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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减税的实质: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

2018-12-1 23:4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321| 评论: 0|原作者: 蔡万焕 张成 |来自: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摘要: 特朗普减税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经济领域的实践,其主要内容是下调资本收益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结合当前经济背景分析可以发现,作为减税理论支撑的“涓滴经济学”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无法成立;由于税收的累进性削弱,减税将导致更大的收入差距;在政府债务重负下的美国将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海外利润的汇回不会用于投资实体经济,而是流向金融市场,加剧经济金融化。特朗普减 ...
特朗普减税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经济领域的实践,其主要内容是下调资本收益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结合当前经济背景分析可以发现,作为减税理论支撑的“涓滴经济学”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无法成立;由于税收的累进性削弱,减税将导致更大的收入差距;在政府债务重负下的美国将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海外利润的汇回不会用于投资实体经济,而是流向金融市场,加剧经济金融化。特朗普减税实质上是“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要排除新自由主义对经济政策的影响,首先必须在意识形态上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

特朗普减税的实质: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尤其是美国经济带来巨大打击,此后美国政府虽然实施了注资救市、经济刺激方案以及四轮量化宽松、再工业化等政策,但美国经济增速仍然缓慢。2017年12月,特朗普签署了《减税和就业法案》,预计未来10年将使美国减少约1.45万亿美元的税收。减税是否会促进美国私人投资、消费增长,能否推动美国经济快速复苏?它会带来哪些效果?它与美国之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什么关系?对这些问题的梳理,不仅有助于我们看清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走势,而且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减负减税也具有借鉴意义。

一、新自由主义:特朗普减税的理论支撑

特朗普减税是30年来美国对税收制度最大幅度的修改。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对石油危机带来的生产成本上涨,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建议,不仅没有带动经济走出停滞,反而出现通货膨胀,因此,滞胀危机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失败。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实施所谓的“里根经济学”,实质就是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为内核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实施后至本次特朗普减税前,美国经历了里根减税、小布什减税和奥巴马减税三轮重要的税制改革。历次减税总体上都和“里根经济学”无异,均以新自由主义作为其理论支撑。

首先,新自由主义认为税收是政府干预市场的一种手段。新自由主义一向主张市场自由,认为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认为政府税收降低了资本利润率,抑制了私人投资,从而拖累了经济增长。而通过减税,政府既在与市场的关系上实现了市场化和所谓的“小政府”,又可以释放市场潜能,促进私人投资;此外,减税后纳税人税负减轻,相当于收入增长,因此消费需求会更加旺盛,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其次,新自由主义认为贫富差距反映了经济贡献的不同,因此是合理的,其支持者提出所谓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effect)”,认为富人更富后会增加投资,从而可以提高生产率、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因此穷人也能从中受益。[1]例如,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凯文·哈西特认为,减税的效果对普通民众而言是间接却积极的,“当雇主情况变好时,劳动者也一样”,“当利润被富人们获取时,资本投资也增长了,那么工资也会跟着上升”[2]。

由于减税后政府财政收入减少,政府各项支出尤其是社会保障支出可能会骤降,新自由主义认为这不仅不会产生问题,反而会促进资源有效配置。新自由主义崇尚“丛林法则”,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由于其懒惰或“穷人思维”等主观原因,因此无须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障。而且政府提供的福利会导致更大量人群宁愿接受政府救济而不愿去工作,即“福利养懒人”。

新自由主义的上述观点为减税支持者提供了理论依据。从特朗普减税计划公布的主要内容来看,此次减税涉及企业税和个人税两个方面。在企业税方面,企业所得税率由现行的35%降至20%,独资、合伙及股份制的小企业税率从39.6%降至25%。同时降低海外利润汇回税,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获得利润并汇回美国国内需要征税,税率由现行的35%下调至7%—14.5%。在个人税方面,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至12000美元,个人所得税税级由现行税法的七档改为四档,最低税率由10%调整为12%;逐步提高遗产税征收门槛直至2024年彻底废除遗产税。就减税项目及其受益者而言,特朗普减税贯彻了里根经济学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

二、特朗普减税的经济社会背景

同美国历次减税的历史背景类似,此次特朗普减税实施之时,美国经济正经历严重危机后的艰难复苏,资本利润率低迷的同时失业率高企。此次危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施行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引发的。新自由主义下美国经济也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较之以往不同的变化,从这些社会经济背景角度考虑减税计划的实施,可以更加深刻地揭示特朗普减税的真实效果。

(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持续

与里根减税、小布什减税和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类似,特朗普减税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利用减税降低投资成本,提高资本收益,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就业增加。因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仍未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2%左右,另一方面,通胀率较低,失业率相对较高。尽管2018年5月官方公布的失业率约为3.9%,这是自2000年以来美国失业率首次低于4%,就业情况似乎呈现好转趋势,但实际情况是,失业率下降并非因为大量失业人口重新找到了工作,而是由于美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统计口径只包括在过去一定时间段内积极寻求工作却不成功的人。如果失业者在过去一定时间段内没有继续寻找工作,那么在统计上就会将他们从非自愿失业转成了自愿失业,从而不再被计入劳动力人口。[3]由美国劳工统计局计算的U-6指标将那些未找到全职工作而只能从事临时性兼职工作的劳动人口也计算在内,该指标显示,当前美国失业率应在8%以上。[4]

减税确实能够降低资本投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投资。但资本投资不仅受税率、利率等的影响,对投资影响最大的是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即利润率。美国非金融公司部门的利润率自“二战”后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只有不到10%,处于较低水平。实体经济利润率过低,资本的投资意愿降低,即使降低税率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

(二)美国经济结构问题:经济金融化

美国经济存在的结构问题,也为特朗普减税的实施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阿锐基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证明,资本积累会经历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的交替。[5]而当前的美国经济,正处在阿锐基所说的金融扩张的周期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美国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大量资本转而投向金融部门。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升,这一过程被称为经济金融化。

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也被称为“产业空心化”,当前美国GDP中金融业所占比重超过50%,金融业虽然不创造价值,但能依靠不断吸收更多资本从而推高金融产品价格进而获利。特朗普减税会降低资本的税负,但由于没有对投资于实体经济和金融业的资本税率加以区分,从而无法引导其国内过剩资本及海外流回的美元投向实体经济,因此有可能进一步加剧金融化。

(三)美联储加息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为刺激经济增长,美国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实施四轮量化宽松,连续调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其从2008年的5.31下调到2009年的0.13,接近于零;同时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四轮量化宽松共向市场投放超过3.5万亿美元的货币。

随着四轮量化宽松的实施,美国失业率下降的同时通胀率上升,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复苏。作为危机时期实施的特殊政策,量化宽松政策必然不能长久实行。2013年,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表示2014年将退出量化宽松,2018年美联储预期将加息4次。加息是一种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可能导致消费和投资减少,进而导致美国潜在的经济复苏泡汤;另一方面,加息将使美元升值,美国国内投资回报率更高,因此大量美元将从全球流回美国,而在危机后美国实体经济利润率低迷的情况下,这些回流资金将投向金融领域,推动美元资产价格进一步提高,从而使得美国金融泡沫进一步膨胀。

(四)美国阶级结构的变化

新自由主义鼓吹自由,将资本的自由泛化为个人的自由,为强化“资强劳弱”格局提供了理论依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保证资本利润率,西方国家以自由为名解除了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导致工会成员率下降;同时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需要大量雇佣劳动的实体经济被金融业所取代,失业率攀升、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使得美国贫富差距加剧、阶级矛盾尖锐。以2017年美元价格计算,1979年美国全职工人实际最低小时工资为9.15美元,之后快速下降,虽然经历几次小幅调整,但是直至2017年该数字只有7.25,远低于20世纪70年代。[6]克鲁格曼认为这是“将时间往回调,逆转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7],把美国带回到大危机前由少数富豪统治的时代。

因此,美国一度被视为“两头小、中间大”的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正逐步发生转变,位于社会阶级结构顶层的资本家阶级人数虽少但力量不断加强而“中产阶级”不断被挤压进而滑落到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数量进一步增加,数量巨大。“橄榄型”社会结构正在演变成为“顶层强,中间弱,底层大”的结构,即“沙漏型”[8]社会结构,或M型社会[9]。

三、特朗普减税可能达到的效果分析: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加强

特朗普减税计划一经公布,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有学者认为,企业税率的削减降低了税收的累进程度,减税带来的83%的收入增长将会流向最富的1%的家庭。因为企业、资本资产所有权主要集中在最富的那部分家庭,资本税率的降低使财富向富人汇集。[10]据彭博社报道,企业税率从35%降到20%,摩根大通、美洲银行等六家美国大银行的净收入将增长7%,也就是64亿美元。[11]

减税是否能够促进投资、提升消费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减税后财政收入减少的美国政府将会采取何种措施应对日益加重的债务负担?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经济金融化趋势加强和阶级矛盾逐步加剧的经济背景下,特朗普减税的受益者主要是哪部分人群?新自由主义所声称的“涓滴经济学”是否会发挥作用?这都是特朗普减税计划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也关系到减税最终是否会取得预期效果。

(一)财富的“涓滴效应”不会发生

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涓滴经济学”在理论上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导致贫富差距最大的原因是分配关系,而它又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12]“生产关系”的核心就是“生产条件本身的分配”,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此,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关系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表现。

在现实生活中,所谓“涓滴效应”也从未起过作用。减税支持者认为他们最得力的论证就是减税会刺激经济增长,从而把GDP这个“蛋糕”做大,最后财富通过涓滴效应流向穷人,提高穷人的实际收入。因此,要看涓滴效应是否发生,需要检验两点:一是减税是否会做大GDP“蛋糕”,二是普通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是否提高。

首先,税收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发展的财政手段之一,但降低税率是否一定会促进经济增长,则是一个复杂的现实问题。经济增长是各种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并非由税率单独决定,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资本利润率、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等。有学者利用大型私人公司的纳税申报单,检验美国2003年小布什减税是否促进了私人投资和工人工资提升,结果表明投资及雇员薪酬并未由于减税而发生变化。[13]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二战”后至1979年,美国企业税后利润率与非居民固定投资增长率同步变化;1979年后,美国经历了几轮减税,企业税后利润率逐步提高,而这并未促进资本投资增长,非居民固定投资增长率反而大幅下降。[14]可见,降低税率并不一定促进投资从而带来经济增长。

其次,富人财富增加也不会提高普通民众实际收入水平。如果要控制贫富差距,应使普通民众的劳动收入与劳动生产率保持同步增长。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人工资长期停滞,其增长率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生产率增长了96.7%,小时工资增长了91.3%,二者差距很小,可以说基本实现了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但20世纪70年代至今,生产率增长了73.7%,小时工资的增长速度却大幅下降,同期只有12.3%,二者的差距拉大。2016年,劳动生产率与1948年相比增长了241.76%,而小时工资只增长了115.14%。[15]

贫富差距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减税不一定能带来经济增长,同时富人储蓄增加也并未如凯恩斯设想的公式S=I(储蓄=投资)那样提高投资从而带来更多就业机会。新自由主义时期不平等程度的加剧比之前阶段降低的幅度还要大,富人收入份额的快速增长并未如其许诺的那样向下滴流,反而都投向了投机性的金融部门。[16]美国官方宣称经济走向复苏,但经济复苏的最大获益者是最富的0.1%群体,工人处境没有得到任何改善,“没有带来繁荣的利润”[17]。

(二)税收累进性削弱,减税将导致更大的收入差距

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工具,政府向高收入群体征收税收,并以转移支付、社会福利等渠道补贴低收入群体。相比单一的比例税,累进税税率随纳税人收入的增加而升高,使纳税人的负担水平与纳税能力相适应,更能体现公平。对超高收入和巨大财产课以累进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自1914—1945年的冲击后美国财富集中程度大幅下降的原因。[18]但之后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美国收入累进税大幅下降,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因此大幅增加。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这段时期,美国税收的累进性削弱体现在三个方面:最高边际个人所得税税率从91%降至35%,企业所得税在GDP中所占比重从3.5%—4%下降至不足2%,这些高收入纳税人需要缴纳的税率在降低;而普通人需要缴纳的工资税税率则大幅提高,从6%上升至15%。[19]税收累进性的削弱主要发生在里根和小布什执政时期,唯有在克林顿第一个执政时期有小幅上升。2017年美国基尼系数同比出现下降,但这与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减税无关,因为这一趋势始于2015年,在特朗普上任之前。[20]这恰恰是奥巴马2012年经济刺激计划延续了对“中产阶级”的税收减免且重新提高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和资本利得税率带来的影响。从特朗普减税计划的内容来看,此次减税的主要对象仍然与里根和小布什时期相同,主要是企业所得税和资本收益税,因此高收入群体面临的税收累进性呈现大幅下降趋势。

合理的累进税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但税率的降低使得累进性被削弱,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被大大降低。2009年,美国最富1%人群的税前收入与1979年相比增长了138.9%,由于减税,最富1%人群的税后收入与1979年相比增长了162.2%。2013年,最富1%人群的税前收入相比1979年平均增长了186.8%,而税后收入则增加了192.2%。最穷20%人群在2013年的税前收入相比增长了39.4%,而减税后的税后收入增长更快,为46.1%。虽然穷人税后收入增长率比税前收入增长率高6.7%,比富人的5.4%更高,但由于富人收入基数远远大于穷人,因此富人与穷人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拉大。[21]累进税制应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发挥作用,但由于减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累进税制并没有起到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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