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吗?一定要读他的早期手稿。

你要读他的早期手稿吗?一定要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章是唯物史观的原始表述、经典表述,《共产党宣言》之前,最重要。

马克思死后,恩格斯的回忆是最好的证明。他多次提到这一手稿。他明确说,唯物史观是成于1845年春,是成于这一手稿,却从未提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读这一手稿,你会看到,他正抛弃幻想,准备斗争。

李零:读马列,是一种启蒙,一种顺理成章的启蒙-激流网

本文为李零教授所著《读<费尔巴哈>章》补记

我只属于我生活过的时代,既不因出生太晚“前不见古人”而嚎啕大哭,也不因出生太早“后不见来者”而涕泗横流。

1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书,简称“代书”。

马克思的书,就是属于“代书”。

这种书,当年印得很多,读的人很多。很多人读它是为了引它,引它是为了装门面。其实,认真读过他的书,人并不太多。

现在,情移势转,革命已成古董,马克思主义已成古董,马克思的书,已经没人读。对很多人来说,读他的书,甚至是一件羞于启齿的事,让人觉得你怎么这么落伍。

但我读过,认真读过,一点儿都不惭愧,一点儿都不后悔。

因为马克思主义毕竟是19世纪最有影响的一大思潮,波澜壮阔,长达160年。我见证了它的高潮,也见证了它的退潮。这是我们那一代人不能忽视的读物。

《共产党宣言》写得多好!

《资本论》的序跋和开头写得多好!

即使对现在也仍有启发。

2

你想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吗?一定要读他的早期手稿。

你要读他的早期手稿吗?一定要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

《费尔巴哈》章是唯物史观的原始表述、经典表述,《共产党宣言》之前,最重要。

这一手稿,第二国际的领袖没看过,第三国际的领袖也没看过,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手稿早就不存在。只是到了1924年,它才终于露面,1932年才被少数学者注意。

论名气,这部手稿没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冷战时期,后者因“异化”而出名,因解构马克思主义而出名,影响比它大得多。

但1966年以来,事情越来越清楚,对马克思本人来说,毫无疑问,它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重要得多。

马克思死后,恩格斯的回忆是最好的证明。他多次提到这一手稿。他明确说,唯物史观是成于1845年春,是成于这一手稿,却从未提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讲得多清楚呀:

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它描述成历史的动力。

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质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一般化的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以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

马克思当年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个充满讽刺意味的字眼儿,既指德国式的唯心主义哲学,也指空谈误国的知识分子幻想。1845年,“人性异化”说就属于他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读这一手稿,你会看到,他正抛弃幻想,准备斗争。

3

1968-1975年,我在内蒙、山西插队,因为无聊,曾乱读一切可以找到的东西。我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很多印象都已烟消云散,但书还在,尘封于书架的顶端。

有两件事,我还没忘。

一件是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政治运动有关,讲“文革”史的书,好像都不太提这事。1975年,我和青海的一帮朋友讨论过有关语录。我发现,斯大林以前,所有人(包括列宁,包括托洛茨基)都只讲“三阶段论”(从无产阶级专政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没听说过什么“两阶段论”(无产阶级专政等于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专政等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国建成”论属于“两阶段论”,完全是斯大林的发明。

一件是和马克思早期手稿的研究有关。我发现,“手稿热”传入中国,并不算太迟,比欧洲也就晚了10年左右。“文革”前热过一下,“文革”后又热过一下。周扬、王若水的“异化”说是出于政治需要,胡乔木的“人道”说也是出于政治需要,都是借马克思的嘴,讲他们自己的话,与原典无关。阅读原典,以马解马,我发现,马克思从来都没放弃过“异化”一词,也从来不以“人道主义者”自居,他们的说法都不对。

读马列,在当时是一种启蒙,而且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启蒙。

4

1976-1982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考古和古文字,和插队期间的读书生活告别,兴趣转向古代史。

只有一个老问题还留在心里,就是怎样看待已经被人遗忘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我发现,捧这个理论的人也好,骂这个理论的人也好,几乎都不了解这个理论,因此也不能理解1949年以前的左翼史学。

1983-1984年,离开考古所,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工作过两年,说来惭愧,我没有积极投入过当时的改革浪潮,只是个躲清闲的旁观者。

那两年,我翻译过一本讲农业考古的书,翻到一半不想翻了,把手稿扔进了垃圾箱;读过点儿经济史和土地制度史,后来发过几篇文章;还有,就是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写注释,手稿还在。

读《费尔巴哈》章是重温旧梦。

1983年,根据这些手稿,我写了这篇文章,登在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组办的《农村·经济·社会》第二卷,是集中的最后一篇。文章后面有落款,曰“写于1983年马克思逝世纪念日”。马克思死于1883年3月14日,这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纪念日。

在这篇文章里,我对《费尔巴哈》章的结构、术语作了考证,对马克思的早期和晚期作了对比。文章纯属文献考据,显得落落寡合,特别不入时。

《费尔巴哈》章,过去有三个中文本,我都看过:

(1)《德意志观念体系》,上海:言行出版社,1938年;上海:群益出版社,1947、1949和1950年。此版是郭沫若据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1926年)翻译,属于通常所谓的梁赞诺夫本(有1924年的俄文版和1926年的德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