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者与选举

卢森堡及列宁

尽管列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意识到这点，布尔什维克党（Bolshevik Party）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建构在不同基础之上。以代表德国工人阶级为目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包含运动中从改良主义者至革命份子等各个政治光谱的成员，但是列宁致力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创造一个排除改良主义倾向的政党。列宁将俄国与西欧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归因于俄国社会主义者面临的非法处境。然而，在实践上，布尔什维克并不是建立由全体工人阶级组成的组织，而是当中最进步、最具革命性的成员。为此列宁与改良主义者孟什维克派（Menshevik）展开坚定的辩论，后者（在合法政党只能是改良主义政党的条件下）主张广大且合法的政党，并且认为俄国工人无须「畏惧」资产阶级。此外，他也认为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组织良好的派系，并在1912年前，排除改良主义者并且成立自己的政党。

1907年，罗莎·卢森堡于德国司徒加特向群众演说。（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在德国，卢森堡比列宁更加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改良主义性质——僵化、官僚主义以及议会「痴呆症」（cretinism）。

法国、义大利与德国的议会政治路线，为现今机会主义的幻象提供了土壤，例如过度高估社会改革、不同阶级和政党间的合作，以及和平方式发展社会主义等等。

关于革命份子应该如何逼近国家并使用议会，卢森堡清楚地写道：

为了有效，社会民主党必须尽可能占据当前国家内的一切职位，并且侵入各个机关。但是先决条件是这些位置拥有发动阶级斗争的可能，即对抗资产阶级以及其国家的斗争。

卢森堡明白社会主义者能在某个国家的议会内取得大多数席次，也不能代表社会主义的胜利。若有必要，统治阶级将召集它最信任的国家机器——警察、军队、国家官僚与贪腐政客，来对付议会：

在这样的社会下，代议机构只是形式上民主，实际上仍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这个道理清楚地显示在：如果民主政权展露否定其阶级性质的倾向，并且转型成为为大众实质利益服务的工具时，资产阶级与国家代表就将牺牲民主的形式。

这并非理论争辩的问题，而时常是国际工人运动苦涩的历史经验。以智利为例，1973年，阿叶德（Salvador Allende）的改良社会主义政府被一场血腥的军事政变推翻。此外，在许多国家，例如中国、沙乌地阿拉伯与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及市场与军人政权、君主制以及一党专政携手合作。民主，即便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在某些案例中也被视为是一种奢望，是统治阶级无法承受之重。

卢森堡所属的政党，其大多数领导人对于国家与议会的看法，与考茨基一致。对于他们而言，占据「当前国家」中的「所有职位」，并非摧毁国家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缺乏一个革命政党，而非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大杂烩」，多数民意代表并未也不会在议会中实践革命路线，尽管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与其他一小群革命的民意代表确实做到这点。

布尔什维克党是第一个以革命方式利用选举的政党。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党摆脱改良主义者（孟什维克）而自我组织后，他们便能自在地遵从卢森堡制订的路线，并且利用议会讲台进行革命宣传与鼓动。

一如德国，俄国并未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并且处于半封建的专制之下。革命份子被迫转往地下秘密行事，才能逃过迫害、逮捕、流放甚至是处决。

1905年革命期间的群众起义中，沙皇发布宣言，宣布成立杜马议会（Duma），作为虚应革命运动的伎俩。然而这并非实际的立法机关，只是可以随意撤销的谘询议会。此外，杜马的选举制度赋予大地主更多代表性。布尔什维克呼吁「积极」杯葛第一期杜马。当革命衰退之际，列宁改变立场并主张社会主义者应参与杜马。

我们必须（也确实如此做）尽全力组织一个虚假的代议机关的召集。我们这么做了。但是即便在我们的努力之下，杜马仍然召开了，那么我们就不能闪避利用议会的任务。

对于坚持原则，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杯葛杜马的党员，列宁必须坚决地与他们进行辩论。他主张，在一个已经改变、非革命时刻的社会条件下，杯葛没有意义：

杯葛作为斗争的手段，其目标在于直接推翻旧政权，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就是攻击力道不足以颠覆政权的时候，将它削弱至无法设立该机构（杜马）或是无法运作的地步。因此，在大部分的案例中，杯葛如果要成功，需要对旧政权直接进行斗争、起义反对以及群众不服从。

因此，列宁批评「消极」杯葛的想法，也就是放弃选举与议会，即便运动无法摧毁它们，也拒绝「承认」现存的机构。他并未美化议会工作，而是表示：「既然可恶的反革命将我们逼入这可恶的猪圈里头，我们就应该在这里为了促进革命事业不卑不亢地努力。」

即便如此，列宁明白革命份子应将参与选举视为活动的一小部分，工作场域与街头斗争远远更为重要。

我们不会拒绝加入第二期杜马的召开（如果有的话）。我们不应拒绝利用这个场域，同时也不能夸大它微不足道的重要性；相反的，历史提供的经验指导了我们，应将杜马中发起的斗争，置于罢工与起义等其他斗争形式之下。

然而，议会工作包含了什么？对于政党而言，是利用竞选活动向平常没有或无法接触的大众进行宣传。对于获选为代表的党员，是利用杜马这个平台散布宣传，揭露右翼及自由派资产阶级，并且协助在杜马之外的组织斗争。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可以利用议会豁免权，在杜马之外进行过去被视为是非法的宣传。他们可以把杜马内的发言印在政党或非政党报章，这种方式比起其他政党宣传，能接触到更广泛的听众。或者，他们可以利用杜马的讲台，「插话」揭露各种制度对于农民与工人的滥权。不像德国社会民主党，将议会代表视为党内明星，布尔什维克要求杜马内的代表们服从政党控制，并且视他们为工人阶级斗争的公仆。

布尔什维克党采取的基本方法，为1920年共产国际对于选举与议会的立场，提供了理论支柱。

第三国际

第三国际（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简称Comintern）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成功掌握俄罗斯政权后，于1919年成立。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立基于革命原则与革命实践的新国际工人政党，即透过领导工人运动来掌握国家权力。其政治信念不只建基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功掌权，也是出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领导者们对德国革命的背叛。1918年，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者协助组织了谋杀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eibknecht）和卢森堡的反革命势力。

第三国际是由列宁与布尔什维克，还有一群其他国家的革命份子所建立，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于改良主义者之外、革命的新共产党，在那动荡不安的时代领导人民通往胜利。

1919年，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强调社会主义者必须以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来取代议会，也就是用工人权力取代虚假的民主。共产国际反覆研究如何建立能够推翻资产阶级民主并以工人民主替代之的共产党。在整个欧洲，革命运动使这些想法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具有具体的可能性。

然而，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German Communist Party，KPD）中许多激进的年轻革命份子，将上述想法理解为革命份子在原则上应完全拒绝参与议会，他们缺乏耐心，并且渴望革命性的骤变。「他们支持工人委员会，而且反对议会」，邓肯·哈拉斯（Duncan Hallas）写道。

因此，他们必须与议会毫无瓜葛。这么做却只让工人感到困惑：「所有回归议会形式的斗争，已在政治上与历史上过时了，」一群抵制者们后来表示，「任何策略性与妥协的政策都必须强烈反对。」

从德共几千名成员的角度来说，议会政治路线当然是过时的；在当时，对更广大的工人阶级激进派也是如此，他们的人数约有数十万人。然而，对于数百万名投社民党的工人而言，议会政治路线显然仍方兴未艾⋯⋯。

1920年，在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不得不与德国及其他国家的「极左派」斗争。列宁认为，议会虽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但另一方面来说，议会仍有足够的力量在现实中打败共产势力。

议会制「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就宣传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但是谁都知道，从宣传到实际战胜议会制，还有很远的距离。早在几十年前，就可以且完全有理由宣布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但是决不能因此说无须在资本主义的基地上进行长期且顽强的斗争⋯⋯

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参加议会选举以及议会讲台上的斗争⋯⋯当你们还无力解散资产阶级议会以及其他任何类型的反动机构的时候，你们就应该在这些机构内部工作，正是因为在那里还有受神父愚弄的、因身处穷乡僻壤而闭塞无知的工人；不然，你们就有成为空谈家的危险。

在第三国际关于议会的辩论中，列宁的主要对手是义大利的代表博尔迪加（Bordiga），后者认为「俄国革命的战术经验无法输出至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已运作多年的国家」。根据博尔迪加的说法，任何参与议会的行为都包含着过分重视选举和浪费宝贵时间的「双重危险」。事实上，博尔迪加认为，战前社会主义政党的议会痴呆症，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中的革命份子亦然）在选举舞台上所唯一可能拥有的经验。

「你说议会是资产阶级藉以欺骗群众的工具」，列宁答覆博尔迪加道，

但这个论点将会回头打击到你自己，而且它确实反对了你的论点。你如何向被资产阶级欺骗的、真正落后的群众揭示议会的真正性质？若你不进入议会、继续留在议会外面，你如何揭露各种议会的伎俩或者各党派的立场？

若你说，「工人们，我们还太弱了，以至于无法组成一个要求议会内的成员遵从自己的政党。」那么，工人将会放弃你，因为他们会问自己，「我们如何在这种懦夫的领导之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对规模较小且持续分裂的英国革命运动，列宁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论点。他认为得到工会支持的工党，和德国社民党一样是不折不扣的改良主义者，因此列宁认为工党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工人政党」。他鼓励英国的各个革命团体团结起来组织单一的共产党，但他也要求他们加入工党，并根据哈拉斯的说法，「继续为其内部的革命政治而奋斗」。列宁认为，为了超越工党的改良主义，工人必须经历过工党执政期。因此，革命者需要与大多数工人站在一起（后者把工党看成「属于他们」的党，并在选举中给予工党关键的支持），并赢得工人参与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列宁也赶紧补充道，除非共产党人在工党里头能够拥有充分的自由，成立自己的独立组织并发行自己的刊物，才能在工党里头工作。）

既然英国多数工人现在还跟着英国的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或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之流，既然他们还没有获得与这批人组成的政府打交道的经验，而俄国和德国的工人之所以大批转向共产主义，正是因为获得了这种经验，那么毫无疑义，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参加议会活动，必须从议会内部帮助工人群众在事实上认清韩德逊（Arthur Henderson）和斯诺登（Philip Snowden）政府所造成的结果，必须帮助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去战胜联合起来的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和邱吉尔。不这样做，就会增加革命事业的困难，因为工人阶级多数人的观点如果不转变，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由群众取得政治经验，单靠宣传是永远不能奏效的。

由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起草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与议会制问题〉一文，总结了俄国与其他国家革命社会主义者数十年的经验，概述了革命者对议会和选举问题的普遍看法：

共产主义拒绝将议会政治路线看成未来社会的可能形式⋯⋯它拒绝接受长期接管议会的可能；其目标在于摧毁议会制。因此，唯一可能的说法就是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来摧毁议会制。这个问题只能够单单在这个意义上被提出。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最重要的斗争方式，就是透过群众行动去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家权力。

议会中的活动主要包含议会讲台上的革命性鼓动，揭露对手与群众之间意识型态的统一。群众（特别是在落后地区）仍对民主幻象有所偏爱，并殷切盼望着议会的讲台。（议会中的）工作必须完全服从于议会外头群众斗争的目标和任务。

美国革命者与选举

罗莎·卢森堡在与伯恩斯坦的著名辩论中指出：

那些支持立法改革方案而非争取政治权力和社会革命的人们，并没有真正选择一条更安宁、更平缓的道路来实现与后者相同的目标，而是选择了与后者不同的目标。他们没有采取建立新社会的立场，而是采取了对旧社会进行表面上改造的立场。

近代的改良主义已经堕落到比伯恩斯坦更低劣的程度。许多曾经支持经典改革主义观点（卢森堡曾出色地串起此一观点）的许多欧洲社会民主政党现在认为，在今日的「全球化」经济与史达林主义崩解以来，社会主义已不再可能。我们现在最多只能修补体系，使之更加人性化。虽然修补体系一直是改良主义的真正实践，但它现在更公开宣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

正如卢森堡所指出，辩论并非关乎社会主义者是否要支持改良，或者社会主义者是否该背弃选举制度。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为所有改善资本主义下工人生活条件的改革措施而斗争，我们也要给予工人争取更多改革的信心。但任何真正的改革斗争都需要努力去实践。改良派告诉工人只要坐在那里仰赖选出来的官员就好，如此一来，改良派削弱并且取消了使真正改革成为可能、并让工人阶级有意识地在组织和政治上推翻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

美国在历史上一直被资产阶级和两党制度所支配，它们排除了第三势力甚至劳工或社会民主的另类方案。此外，有组织的革命社会主义团体仍势单力薄，甚至不考虑推出他们自己的候选人。社会主义者往往发现自己就算没有陷入民主党的漩涡之中，也往往主张某种本质上消极的论点：社会主义者应与两个资本主义政党无关。这通常代表，那些寻求真正变革的人被迫得对总统大选袖手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