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政府债务负担加重
2017年9月，美国联邦政府赤字为20.16万亿美元，已经超越了债务上限关口。过去造成政府债务负担增加的事件主要有：美国政府发动的战争、经济刺激计划和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其中的减税政策包括里根、小布什和奥巴马减税。“里根经济学”实际上是供给经济学在实践中的应用，其核心主张即减税。里根减税并未带来经济增长，甚至在短期内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创下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新低，直至1983年才恢复增长；另一方面，里根减税计划致使美国政府债务负担加重，以现价美元计算，从1981年开始，在里根总统实施减税政策的最初4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平均减少了1180亿美元。布什政府减税法案让美国政府收入的减少幅度更加显著：自2001年至2003年期间，小布什先后签署了多个减税法案。2010年，奥巴马又将减税政策延期两年，并使其中大部分政策在2012年后成为永久性政策。到2017财年结束时，最初由小布什在任期内制定的减税计划，给美国政府带来了包括债务利息在内的近5万亿美元的未偿债务。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中的减税计划为美国政府增加了2120亿美元债务，截至2016财年，包括支付利息在内，奥巴马政府的刺激计划给美国政府增加了近1万亿美元的债务。
美国税收政策中心估计，在未来10年内，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出的税收计划将会给美国政府增加约7.2万亿美元的债务。2017年底，美国公众持有的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为77%，已经达到“二战”后的最高水平。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由于特朗普减税的实施，这一比例将从77%继续上升到2027年的88.9%。这一水平将是公众持有的最大规模的债务，也是过去5年GDP平均值的两倍多。
(四)削减社会福利支出，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美国政府对富人异常慷慨，不断降低他们缴纳的各种税率，但对穷人却异常吝啬。由于对富人减税，财政收入减少，政府债务增加，政府入不敷出后的解决办法就是减少支出。政府支出主要用于公共投资、国防、治安、教育、医疗及各种社会福利等，而美国减少的就是社会福利支出。
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本质上是在长期的阶级统治中缓和阶级矛盾的一种手段。在阶级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会采取一些改良措施，如适度提高工人工资、实施社会福利制度等。但是福利制度只是资本家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维持社会稳定的工具，这些措施可能暂时缓解问题，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因为福利制度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资本利润足够充裕，分享一点并不危及资本家的总体利益。一旦危机爆发，利润率下降，资本家必定抛弃这一制度。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由于政府不断注资减税，结果造成主权债务危机。于是，反对福利政策的声音甚嚣尘上，认为过高的福利水平导致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并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由此敦促政府减少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而减少福利开支，低收入人群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相对于联邦税，1979—2013年期间，政府转移支付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所起的作用更大。由于政府转移支付的受益者主要是低收入家庭，因此考虑政府转移支付后，不同收入群组的收入差距相对更小。但如果美国政府进一步大量削减社会保障等支出，政府转移支付在收入分配方面所起的调节作用会被削弱。在美国，当前有大量人口依靠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生活，假如没有社会福利，将会增加约4760万贫困人口。[22]
(五)加速金融化，进一步推动金融泡沫
长期以来，美国实行全球纳税制，对于跨国企业，无论其利润是在哪国获取，均需按照35%的法定税率缴纳所得税。但如果其利润是在海外获得且不汇回国内，就无须缴纳税收。因此，为了避免缴纳高额所得税，美国跨国企业普遍选择将相当一部分海外利润留存在美国境外。美国税务总局统计，截至2014年美国海外存留利润达3.03万亿美元；美国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估算，截至2016年底，美国企业海外未汇回利润的存量额高达2.6万亿美元，另有学者估算这个数字现已接近3.5万亿美元。
此次特朗普减税政策规定，将一次性海外利润汇回税率下调至7%—14.5%之间，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汇回税免税期”。特朗普政府希望借助该机会，吸引海外利润流回美国，推动其在国内投资并创造就业机会，带动美国经济增长。早在2004年，小布什政府便推出了为期一年的一次性大幅度税收优惠政策(2004美国就业创造法案)，以鼓励公司汇回海外利润，税率仅为5.25%，远低于35%的法定税率，因此被称为“税收假期”。减税后，超过800家跨国公司于2005年汇回美国的利润的确增至3000亿美元，是2004年的3.66倍。但是，美国经济并没有因此明显提升，大部分跨国公司利润汇回国后用于回购本公司股票，导致股市大幅上涨，2004—2005年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回购金额同比增速显著高于其他年份。
参考当前的宏观市场环境，特朗普减税后如果发生大规模海外利润汇回，其中大部分资金也将用于股票回购和派发股息等非经营性的目的，无法刺激投资。而当前美国股市在经历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后又攀上了高点，2017年6月，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高达2471点，远高于2008年危机爆发前的1526点。[23]减税引发的大规模海外利润汇回涌入金融市场，将进一步助推美元金融资产价格，加速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加剧金融泡沫。
四、特朗普减税的实质：“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
特朗普减税政策貌似公平，实际上对不同收入人群的影响大有不同，收入越高，基数越大，在减税中得到的好处就越多。对比美国现行税法和特朗普减税计划，美国最穷40%人口的收入中有13.1%用于缴纳税收，最富5%人口的这一比例为28.6%。减税后，最穷40%人口的纳税额相比现行税法减少了6.5%，而最富5%人口的纳税额则减少了40.3%。[24]正如CNN指出的，特朗普减税是送给富人的大礼包，对穷人则意味着重创。[25]纵观特朗普上台后施行的各种经济政策，此次减税计划并未摆脱他和前任“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26]的窠臼。
新自由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市场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表现为政府公共职能的私有化、社会福利的大幅削减、政府征税对象的转移等。[27]新自由主义将减税视为一种减少政府干预、有利于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的政策，这也是美国政府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停滞的重要手段之一。特朗普减税延续了新自由主义的生命力，美国部分民众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推崇的丛林法则的认同，为特朗普减税的实行奠定了社会基础。[28]自由市场观念在新自由主义的舆论宣传下深入人心，国企及政府提供的无效率公共服务似乎是不证自明的真理，而政府福利制度也因“养懒人”而饱受诟病。
新自由主义代表资本的利益，其关于个人自由选择、自由市场、政府干预最小化等主张，体现了资本话语体系的逻辑，将资本的利益抽象地描述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遮蔽倾向。要排除新自由主义对经济政策的干扰，跳出以进一步的新自由主义来摆脱之前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后果的恶性循环，首先必须真正认清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错误及其在实践中的危害，从而在意识形态上排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扰。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的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5CJL001]和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习近平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6THZWLJ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参见蔡万焕：《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视野中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危机》，载《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1期。
[2]KevinHassett，“TheWagesofTaxReformareGoingtoAmericasWorkers”，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wages-of-tax-reform-are-going-to-americas-workers-1524005516.
[3]参见EliseGould，“UnemploymentRateHitsNewLowfortheRecovery，ButfortheWrongReasons”，https：//www.epi.org/press/unemployment-rate-hits-new-low-for-the-recovery-but-for-the-wrong-reasons/。
[4]参见美国劳工统计局：www.bls.org。
[5]参见[意]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姚乃强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14页。
[6]参见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公平劳动标准法》和《当前人口调查》年度社会和经济补充数据。
[7][美]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刘波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8][法]李佩兹：《后福特主义的运气和不幸》，载[加]阿尔布里坦等主编：《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繁荣、危机和全球化》，张余文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2页。
[9]参见[日]大前研一：《M型社会》，刘锦秀、江裕真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8—30页。
[10]参见JoshBivens，HunterBlair，“TheTrumpAdministrationDoublesDownintheWallStreetJournalonWhyTrickle-DownReallyDoesWork”，https：//www.epi.org/blog/the-trump-administration-doubles-down-on-why-trickle-down-really-does-work-in-the-wall-street-journal/。
[11]参见AlexMorrell，“Trump'sTaxCutCouldHandWallStreetBanksa$6.4BillionProfitBoost”，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trump-tax-plan-could-boost-bank-profits-by-billions-2017-9。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98页。
[13]参见DannyYagan，“CapitalTaxReformandtheRealEconomy：TheEffectsofthe2003DividendTaxCut”，http：//www.nber.org/papers/w21003。
[14]参见JoshBivens，“CommonTax‘Reform’Questions，Answered：WhyTaxCutsforHigh-IncomeHouseholdsandCorporationsWon’tHelpWorkingFamilies”，WorkingPaperofEconomicPolicyInstitute，October3，2017。
[15]参见DavidCooper，“AnotherYearofCongressionalInactionHasFurtherErodedtheFederalMinimumWage”，EconomicPolicyInstituteEconomicSnapshot，July24，2017。
[16]参见DavidM.Kotz，TheRiseandFallofNeoliberalCapitalism，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5，pp.86-101。
[17]LazonickW.Profits，“WithoutProsperity”，HarvardBusinessReview，2014.
[18]参见[法]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510页。
[19]参见ThomasPiketty，EmmanuelSaez，“HowProgressiveistheU.S.FederalTaxSystem?AHistoricalandInternationalPerspectiv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Vol.21，No.1，2007。
[20]参见DavidLeonhardt，“Opinion：WageInequalityisFalling”，NewYorkTimes，March1，2018。
[21]参见“TheDistributionofHouseholdIncomeandFederalTaxes”，https：//www.cbo.gov/publication/51361。
[22]参见LianaFox，TheSupplementalPovertyMeasure：2016，U.S。
[23]参见www.cboe.com/SPX。
[24]参见FrankSammartino，PhilipStallworth，andDavidWeiner，TheEffectoftheTCJAIndividualIncomeTaxProvisionsAcrossIncomeGroupsandAcrosstheStates，TaxPolicyCenter，March28，2018以及BaselineDistributionofIncomeandFederalTaxes，AllTaxUnits，byExpandedCashIncomePercentile，2018，TaxPolicyCenterModelEstimates，March10，2017。
[25]参见HeatherLong，“Trump'sBudget：BigGiftsfortheRich，BigCutsforthePoor”，https：//money.cnn.com/2017/05/22/news/economy/trump-budget-gift-to-rich/index.html。
[26]齐昊、李钟瑾：《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美国危机治理政策批判》，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4期。
[27]参见DavidM.Kotz，TheRiseandFallofNeoliberalCapitalism，pp.17-20，41，72。
[28]参见张维、吴丽丽：《特朗普的当选及其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思潮批判》，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1期。
【蔡万焕：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成：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察网（www.cwzg.cn）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5期，原标题《特朗普减税：新自由主义的又一次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