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方针、教育路线的总体设计者，他始终密切关注教育工作，并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与实施了一些重大教育政策。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已积累了丰富的军队教育、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普及教育的经验，建国后他对教育有更为总体与长远的筹划。建国前夕和建国后繁忙的国事活动中，毛泽东像抓军事、政治、经济一样抓教育，曾亲自起草、审阅或批转中央、国务院诸多教育文件，在一些重要会议上都讲到了教育。比如，1949年9月曾审阅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其中有关于教育的条文），1950年8月1日起草《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对军队文化的全面规划，设想从军队中培养大批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1953年5月1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文化教育工作（有大量指示），1953年6月30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谈及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1955年在《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按语中讲到消灭文盲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时讲到教育方针，1957年3月召开普及教育工作座谈会（谈及教学计划、教科书问题，私立中学可以办，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社会主义是艰苦的事业等），1958年同意颁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等文件并多次谈及教育革命，1961年7月30日致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对之加以鼓励，1961年9月批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5年同意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半农半读教育工作的指示——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的报告》，1964年关注减轻学生负担、教学制度，1965年亦关注减轻学生负担、学校校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并考虑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时，《五·七指示》设想全国都像军队那样成为一个“大学校”。“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随时关注教育及其改革。1968年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1970年同意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1971年批准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工农兵学员与教育体制改革，普及教育、扫除文盲等）。此外，毛泽东的一些题词、通信亦与教育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制定、审定、同意颁发的文件，及其讲话、谈话、通信等，体现了建国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演化。只有从总体上把握这些文献并按历史顺序逐一加以研究，才能真正完整地把握建国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及其具体演化过程，以及其与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教育思想之间的连贯性。
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承续了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基本理论而没有太大变化，但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的时代特点和内容，亦打上了深深的阶级与路线斗争的烙印。这些基本理论仍然是：教育与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关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普及教育，教学管理，教学方法，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关系，知识分子的作用与思想改造，受教育者德智体诸方面发展，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军队教育与整个社会“大教育”等。把握这些理论需要联系实践，即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从事教育的历史实践，特别是1949年后领导教育事业的新的实践。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党的主席之后，他领导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各级党政部门大力兴办教育，成绩是主要的，失误也是明显的，其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一、建国后毛泽东教育思想发展演化的历程
从毛泽东教育思想发展演进的具体历史过程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初到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颁布前为第一阶段，主要是接管、振兴、发展全国教育，这期间借鉴了苏联经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颁布到1966年发出《五·七指示》前为第二阶段，开始独立探索中国教育发展道路，设想以多种形式让全国青少年能享受普及教育与高等教育。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为第三阶段，包括全国教育系统停课“闹革命”、高校停止招生4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改造大学，中小学教育大普及等。
把握建国后毛泽东教育思想及中国教育思想，有一篇建国初的重要文献不能忽略。它就是1950年8月1日毛泽东作出的《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这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是理解毛泽东建国后教育思想及中国教育思想的钥匙。指示内容虽然是阐明夺取全国政权后怎样进一步作好军队教育，但它却是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军队文化教育经验的总结。重要的是，毛泽东历来把军队教育方式推广于全社会教育。在指示中，毛泽东首先说明：“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他具体作出了10项指示。可以说，《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就是一个办学章程，内容非常丰富，没有长期教育经验、特别是军队教育经验的人是无从制定的，这是毛泽东依据中国贫穷落后、文盲特多、办学条件有限的国情，经细致周密的思考的结果，具体包括普及与提高教育，如扫盲、小学、中学、大学教育，脱产与业余教育，学制与课程设置，考试与教学方法，教师的调配与培养，教育经费，党委与政治部门的领导作用。该指示把作战、生产与文化学习的任务结合起来，强调各种学校均须有军事课及政治课，各种教育应一律采取速成的、联系实际但又正规的教育方针，尽管没有提德智体全面发展及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但总的目的是让军队文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这一思想移植到全社会是同样适用的。事实上，建国后中国的教育基本上是按照这种指示精神来办理的。此后20余年的治国过程中，毛泽东对教育的指示或讲话的思路几乎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只不过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有新发挥，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使其思想更加丰富。
1955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展开，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就把教育与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了。1955年9月，他在对《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加写按语时，重点内容涉及扫盲、普及教育与在农村环境中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在按语中引用列宁的话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也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毛泽东提出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应迅速工作，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以适当的指导。他认为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记工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仿办。这里，毛泽东把农村扫盲、普及教育与建设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思考，提出加强党的领导，这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是他一贯思想的展开与发展。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专门谈社会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时涉及教育方针。他认为：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强调：“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进而，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显然，这一方针强调的是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根本问题。由于社会主义觉悟被突出出来，教育的具体目标就变化了：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青年一代应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并且，重要的是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正确的世界观，肯有正确的政治观点。然而，教育的基本方面即要求学生德智体都得到发展是恒常的，这是毛泽东一贯的主张，并且在他青年时代就已确立了。
1957年3月，毛泽东为抓好教育工作而召开普及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谈及：教学计划、教科书全国统一的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受限制；私立中学可以办；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质量；助学金扩大一些，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困难；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社会主义是艰苦的事业，我们以后对工人、农民、学生都应该宣传艰苦奋斗的精神；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中学应该有政治课，政治课要联系实际，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社会发展观、阶级斗争也要讲；要责成各级党委书记管思想工作；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的就不要学，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还要有地方的特点；课程要减少，分量要减轻，减少门类，为的是全面发展。这些话语，其实也体现了历史经验，同时提出了怎样学习苏联教材的立场，突出了社会主义时代怎样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1957年，第三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召开即落实毛泽东的有关指示，提出小学教育应打破国家包办，提倡城市街道、机关、厂矿企业办学和农村群众集体办学；可以允许私人办学；改变中学设置规模过大、过于集中在城市的缺点，初中的发展要面向农村，等等。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简称《指示》）（1958年9月19日）颁布，这个《指示》体现了毛泽东的想法，共有六条，主要是总结成绩、纠正错误，规定教育方针，提出奋斗目标。《指示》提出“多快好省地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培养出一支数以千万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的历史任务之一”。《指示》对全国解放九年以来教育工作在党的领导之下取得的巨大成绩作了总结：“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收回了教育主权；妥善地接收了全国的学校；取消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学校的法西斯管理制度和对学生的法西斯教育和特务统治；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基本上肃清了隐藏在教育界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学校中开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程；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了思想改造；进行了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的在校学生都增加了几倍；扫盲运动和业余的文化技术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学校中开始普遍地实行了勤工俭学；在教育工作者的队伍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量的干部。”但教育工作在一定的时期内曾经犯过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
《指示》规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指示》强调：“在一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集体观点，劳动观点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指示》还具体阐明了在学校内部，在政治工作、管理工作、教学工作、研究工作等方面，也应该贯彻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它最后提出：“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和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务。应当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的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
这个《指示》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政领导人制定了国家的教育路线，计划以打破常规的群众性的“大跃进”方式加快发展和普及教育。《指示》颁布前的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时说：“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起来。”这是毛泽东对指示精神的随机传达，简明而扼要。
《指示》出台前后，1958年的教育“大跃进”已经展开，办大学则是一个重点。1958年6月，刘少奇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县办大学，将来势必每个县有一所大学，准备十年达到这个目的。现在是否给每个县派一个、两个或几个大学生，这样学校就可以办起来了。”于是，全国各地争相办大学。据《北京周报》报道，1958年8月，“高等院校已从1957年原有的227所增加到了1065所。另外，到了当年秋天，全国各地已经建立起了23500多所业余‘红专’大学和半工半读大学”。尽管各地一哄而起办大学，质量参差不齐，但也有不少大学后来得到很好的发展，例如中国科技大学、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湘潭大学等现已成为相当有成就、有影响的大学。
对于当时办大学，毛泽东是支持的。湘潭大学他亲笔题写校名，并嘱托一定要把湘潭大学办好。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其三周年纪念之际，毛泽东于1961年7月30日特致信鼓励：“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毛泽东还提及，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另一个是1960年中南海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
这封信体现了毛泽东要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让全体青年都享受大学教育的雄心。由于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教育经费有限，办半工半读式的大学教育让不能进入正规大学学习的青年受到大学教育，毛泽东极为支持，这也是由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大学本无定式，甚或毛泽东把半工半读式大学——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高等职业学院——视为一种好的大学形式。他的多种形式办学想法并不排斥他对《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批准，但重视半工半读式大学也许使他对“正规”大学的认识会产生反复性。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当时没有研究型大学的概念，但毛泽东重视科学研究是毫无疑问的——否则中国不会有“两弹一星”的研发成功。
然而，毛泽东为达到“必须培养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这一目标耗费了大量精力。由于把教育视为与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列的文化革命，教育不可避免地与阶级斗争的观点联系起来。要培养出全面发展的新人，培养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就要批判旧社会那种只专不红，脱离生产劳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在实际的政治运动中，往往是政治标准第一，“红”的标准除了看本人的政治态度、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外，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是否有“历史问题”）、亲属和社会关系等则是先天的包袱。而重视业务或注重学术研究者往往被贬为走“白专道路”，被当作“白旗”拔掉。这类作法渐渐演变为与“阶级路线”相配套的政策性习惯。但无论如何，培养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让教育者自己先多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至今仍然未得到很好解决。
从重要性来看，1958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是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教育道路的开辟（尽管效仿苏联调整高校办学的方式仍然得以延续）。1964年，中宣部在一份材料上的批语称：“我国的教育工作，是直到一九五八年，即建国以后九年，才在理论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这个问题的。以前没有解决，把苏联凯洛夫的教育思想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实际上它仍是资本主义的。”可以说，从1958年到1965年，中国的教育基本是按照《指示》的要求发展的，并且取得了较大成绩。而毛泽东认为进入19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势力开始在中国复辟，修正主义有可能上台，教育权同样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于是他决定发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以文化革命为突破口来进行政治革命完全符合其思想发展的逻辑。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中国的教育经历了曲折发展，毛泽东教育思想也经历了变异。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就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给军委副主席林彪写了一个批件（后来通称为《五·七指示》）。这一批件决不是一些学者认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纲，而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整体建设特别是文化建设的蓝图。毛泽东设想让全国各行业、各单位都像军队那样“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创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以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进而，毛泽东提出工人、农民、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他提到：“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认为：“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这确实是经验之谈，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要求把边区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也正是毛泽东的独创之处。当然，在1960年代要把全国办成大学校，其实现同时是与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相伴随的。
这种对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随着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被称为“16条”）的发布而在全国展开。“16条”的第一条说明“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成，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16条”的第十条专门谈教学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这样，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落实就与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紧密联系起来了。
然而，让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而是大学、中学的红卫兵以及造反的工人等在夺权之后，各派之间展开全面内战；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不能团结，社会也不安定，这既极大影响了社会经济、政治建设，也极大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军队则忙于“支左”。这样，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描绘的“大学校”蓝图就无从实现。
从“文化大革命”10年总体教育状况看，高等教育遭受严重损害，1966年至1969年高校停止招生4年，高校师资被极大削弱。不过，中学教育在停滞之后得到较快恢复发展，小学义务教育也较快恢复发展。1971年，毛泽东同意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纪要总体上是一个“左”倾错误文件，它称赞1958年教育革命，认为1961年制定的高教“六十条”是“教授治校”“智育第一”“业务挂帅”。尽管如此，《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有一个重点是强调：“大力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村普及小学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要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把学校办到家门口，让‘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城市要进一步搞好厂矿、企业和街道办学。”《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还提出教育经费要相应增加等。对普及教育的强调，使我国中小学教育在1970年代前期与中期获得较快发展，尽管学制缩短、教学内容精简，教育质量降低，但普及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却大大发展了。有相关数据可以说明：1961年，我国的在校小学生数为7578.6万，中学生数为1034.4万；1966年小学生数为10341.7万，中学生数为1296.8万；1971年小学生数为111211.2万，中学生数为3149.4万；1976年小学生数为15005.5万，中学生数为5905.5万。这些受过中小学教育的毕业生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招生提供了基本生源。
从这里不难体悟，即使毛泽东在社会和平发展时代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使经济、政治、文化事业发展受阻，并导致社会动荡，“文化大革命”也使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在演化过程中变异了，但毛泽东对普及教育总是注重的，他一些基本的正确理论并没有被抛弃而是保存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