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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欣欣然跨入新世纪后，关于所谓“中间群体”或“中等收入群体”的话题在我国的主流媒体上一直没有间断过；当我们进入本世纪第二个10年时，其出现的频率更是越来越高了。有消息称，在2018年7月至9月两个月的时间内，仅国家的某一个部门，“已多次组织召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专题或专家座谈会，研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思路和举措。”[1] 同时，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及领导人著文、演讲与谈话，总是忘不了这一话题。可见其热度之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是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有效扩大内需、稳定社会预期和信心的迫切需要”。[2] 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国家的脊梁”、“真正的中坚力量”，或社会稳定的柱石。[3] 至此，使人们不得不追问：
第一，何谓“中间群体”？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中间阶级”是什么关系？
第二，“中间阶级”或“中间群体”是否真地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柱石”？
第三，中国是否也需要培植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
第四，中国是否可以人为地培植出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
以下，笔者将逐一对此作出说明。不妥之处，敬请学界朋友批评指正。
一、何谓“中间群体”？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中间阶级”是什么关系？
这个所谓的“中间群体”，按照国家发改委2018年9月14日在其官方网站所做的解释即：按全国居民收入五等份分组的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三个群体。因此，“中间群体”也被称之为“中等收入群体”。那么，“中间群体”或“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是多少？“中间群体”的收入标准是一个动态的、可变化的，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固定不变的数，因而它会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分配制度的改革与分配政策的调整而发生变化。以2017年为例，其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843元、中等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2495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34547元，平均为23628元。那么，这个所谓的“中间群体”到底是指哪些人群呢？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出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报告（2010）所作的规定，我国的“中间群体”主要包括如下几类：一是科学、技术、研究等领域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职称以及暂未评定职称的专业人员；二是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等各种经济类中小企业的经理、企业家；三是各级从事行政事务、公共事业管理与服务的专职管理者与办事员；四是私营业主、小业主、小商贩等；五是“白领”工人、包括农民工中有一技之长的人；六是从事商业、服的务人员；七是各类自由职业者，等等。
这个所谓的“中间群体”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是什么关系？笔者见，如果仅从人口的社会结构和收入水平等方面来衡量，它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中间阶级”没有太大的区别。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划分和确立“中间阶级”时，除了财产占有关系之外，的确也考虑到了人口的社会结构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一书中曾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的“中间阶级”往往就是指那些“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4]653 的各种社会群体中的人们。起初的“中间阶级”，多指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等一类的小资产阶级，甚至把那些小资本家也包括其中；另外，由于资产阶级国家管理的需要及社会公共需求的发展，便产生了众多的非生产劳动者，如国家机构中的文职人员、军人、警察、狱吏，以及经理阶层、受雇佣的医生、律师、教师、学者等；再后来，又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如股份公司的出现，使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了分离，随之便出现了新的经理阶层和其它类型的专业管理人员，等等。这样，这时的“中间阶级”又有了新的扩展。
不论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间群体”或“中间收入群体”、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说的“中间阶级”，基本上都是指的同一类人群。既然如此，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沿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中间阶级”一语，而要标新立异，另树一帜呢？笔者认为，过中缘由大概有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国际上讲，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历来就有一股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存在，尤其是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束以后，其主流意识形态领域更是借着西方资本主义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理论（包括其“中间阶级”理论）进行发乱，进而引发了人们对这一理论的普遍怀疑。与此同时，在西方一些较进步的社会团体，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包括其中的“中间阶级”理论的重新探讨与重新认识。这种重新探讨与重新认识的结果，便产生出了诸如所谓“新中间阶级”、“新小资产阶级”、“新工人阶级”等一系列新理论。这些关于“中间阶级”的新理论的出现，促使西方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与确定阶级的标准作出反思，结果舍弃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划分与确定阶级、包括“中间阶级”的根本标准，提出了以所谓经济政治地位、生活方式、职业、社会声望、受教育程度等作为划分与确定阶级的新标准。其实，他们提出的所谓新标准一点也不新，这些新标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也曾提出过。他们认为，划分和确定阶级、包括“中间阶级”，除了占有生产资料这个根本标准之外，还有一些辅助性、补充性标准，如人们的生活方式、经济利益、社会地位、阶级意识、社会心理、文化习惯等等。可见，这些西方学术界的大佬们只不过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标准作了阉割，作了一种本末倒置或避重就轻的选择而已。他们的这种选择完全扭曲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包括“中间阶级”划分的理论。他们的这样做法，不仅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而且在全世界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种影响自然也严重侵蚀到了我们中国，它不仅搞乱了我们的学术界，也搞乱了我们整个国人的思想意识。
西方学术界的大佬们不论他们怎么阉割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他们总还认可在自己生活的那个社会里仍然有一个“中间阶级”（注意其中的“阶级”二字）的存在，而在我们中国学术界乃至国人的普遍意识中却并没有了这种认识，所有的只是一个所谓的“中间群体”或“中等收入群体”，连一个“中间阶层”都不提。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与下文所要说的情况有关。
第二，我们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二个30年之后，由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过去强调阶级斗争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党和国家为了从多方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利用积极因素，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前30年的一些政策与作法作了调整或纠正，如为当年的地、富、反、坏、右几类人员作了摘帽与平反，宣布地主、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剥削阶级已经消失，等等。这样，旧有的阶级、阶级关系不复存在了。同时，这个时期，由于国人都是从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过来的人，对于文革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些过火行为及其在这其中所受到的冲击和伤害仍心有余悸，深感后怕，只要有人再提到阶级、阶级斗争就会由衷地感到厌恶与憎恨。因而，“阶级”及其与之相联系的“阶级关系”、“经济分析”、“阶级斗争”就成了人们最忌讳的字眼。另外，面对现实，我国进入新时期以后，由于改革开放大战略及其一系列大政策的实施，特别是鼓励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等重大举措的实施，使一批批新的社会群体，如前所说的那些企业家、经理、私营业主、小业主、小商贩、办事员、白领工、服务人员、自由职业者等迸发出来。对于这些新出现的社会群体到底应该怎么定位，给予怎样的称谓，在我国当时确实成了一个大问题。称他们是什么什么阶级吧，显然不适合，因为在我国阶级和阶级关系已经不存在了；称他们是什么什么阶层吧，也不恰当，因为这也是一个与阶级和阶级关系相联系的话语。基于此，所以，觉得称他们为什么什么的“群体”似乎最好。于是乎，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的“群体”就这样在我国就流行起来了。其中，那些有着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做着比较体面的职业、有着可观且稳定的收入，还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影响力的一类人群就被称之为“中间群体”或“中间收入群体”。当然，在有些学者那里，他们仍沿用“中间阶层”这一用语，但是，这其中又有一部分学者他们所说的“阶”并不是“阶级”的“阶”，而是“阶梯”的“阶”。因而，这些学者所说的“中间阶层”其真实含义还是“中间群体”或“中间收入群体”而已。
可见，中国学术界的一些主流学者所说的“中间群体”，在其本质上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中间阶级”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中间阶级”一语是以他们的阶级及阶级关系的理论为基础的，而我国学术界的主流学者们的用语却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那种“超阶级”、“去阶级”或 “阶级死亡”论为基础的。因为，在这些主流学者的心中和眼里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所以不适合再用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阶级关系与阶级分析方法理论来分析与研究我国的社会结构问题了。
二、“中间阶级”或“中间群体”是否真地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柱石？
现在，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或我们中国，其学术界的大佬们或主流学者普遍认为“中间阶级”或“中间群体”是一个社会“中坚力量”，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柱石。古希腊的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说过：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都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或三个阶级，即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在这三个阶级中，只有中产阶级具有“最好的品德”，他们“顺从理性”、奉行“中庸”，不像那些富人“逞强放肆，致犯重罪”，也不像那般穷人“懒散无赖，易犯小罪”。所以，他断言：“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去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虑的平安生活。”[5] 148-149
他还指出：“对大多数的城邦而言，最好是把政体保持在中间形式。唯有中间形式的政体可以免除党派之争；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的，公民间就少党派而无内讧。大邦一般都是党派较少，就因为大邦内中产公民较多。相反，小邦的人户常常分成两个部分（阶级），全体或几乎是全体非穷即富，中间阶级不存在或少得微不足道。凡是平民政体中存在着较多的中产阶级，分享较大的政权，显示着中间的性格，就比寡头政体较为安定而显得持久。凡平民政体中没有中产阶级，穷人为数特多，占了绝对的优势，内乱就很快会发生，邦国也就不久归于毁灭。”[5]149-150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影响了世界2000多年。至今，人们对他的“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的理论观点、政治主张仍深信不疑、推崇备至。这其中，也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学者们在内。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理论真是这般的颠扑不破，值得如此推崇与遵循吗？然而，笔者认为，未必。
第一，这个“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是一个不成熟、非典型的阶级。因为，作为“中间阶级”的那些社会群体，他们虽说具有大致相同的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受教育程度，乃至共同的经济、社会地位与共同的利益。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合理的组织形式和严谨的联系方式，因而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组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阶级”；在社会实践中，他们也没有显示出那种高度一致的社会表现，同时也没有在这种实践中形成一种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虽说有共同的经济利、社会利益，但就是没有取得共同的利益诉求。对此，马克思曾以农民为例作了阐述。他认为，尽管农民是社会中一个最大的社会群体，但是，就是因为其固有的弱点，使他们并不能以一个真实的阶级存在，顶多也只能是一个阶层。他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6]565-566正是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包括恩格斯）总是更多地把他们称之为“中间阶层”。
第二，“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是一个既极不稳定且又非常落后与保守的社会群体，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又总是动摇不定。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一系列经典文献中多次指出，“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群体，他们会向两极分化，要么进入社会的上层，要么跌入社会的下层，决不会永远居于社会的中间层。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也往往把他们称之为“过渡阶级”。在他们共同著述的经典名著《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近世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已经形成了—— 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而经常重新形成着—— 新的小资产阶级，它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但是，竞争经常把这一阶级的成员扔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 所以他们已开始觉察到,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 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他们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7]393-394恩格斯在1886年《致劳拉·拉法格》的书信中也说道:“中间阶级”的代表，“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命运总是在两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一部分将被资本集中所压垮，另一部分则将被无产阶级的胜利所摧毁。” [8]553 若“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那就象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9]830
这个以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阶级”不仅不稳定，而且还非常落后与保守。马克思恩格斯一直认为，“中间阶级”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不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尤其不是社会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因为其固有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是落后的与保守的。他们指出：“中层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挽救他们这种中层等级的生存。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10]476-477还指出：以农民、小生产为代表的“中间阶级”，他们的“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9]830另外，究其固有的意识形态来说，也是如此。他们指出：“在农民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里，例如在法国，自然要出现一种作家，他们虽然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但是他们在批评资产阶级制度的时候，总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来衡量资产阶级制度，他们在维护工人事业的时候总是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5]494
这个社会群体，不仅是不稳定与保守的，而且在社会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还总是表现得动摇不定。对此，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指出：“中间阶级”，“它的地位是介于较大的资本家(商人和工业家)即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之间，这种地位决定了它的特性。他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这个阶级永远摇摆于两者之间:既希望跻身于较富有的阶级行列，又惧怕堕入无产者甚至乞丐的境地；......因此，这一阶级的观点是极端动摇的。”这个“中间阶级”不仅其思想意识、政治观点是动摇的，而且其政治态度与社会行为也是动摇的。“它在强有力的封建或君主专制政府面前卑躬屈膝, 百依百顺，但当资产阶级得势的时候，它就转到自由主义方面来; 一当资产阶级获得了统治权，它就因强烈的民主主义幻想而如醉如狂，但当低于它的那个阶级—— 无产阶级企图展开独立的运动时，它马上就变得意气消沉，忧虑重重。 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在德国，这个阶级如何在这种种不同的状态中变来变去。”[10]10在中外历史上，不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往往都是由于“中间阶级”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动摇或叛变才使革命遭致重大损失、乃至失败的。所以，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经常提醒战斗中的无产阶级，要密切关注那些“中间阶级”、尤其是农民的态度与表现，要采取正确的政策，把他们紧紧吸引革命阵线上来，与自己一道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否则，无产阶级的胜利将是不可能的。
由于“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的这种不稳定劣根性的存在，所以，在任何时候它都不可能社会稳定的柱石，再加上它的保守性和动摇性，也使它成不了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尽管他们的人数众多，占去了社会人口总数的一半。这种情况，即使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条件下也是如此。现在，我们生活的社会大环境已经有了深刻的变化，“中间阶级”的社会构成也有了极大的改变，但是，它的组成人员仍然还是处于一种散砂一般的分散状态，他们虽然有其共同的生存基础、共同的利益，但是仍然没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高度一致的社会表现及其在这一实践中形成的那种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因而，即使在今天它也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也会出现分化的趋势。所以，他们并不能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的独立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