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九千到九万， 组建不可战胜的新四军
1941年1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从此，组建起不可战胜的新四军，这里边浸透了刘少奇的汗水和心血。
1937年12月，新四军由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1.03万人组成，“皖南事变”前的三年中，由于项英贯彻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无法打破敌伪顽的夹击，发展缓慢，“皖南事变”时只有2.5万人。当时八路军已由组建时的3万余人发展到50余万人。“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被围歼，国民党顽固派弹冠相庆，认为终于消除了一个心头大患。
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并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时许多同志还陷入在悲痛和愤怒之中，而刘少奇透过国民党的通令已有了新的想法。当天他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此间干部提议以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立在苏北成立军部，在队号召，可否望复。”18日，刘少奇又同陈毅联名致电中央，再次提出这一建议，并发出《关于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借口的通报》，运用大量具体事实，逐条驳斥国民党为取消新四军而制造的种种诬蔑，深刻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指出：所谓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听调动”，“不按指定路线由繁昌、铜陵一带北移，而经泾县南向袭击友军的言论，纯属捏造。”
中共中央根据刘少奇和陈毅的建议，对组建新的新四军军部人选进行了慎重研究，于是就有了1月20日的任命。
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刘少奇一面着手重建新四军军部，一面周密细致地部署同国民党的斗争。24日，刘少奇在新四军干部会议上详细介绍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并针对反蒋情绪明确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对我们、对抗战的中国人民是完全有利的，而不利于反共顽固派与内战挑拨者。因此，我们要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反对内战、反对分裂的方针，以挽救时局的危机，坚持抗战到底。
1月25日下午，新四军新军部在盐城举行成立大会。陈毅在发表就职演讲中指出：“新四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皖南事变’后，重庆当局发出一个反革命的命令——取消新四军，我们可以置之不理。我们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恢复军部，我们拿革命的命令来反对反革命的命令，拿抗战的命令，打倒破坏抗战的命令！”在演讲结束前，陈毅特地向大家介绍了刘少奇。他说：“刘少奇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他有20多年的斗争历史，中国的工人运动，就是他一手领导起来的。” “抗战后，他到华北，华北抗日运动，就有了大的发展；到皖东北，他同样展开了大的局面；到苏北，也一样是如此。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到这里来直接指导我们的。新四军直接在中央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我们的政治方向不会错，能依照中共的政策做下去，就好像火车在铁轨上走，一定能够顺利的达到目的。”
这是刘少奇到华中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并宣布了真实姓名，此前他一直使用“胡服”的笔名。
为了整顿和统一新四军编制体制，1月26日，刘少奇同陈毅致电毛泽东和朱德等：“为整理与统一新四军编制，拟将新四军部队整编为4个师，以苏北部队为第一师，皖东为第二师，李先念部为第三师，苏南为第四师，在师以下设旅、团，均以三三制编制。”29日，毛泽东等复电刘少奇和陈毅，指示：“应将彭雪枫部编为新四军，共编5个师。”
整编重在统一思想。刘少奇针对“皖南事变”后出现的悲观失望情绪和部分八路军指战员不愿意改为新四军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他亲自给连以上干部上课，讲解新四军整编的重大意义，讲解《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使大家认识到：“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已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最荣誉之军队，亲日派与反共顽固派要消灭新四军，我们则相反要加强新四军；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分彼此，新四军可改为八路军，八路军亦可改为新四军；中央为统一华中战区各战斗部队的建制与指挥，将华中八路军编为新四军是完全正确的。在刘少奇的教育引导下，各级干部带头克服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和狭隘的家乡观念，部队精神振奋、士气高涨，增强了凝聚力、战斗力。
新四军全军最后共编为7个师，9万余人，并重新划定活动区域。2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粟裕为第1师师长，刘炎为政委，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第2师师长，罗炳辉为副师长，郑位三为政治委员，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黄克诚为第3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吴文玉（吴法宪）为政治部主任；彭雪枫为第4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肖望东为政治部主任；李先念为第5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谭震林为第6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张鼎丞为第7师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
损失9000，整编90000，新四军从游击兵团发展到正规化的大兵团。新四军军部重建后，完全摆脱了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迅速发展壮大，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已达到了30万多人。
三、把坏事变成好事， 奠定了共产党华中的基础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指出，“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刘少奇创造性地落实这一指示，抓住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机会，把“皖南事变”这一坏事，变成了发展、扩大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好事，奠定了共产党在华中的基础。
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前提是总结好“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3月上旬，新四军司令部的两个科长，胡立教和叶超等陆续突围脱险后到达盐城。刘少奇向他们详细了解“皖南事变”的原因和经过，接下来又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与陈毅等领导同志进行分析交谈。在掌握全面情况的基础上，刘少奇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央的指示精神，对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系统的总结。有两次重要会议值得回顾：一次是华中局高级干部会，一次是华中军分会扩大会。
5月15日至19日，在华中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刘少奇作了《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的专题报告。他回顾了抗战以来华北、华中工作的发展过程，指出“皖南事变”的教训，“主要是没有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敌后，举起民族抗日的旗帜，求得发展壮大，而是被统一战线束缚了自己的手脚。结果，在皖南的弹丸之地守株待兔，守了3年，没有守到兔子，却守来了一个老虎，反而把自己吃掉了。”他从中总结出几条：“一、要努力学习，在复杂情况下，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来具体地确定工作方针；二、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要懂得统一战线是统一性与斗争性两个方面的统一；三、必须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学习，在部队工作的同志特别要注意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服从党的利益；四、必须严肃党的阵容，加强党的纪律，巩固党的组织，反对自以为了不起，对党的指示随意不尊重。”会议总结时，刘少奇又具体分析了项英的错误，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的策略，学习党性，学习军事，这都是最基本的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决定的作用。
6月8日，华中军分会召开扩大会议，刘少奇围绕着华中局确定的“第一步的工作——建军工作”讲话。他在指出了形势严重的情况下要防止动摇害怕心理，巩固部队，稳定队伍，经得起艰苦斗争和革命长期性的锻炼后，强调严重艰苦的政治任务，“要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领导就是党的独立领导，是要共产党来实现的。我们要加强共产党独立的领导作用，这无论是在完成目前的政治任务或者实现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实行革命的转变都是必须的。”军队“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完全执行党的政策和命令来完成党的任务，这些东西是最要紧的了。”
这两次会议，刘少奇始终坚持按照古田会议决议建军，端正了华中局党政军的思想政治路线，提高了各级干部执行党在统一战线中“既联合又斗争” 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对克服项英错误思想影响和部队中存在的游击习气起到了重大作用，为新四军的恢复发展和扩大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重要保证。大家都感到明确了方向、增添了力量。听过刘少奇讲话的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回忆道：“他的话一扫‘皖南事变’后少数同志茫然若失的情绪，大震了军威，大鼓了士气。”
在总结皖南事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刘少奇把如何建设一支置于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新四军作为首要任务。
过去新四军的军长、副军长是蒋介石任命的，现在蒋介石撤销了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重新任命了新四军的军师班子，完全脱离了蒋介石的控制，这是天大的好事。刘少奇抓住这个机会，把铁的新四军真正建成中国共产党的党军。主要抓了三件事：
一是政治上建立党的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离开了党的领导，就谈不上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刘少奇下大力抓好各级党的建设：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新四军统一整编后，部队数量急剧扩大，驻防范围北至陇海铁路，南至皖南和苏南，活动区域远远超出中共中原局的管辖，而中共东南局因项英遇难和情况变化已不能发挥作用，中共中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相应地成立新四军军分会，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暂时划分为淮南、淮北、苏北和苏中4个小省，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兼任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加强新四军的政治工作。配齐配强各级政工干部和政治机关，不但新四军八路军新合编的部队强调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而且成建制整编为新四军的八路军老部队也进一步强调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很快形成全军政治上一致，解决了各师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二是思想上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武装起来。刘少奇通过写文章、发文件、讲话反复宣传统一战线主要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坚持独立自主，既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又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批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如果我们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的同意许可，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滑稽可笑的。如果我们所要的“一切”均事先要取得国民党的同意，它不许我们就不能办，那我们不是成了国民党的工具了吗？我们只有反磨擦，坚决击退反共顽固派的武装进攻，统一战线才不会破裂。使广大干部战士从皖南事变的惨重打击是放弃独立自主，以退让服从求得国民党的合作恶果中进一步认识统一战线理论正确性。
三是军事上在反对日伪军的“扫荡”中锻炼摔打部队。由于新四军军部和中共华中局驻盐城，从1941年春末夏初起，日本侵略军并会同伪军，加紧对华中，特别是对苏北的“扫荡”，企图迅速控制和伪化苏北乃至华中。敌人‘扫荡’频繁，整个苏北战火弥漫。由过去用极大的力量反磨擦，转到集中打击敌寇汉奸。刘少奇根据华中敌我形势的重大变化，把巩固华中作为部队的主要任务，提出“发动、组织与武装数十万数百万群众，和你们一道去打击敌寇、汉奸。”5月下旬，日军从苏北、苏中、皖东一带增兵，“扫荡”的目标直指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所在地盐城。为了粉碎日军的“扫荡”，刘少奇同陈毅确定，对新四军各师进行反“扫荡”部署，战略方针为：“避开主力冲突，保持有生力量。但应以游击战予敌以牵制，掩护人民及机关之疏散和隐蔽，只有在敌‘扫荡’完毕，乘敌大部退却时，相机取得胜利的尾击。”并规定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人氏自卫武装应采取的反“扫荡”战术原则：主力部队应该比较分散，选择敌之间隙，予敌以致命的打击；地方部队采取就地分散游击、就地坚持的办法，完全用便衣活动的方式；人民武装应采取空舍清野、破坏、扰乱、配合作战的战法。三方面密切配合，夺取反“扫荡”胜利。
日军“扫荡”的主要目标是消灭新四军军部，并扬言抓住刘少奇有重赏。刘少奇同陈毅对部队进行部署后，为了减轻部队的压力，他只身一人带着通讯员向苏北北部转移。一天在马庄被日军包围。刘少奇沉着镇静，在群众的掩护下，以为烈性传染病人出殡的方式，闯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安全同军部会合。新四军三个师及地方部队互相配合，采用河道伏击战及村落夜袭战，广泛布置层层阻拦，“以积极游击动作打击敌人，逼其撤退，并阻止其下乡‘扫荡，和建立据点。”为保卫苏北根据地，粉碎日军的进攻，新四军第2师在苏中地区积极行动，威胁敌之侧翼；第1师接连攻入姜堰等重要据点，使日军顾此失彼，被迫抽兵南撤；第3师各旅在盐阜一带乘机反攻，相继收复阜宁、东沟、益林等地，并不断袭击盐城、湖垛。至8月20日，日军被迫停止对苏北的大举“扫荡”。
这次反“扫荡”战役，新四军共进行重要战斗135次，毙伤日伪军1932人，俘日伪军1089人，击沉敌汽艇13只，缴获炮1门，轻、重机枪15挺，步枪1123支，并破坏路345里。新四军亦伤亡1000余人。反对敌军的“扫荡”，进一步建设和巩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训练和扩大新四军，不断提高新四军的战斗力。
反扫荡中刘少奇原来的胃病加重，9月、10月，毛泽东三次致电刘少奇，要他回延安并参加七大，可在延安一边休养，一边延安指挥华中。可刘少奇从大局出发，带病坚持工作，直到1942年3月19日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结束后才动身返回延安，途中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要求指导山东、华北工作，在经过9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穿越103道封锁线后，于1942年12月30日到达延安，随即参加延安整风，1945年党的七大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为五大书记之一。
刘少奇在新四军工作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他在皖南事变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和皖南事变后对新四军的恢复发展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永远名垂史册！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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