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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历史的必然要求

2018-11-30 23:5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710| 评论: 0|原作者: 夏杏珍|来自: 察网

摘要: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队伍的主要成分,是从国统区过来的旧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有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并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旧社会,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与新社会、新政权格格不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有美国情结的大学教授们,仍对美国的民主充满着幻想,希望借助美国的帮助来实现中国的民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表示怀疑,对共产党、人民政府存在偏见和疑虑,甚至于想在国共两党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 ...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队伍的主要成分,是从国统区过来的旧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有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并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旧社会,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与新社会、新政权格格不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有美国情结的大学教授们,仍对美国的民主充满着幻想,希望借助美国的帮助来实现中国的民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表示怀疑,对共产党、人民政府存在偏见和疑虑,甚至于想在国共两党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中国的政局。这种“新的力量”,当然指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人在解放战争时期形成了一股很有影响的政治势力。在美国政府组织人员编写的白皮书,和艾奇逊为此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就“公开宣称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尽管毛泽东写了五评白皮书,反复告诫这些知识分子切勿对美国寄予幻想,尽管以民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及所属的知识分子都表态批驳了美国白皮书,但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对美国以及它所寄予希望的在中国的这“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的动向会保持警觉的。这些也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现实依据。

问题的提出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知识分子,认为革命和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更把如何处理好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如何团结、使用广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让他们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发挥作用,作为建国方略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精心研究应采取的策略和措施。建国初期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这个运动一直为人们关注,国内外都有人进行过专题研究。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对这个运动的认识总的说来是越来越清楚、明确了。但应该看到,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还存在重大的以至根本的分歧,有必要辨析清楚。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出的所谓“就范说”就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该书写道:“在表面上,一般民众觉得镇反运动是吓人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在外来威胁的时候。但是1951至1952年三个互相有关的运动(指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笔者注)对那时为止一直受到中共温和对待、甚至优遇的集团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虽然思想改造主要针对被断言是帮助‘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离中共式马列主义的思潮的影响。”“这三个运动的总的结果是使这些成分就范。”该书又用迫使知识分子“就范”这个观点考察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党力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直到知识分子不愿生产成果为止;然后它又放松一下,直到它的政治控制受到威胁时为止。”[1]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陷入了一个难以跳出的窘境:思想改造打击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不愿生产成果,于是不得不放松思想统制;而思想统制的放松最后又会威胁到党的政治统制,所以不得不开始又一轮思想改造。

无独有偶,国内也有与之抱同样观点的。有一篇题为《天马的终结》的文章写道:

【“‘迫使知识分子就范’这种解释,为国内一些学者所否认。如果撇开非学术因素,其实我们应该承认,就范是基本准确的。”
“对知识分子,毛泽东有其独特立场。在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词典中,只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即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而在六十年代之前毛泽东的词典中,则有两个资产阶级,即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思想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到了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概念进一步发展,而有三个资产阶级:经济意义上的、思想意义上的以及权力层次上的——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想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主要指知识分子。换言之,在毛泽东的政治词典中,知识分子始终是异己力量。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当然更是异己力量。”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所推行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又尤其是原国民党统治区高级知识分子集体忏悔、集体认罪、集体赎罪。”】

该文由此得出结论:“知识分子习惯并陶醉于‘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生存状态,换句话说,习惯并陶醉于体制外生活,习惯并陶醉于在体制外自以为是、指手画脚。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的方法是把知识分子由体制外变成体制内——使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完全没有生存空间,而不得不接受安排……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意识上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也就是“‘一切唯政治之马首是瞻’。‘天马’还能存在吗?”因此,“不管是叫‘思想运动’、‘思想斗争’、‘思想批判’,总是以知识分子为靶子,”“必欲达到打掉知识分子架子的目的,也就是大大伤害这些人的自尊心而后已。”[2]

有人撰文:《知识分子的噩梦开始——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直白而武断地判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新中国知识分子悲剧命运之源。

论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历史的必然要求

1951年7月1日晚,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庆祝“七一”的盛大酒会。图为毛泽东(左一)和物理学家钱三强(右二)在酒会上

以上所举文章都从执政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5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他们的结论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知识分子是控制和被控制、整人和被整的关系,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和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分不开。

上举文章中的一位作者尊奉“史贵存真”,标榜其结论是以“相对接近真相的认知”为前提。其实,其前提和结论都是违背历史真实的。让我们用那段历史的真相来说话吧!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既不是建国初期才第一次提出,也不仅仅是对知识分子而言。早在1929年,针对中共党内农民成分占绝大多数的情况,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中就提出了思想教育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又以自己思想感情的转变,说明了包括共产党员在内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当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已成定局时,毛泽东即把全体人民的思想改造问题列为新中国重要任务之一。他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3]毛泽东同时还提出了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任务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重要观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所面临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一方面,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已经成为主要任务;另一方面,还有繁重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尚待进行。整个社会处于全面转型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呈现思想多元化,价值观念混乱,“新”“旧”两种文化面貌之间的边界并不十分明晰。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一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和灵魂,而且在长期的奋斗、发展历程中从未动摇。因此,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系统的批判和清理,对旧的思想观念进行革命性的改造,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5]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思想标准和诠释时尚追求的信念体系。它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以及与其相关的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因此,人们一般把它叫作国家意识形态。在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时候,过去的信念体系自然无法承载一个新的国家意识形态,难以满足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在思想文化上来一次或大或小的整合,诚为历史的必然。[6]

建国之初,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有三部分组成:一是来自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以及军队中的知识分子。这部分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革命,通常称他们为革命知识分子。这部分人人数相对较少,新中国成立后都成为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人。二是解放战争中接收的国民党留下来的大量宣传、教育机构,各类学校、厂矿企业和各种文化艺术团体中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医生等等。他们是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就他们而言的。三是当时大学还没有毕业的青年学生。后两部分人中也有一定数量的人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分子;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参加过1946年的抗暴斗争和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运动的知识分子。

但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队伍的主要成分,是从国统区过来的旧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有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并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旧社会,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与新社会、新政权格格不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有美国情结的大学教授们,虽然极度不满于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以及美国的“扶蒋反共”的政策,但仍对美国的民主充满着幻想,希望借助美国的帮助来实现中国的民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表示怀疑,对共产党、人民政府存在偏见和疑虑,甚至于想在国共两党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中国的政局。这种“新的力量”,当然指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人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就较为活跃,形成了一股很有影响的政治势力。当时,美国对这些人抱有极大的期望。在美国政府组织人员编写的《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于1944—1949年时期》的白皮书,和艾奇逊为此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就“公开宣称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7]

尽管毛泽东写了五评白皮书,反复告诫这些知识分子切勿对美国寄予幻想,尽管以民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及所属的知识分子都表态批驳了美国白皮书,但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对美国以及它所寄予希望的在中国的这“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的动向会保持警觉的。这些也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现实依据。

全国土地制度改革全面开展之际,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个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毛泽东号召:“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要采用这种方法。”[8]

应该说,1950年下半年开始在知识分子中间提倡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针,与当时准备在新解放区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的形势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与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土改中,他们要想与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就不能不来一个思想上的自我教育和改造。毛泽东曾把战争和土改看成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号召大家“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过好土改这一关。”半个月之后,周恩来出席北京高校毕业生分配工作动员大会,具体阐述了毛泽东东关于“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和“过好土改这一关”的内涵。他指出:“在座的同学不管出身于什么阶级,只要接受人民政府分配的工作,就成为国家工作人员了”,然而,“要做国家工作人员,就必须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9]周恩来进一步强调说:“对待家庭问题,我们要采取有区别、有联系的方针。有区别,就是要站在跟剥削阶级家庭不同的立场上;出身封建家庭的,就要说服家里的人将土地交出来,劝他们赞成土改。有联系,就是家庭和我们总有血统上的关系。应该帮助他们改造,这是一种社会责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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