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历史的必然要求

（五）积极推动知识分子参加各种社会改革改造运动

1950年下半年开始，即从全国一届政协二次会议以后，在继续坚持团结知识分子的同时，在知识分子中间逐渐采取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针。让知识分子参加各种社会改革运动，这种实际的政治教育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土地改革运动，知识分子感到像是“从井底跳出，看了一次大世面”，“深刻体会到阶级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改造社会的先决条件”。[20]在新解放区的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于缺乏干部，同时也为了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党中央动员以高等院校文科类师生为主的知识分子工作队去农村指导土改。由于直接参与农村土改实践，有了深切的感受，这些感受恰好印证了建国后政治学习中所了解的理论——阶级斗争说、劳动人民创造历史说等等。北师大校长陈垣参加了西南土地改革运动后，所见所闻改变了他原有的一些学术思路。他在四川巴县参加了斗争地主的大会，并做了革命性较强的发言。以后，他在当地干部陪同下到处去走访，实地看到村中地主所立的碑碣，发现与斗争大会上所听到的地主剥削的残酷事实不符，由此想到自己过去所研究的金石碑文很少记载劳动人民被压迫的情况，对以往“闭门治学”所依据的考证材料产生了怀疑。陈垣对几十年来考据研究中缺乏阶级观点进行了初步的自我批判。[21]著名文学家萧乾的《在土地改革中学习》，美学家朱光潜的《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社会学家吴景超的《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心得》等文章，都介绍了自己在参观、学习中得到的收获。这些文章均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上述事实说明，思想改造符合知识分子的实际需要，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也就是说，采取这一方针政策，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广大的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政策，是从当时经济建设的客观实际出发，同时也是符合当时知识分子实际需要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基本是融洽与和谐的。知识分子以饱满的爱国热情，从未有过的政治积极性，投入了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

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当年38岁，几十年后，在1993年写的回忆中作了这样的回顾：

【“实际上，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我们都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但是，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连我那所谓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干净。我仿佛成了一个基督教徒，深信‘原罪’说法。在好多好多年，这种‘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中。……就这样，我背着沉重的‘原罪’十字架，随时准备深挖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真正树立无产阶级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22]】

清华大学教授费孝通写了《我这一年》。他总结说：

【“1949年在我是一个‘学习年’。在这一年中看到了多少一生中没有看见过的事，听到了多少一生中没有听到过的事。……一个富于生命的大千世界庄严的在我眼前展开，一切使我低头。”“感觉到自己百无是处了，梦想着一种可称为‘魔术性’的改造，点石成金似的，一下子变为一个新人。”[23]】

（六）进行全面的思想改造运动

通过建国后两年左右的政治学习以及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的实践教育，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理状态迅速发生着变化，正在积极调整自我以适应新中国、新社会的要求。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认为这种变化和调整还不够，强度太小、目标要求也不高。世界观、价值观等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1951年初出现的电影《武训传》事件以后，毛泽东深感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严重。5月20日，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央和地方各文化、教育部门，文联及其所属的各个协会，各省市党委宣传部，以及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都纷纷发出通知，号召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都应重视并参加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讨论。全国各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与之前的一片颂扬声相反，出现了一片讨伐之声。

1955年10月8日，从美国归来的著名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到达广州，28日到北京。钱学森由广州来北京途中路过上海时和分别了多年的家人团聚。图为钱学森与父亲（右二）、夫人蒋英（二排左一）、儿女在上海寓所合影

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使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开始发生转向，进入了对知识分子进行全面的思想改造运动的阶段。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24]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短评《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运动》。短评把教师的思想改造视为“改革旧教育的重要前提之一”，认为“如果高等学校教职员没有认真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来武装自己，没有抛弃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庸俗观点和欧美反动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那么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就必然遇到种种阻力”。短评提出，这次学习运动“必须对各种错误的或不正确的思想，进行严肃的、大胆的批判，必须一方面着重检讨自己，反对自满自负目无余子的态度；另一方面勇于互相批评，抛弃明哲保身的虚伪的客气”。

这次对知识分子实行全面的思想改造运动，一方面，实际情况说明，大批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还不太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辨别是非的思想武器，而许多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学会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仍不会应用，不会去具体地分析历史和现实，以至建国初期的思想文化界呈现出某种混乱现象，有必要进一步学习并展开思想交锋，提高政治认识和理论水平。另一方面，经过两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政策的贯彻，知识分子本身也具备了接受全面的思想改造的思想觉悟。他们亲眼目睹新中国成立两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处都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事实证明了人民民主制度具有伟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具有治国安邦的非凡能力。广大知识分子开始信服中国共产党。因而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初步解决了跟随谁走以及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这就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季羡林后来说：“多数的旧知识分子都是爱国的，他们渴望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这种希望在过去一直没能实现。然而今天，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毛主席说：‘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对这句话有十分具体深刻的体会。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我觉得这一点是旧中国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进行自我改造的一个起点和基础。”总之，高校知识分子的主流政治态度是积极认同新政权、主动愿意改造自己的思想。

这场思想改造运动，是从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高等院校开始的。其中一个动因是想借此推进高校的改革。旧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基本上被帝国主义和官僚地主阶级所控制，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存在缺乏全局规划、力量分散、脱离实际等缺点。为改革破除阻力而进行思想改造运动，也有其历史合理性。1951年9月7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与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12位教授，致信周恩来，响应政府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在北大教员中进行一次政治学习运动。并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等10位中央领导同志为教师。9月11日，毛泽东看到此信后，认为这种学习方法很好，亲自在来信上批示，同意派几位同志前去演讲。

9月24日，周恩来主持研究了这次学习的内容和目的。29日，他在京津两地高校教师学习报告会上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就知识分子如何取得革命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谈了自己的体会，并号召教师们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在报告中，周恩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一些具体的分析。周恩来的讲话中，将毛泽东在过去战争年代总结出来的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思想加以进一步强调和具体化，并用来分析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指导当时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表明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政策是一贯的。

这场思想改造运动，是从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高等院校开始的。1951年9月7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与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12位教授，致信周恩来，响应政府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在北大教员中进行一次政治学习运动。图为北大教师学习委员会召开系主任、小组长联席会议研究学习问题，起立发言者为校长马寅初

罗常培教授听了周恩来等领导的报告，了解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后说：

【“凡是以月薪收入作为主生活来源的，不论脑力劳动者或体力劳动者一律属于工人阶级。我听了这句话，当时感觉异常兴奋。我觉得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革命对象，而可以算革命动力了。从此我就对于中国共产党起了信仰，愿意跟随着他走。”】

思想改造运动很快在教育系统铺开。以后文艺界、科技界、新闻出版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级政府机关及工商界和宗教界人士等都参加思想改造的学习，形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51年5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与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组织清理工作的目标和方针政策作了具体的规定：这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目标是：彻底打击学校中的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崇美、亲美、恐美、反共、反苏、反人民思想），划清敌我界限，暴露和批判教师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如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初步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等。批示还具体规定，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在这次运动中，60%到70%的教师，可以而且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后迅速过关；15%到25%的教师，经过适当的批评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经过反复的批评检查后予以过关；只有2%左右的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的处理。这样就能做到争取、教育多数教师，孤立、打击少数坏分子，达到团结、改造高级知识分子的目的。

目标、方针政策明确以后，各条战线，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在科研战线，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般不发动群众斗争，主要是本人在小范围内作检讨，取得别人的谅解和帮助，自觉清理错误的思想观点和学术观点，讲清历史，划清敌我界限。对国内外有名望的科学家，则是严格保护的。

1952年6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科学院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方针问题给华东局的复电中指出，科学院研究所进行思想改造的方针和高等学校相同，但方法上应有所区别，应采取更加慎重的方式。北京已决定一般不采取群众斗争的“过关”方式，对大多数研究员只用小组会议的检讨会的形式，只有十分恶劣顽强抗拒者才需要反复检讨或大会检讨，低头后仍让他们做工作。在检讨批判其政治思想时，要注意结合批判其学术上的资产阶级影响，防止把思想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在科学院的思想改造学习中，应强调政治与科学技术的联系，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但以政治为主。

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则主要采取整风方式进行，组织文艺工作者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帮助文艺界克服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倾向，端正创作思想和服务方向。1952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曹禺题为《永远向前——一个改造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话》的文章，表达了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时代文艺队伍中的一员的自豪感。他说：

【“我是一个从黑暗的旧社会里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虽然一直向往光明，但自己的思想意识却受了相当深的资产阶级的影响。新社会到来了，我居然成为毛泽东文艺队伍中的一员，我是多么感激和骄傲！”】

他又诚恳地说：

【“我逐渐发觉自己的空虚，我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缺乏新的社会现实的体验，甚至连人民大众的语言也不大熟悉。古人有一句话，‘贫无立锥之地’。我今天才明白一个人在精神领域中到了‘贫无立锥之地’的当口是多么痛苦。在这个当口，我从毛主席的《讲话》里听见了伟大的指路的声音：‘了解他们，熟悉他们’，要使‘自己的思想情绪应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我又听见：‘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陈垣在谈到自己经过几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后的心态时说：“我是抱着怀疑的心理要看一看，到底什么原因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这一定有个道理。”后来有感于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他在不同层次的学习会上这样说道：“解放区来的干部是好干部，共产党是一个不平常的党。”“对今天这样的政府之下的生活，还有什么理由对政治灰心，对政治不闻不问呢？”他还说：“过去几十年自己太无知了，恨自己接触党太晚了。”

这次运动，应该说是对前面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直接继续，继承了前两个阶段的积极成果。也是对党的“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从重在“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团结、思想上的教育到重在精神上的改造，形成了知识分子政策的三部曲”[25]。它表明新中国的领导人，不仅有魄力在生活上安定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团结知识分子，而且有勇气在思想上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