议,对中共中央作出处理“皖南事变”的正确决策起了重大作用。

 

刘少奇在给中央发电报提建议的同时,跟陈毅一块向正在华中指挥部参加会议的党政军负责人做工作,向他们解释: “广大指战员、干部、群众要求为皖南死难烈士复仇,其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大敌当前,我们的行动必须完全听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要顾全民族利益的大局,不能以感情代替方针、政策,作出鲁莽、轻率的举动。”

 

刘少奇的建议再一次得到了毛泽东的采纳,党中央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对蒋介石继续采取“一打一拉”的政策,在全国展开猛烈的政治反击,深刻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强烈要求严惩肇事祸首。毛泽东电告周恩来“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1月19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彭德怀、刘少奇等,对皖南事变后我党应采取的应变措施作了原则指示,明确提出:“在政治上全面揭破鸫之阴谋(但暂时不提蒋名字),见《新中华报》社论及中共发言人谈话,惟仍取防御姿态,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动员群众。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必要时打出去,在组织上拟准备撤销各办事处。”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和有理有节的斗争,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支持,各界进步人士和国际有识之士纷纷谴责国民党的倒行逆施,陈嘉庚等海外侨胞呼吁“弭止内战,加强团结”,苏美英等国也对国民党表示极大的不满。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蒋介石不得不在3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至此,以皖南事变为顶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就被打退了。毛泽东说:“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正确的方针来源于刘少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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