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出生于改革开放时代的我来说，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再加上成长在小康之家，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一路读完博士，2009年近30岁才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做学术、写文章，在这个时代都是没名没利的“苦差事”，幸好，这是我的兴趣所在。近些年，我主要偏重电影、电视和大众文化研究。对于很多人来说，看电影、看电视，是工作之余的消遣娱乐，而于我，这些都是消遣之余的工作。我并非艺术鉴赏家，也不是创作者。文艺作品对我来说是观察社会、把握时代的石头，这里面浸染着历史和社会的痕迹，而我的任务是从中找出时代的病症和文化的症候。“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文艺作品、尤其是大众文化作品更是如此，它们如同时代的标本，储存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气息。在这一点上，我更认同于考古学家和侦探的角色。这篇文章，我想把自己的“文化经验”也变成一块时代的石头，借此折射出这30年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变迁。现在想来，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三个阶段，一是在县城度过的中学时代，大致是90年代初期到末期；二是大学中文系的时代，是90年代末期到新世纪之初；第三是读博士选择学术生活，从2005年至今。

1.中学时代的三种文化经验

借用法国理论家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讨论，教育、现代教育体系无疑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一，尤其是基础教育更成为塑造合格公民、树立主流价值观的主战场。从现代性的角度看，教育不仅是现代科学、现代知识传播的重要空间，而且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也是启蒙与被启蒙的核心隐喻。相比赤裸裸的殖民战争，现代教育被认为是传播西方现代文明的更“文明化”的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领域出现了两次转折，一次是“文革”期间，发生在教育领域的造反运动成为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重头戏；二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恢复高考”成为开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选拔式的精英教育不只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培养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新人才，更是把“知识改变命运”作为社会阶层晋升的理想杠杆。正是这种新的教育制度，培养了包括我在内的80后们特殊的主体状态。

我在山东西南部的一个历史悠久又是革命老区的县城上重点中学。记忆中这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学习氛围，有点像军队一样，有固定的班级、固定的同学、国定的班主任，甚至每个人在教室里的位置也是固定的。从早到晚除了被安排的满满当当的课程之外，学校经常组织各种集体活动，如每周五的班级大扫除、一年一度的歌咏比赛、演讲比赛等，每个班级和年级之间还有各种诸如卫生、成绩之类的排行榜。当然，最让同学开心的是每年元旦每个班级都会组织隆重的元旦晚会，如同紧张学业之外的狂欢节一样。与这种高度集体化、组织化的生活相呼应的则是中学时代所接受的语文教育。相比数理化等“客观”的科学知识，作为基础课程的语文课是最有文化和时代内涵的。对于我这种90年代初接受中学教育的人来说，语文课本的基调还是人民史观和革命史观，课文的主体是现代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以革命作家为主，就连古文也是以现实主义作家和浪漫主义作家为线索，鲁迅的作品最多，80年代在反思革命文艺的背景下被“翻案”的沈从文和张爱玲的作品没有，也就是说90年代的中学语文教育依然滞后于80年代以来的主流文学。我们对于作家、作品的评价采用现实主义的标准，看作家是否具有反抗性以及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我们总是很崇拜那些以身抗暴反抗黑暗现实的革命者和英雄，也对劳苦大众有一种“天然”的同情感。这种摒除了“文革”的激进革命而“拨乱反正”到十七年时期的人民史观，连同一种强调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热爱劳动等社会主义价值观，成为没有经历过革命和“文革”的80后们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最直接的文化经验。

与这种80年代出现的“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四有”新人的价值观相平行的是另外一种文化形态所产生的价值观，这就是港台流行文化。90年代初磁带刚刚流行，每当走出校园，满大街都放着小虎队、四大天王的歌，这些流行歌手成为我们的文化偶像，不仅随口传唱他们的歌曲，而且也模仿明星的发式、穿着和口音。相比音乐课中所讲授的革命歌曲、民族唱法的民歌，这些流行歌曲更贴近我们这些青春期孩子的内心，朦朦胧胧的爱情、大都市的孤独感、对成功的渴望等，对于生活在落后县城的我来说，这些节奏感强的音乐都是遥远的、精彩的、外面的世界。除了流行歌曲，最吸引我们的还有街头游戏机和镭射录像厅，这些让人入迷的街机以及打打杀杀、亲亲我我的港台娱乐片，与学校组织的文化生活形成了强烈对比。我记得在课堂上，老师“严厉”打击的对象就是听歌、看武侠、故事会之类的课外书，仿佛这些“靡靡之音”和通俗文艺会腐蚀我们的思想。不过，这样两种文化形态并非没有交集，如果说一年一度的歌咏比赛，每个班级都选择一首适合集体演唱的革命歌曲，而元旦晚会，大家都愿意选择个人演唱的流行歌曲。印象中有一位歌手一直受到我和几位好伙伴的追捧，这就是台湾歌手郑智化，他很少唱情歌，他的歌曲带有社会批判色彩，经常描述都市底层青年人的生活，这吻合于我们所接受的革命文化的口味。很多年之后，当我也开始在大都市生活之后，还会回想起郑智化的歌，才体会到《蜗牛的家》中“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跟不上/飞涨的房价”、《大国民》中“这不再是个适合穷人住的岛/一辈子辛苦连个房子都买不到”的真切含义和苦涩。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接受的是两种文化教养，一种是集体化的、组织性的、带有荣誉感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的革命文艺，第二种是个人化的、娱乐化的、带有刺激性的消费主义色彩的大众文化。

除了这样两种文化经验之外，在中学时代更为重要的经验恐怕是一种个人奋斗的竞技文化。表面上看，从中学课本到学校的日常管理，都带有社会主义文化的典型特征。第一，培养集体荣誉感，小到班集体，大到国家，强调以集体的利益为先、个人服从集体，甚至为了国家和公共利益可以牺牲自己，学习雷锋和赖宁精神；第二，培养劳动价值，不仅在班级设立劳动委员，而且每天都有打扫卫生、校园以及各种劳动实践，任劳任怨、吃苦耐劳也被作为好学生的品质；第三，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课等所传递的一种革命史、人民史和社会进步史，再加上80年代的儿童、青少年读物基本上还是以革命历史故事为主，如《神笔马良》、《阿凡提的故事》等动画片依然是穷苦人嘲讽地主的故事。可是，这些社会主义文化却在中学教育的过程越来越空洞化和教条化，也就是说学生们都知道这是一种官方的、口头上的说辞。这就涉及到“恢复高考”之后所建立的一种以高考为核心的选拔机制。进入高中之后，学校和班级的核心任务就变成一切为了高考，考试成绩成为第一要务。于是，学校采取各种管理和激励机制来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效果，其中最为有效的措施是灌输竞技文化和竞技意识。按照老师的话来说，高考是一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比赛，也是一场“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残酷游戏，“吃得苦中苦，方成人上人”、“提升一分，超越千人”、“要想成功，必先发疯，今日疯狂，明日辉煌”、“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拯救我的人是我自己”、“拥有知识改变命运，拥有理想改变态度”等成功语录都变成高考的励志口号。其实，这种个人主义化的竞技状态不只是为了高考，更是为了适应市场化制度下个人奋斗的理想人格，甚至这种竞技文化里面没有团队、合作精神，只有一种个人主义化的、个人成功的理念。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相对滞后的集体主义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恰好是为了培养自由市场背景下个人竞技的接班人。

可以说，中学时代留下的是三种文化的烙印，一种是集体主义的革命文化，二是大众文化，三是个人主义的竞技文化。这使得接受这种教育的主体经常处于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一方面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另一方面又是最为现实的通过高考来改变个人命运。人们已经习惯于这种情感结构，在课堂和正式场合是一种空洞的说教和政治教条，私下里或内心深处的个人情感、个人出路才是最真实的。这种彼此矛盾的主体状态，是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主体状态，正如主旋律与商业电影之间的裂隙一样，至今没有完全弥合。

2.大学时代的自由氛围及转变

从中学进入大学，如同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与中学时代的集体主义管理模式截然相反，大学生活完全是个人化的，尽管大学也有班级、集体宿舍、社团等集体生活的形式，但相比中学时代，大学生活充溢着自由的空间和解放的感觉。对于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的我而言，更大的新鲜感是，90年代末期的我才开始接触到新时期文学的冲击。上大学之前，我只知道两个80年代的作家，一个是张承志，这是因为年轻的语文老师利用课余时间给我们朗诵过张承志的小说，这也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第二是贾平凹，在县城的书摊上有他的小说，和赵忠祥的自传、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并列。从这里也可以看出，80年代轰轰烈烈的文化思想运动，其实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大城市和精英阶层。我像刚刚经历了“文革”岁月迎接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一样，经历着“思想解放”的洗礼。

大学时代的文学教育首先改变我的是，中学时代形成的那种现实主义的文学标准以及用现实、政治来评价文艺作品的方法。我开始被朦胧诗（顾城的诗、海子的诗等）、先锋小说（从马原到余华、苏童等）、法国新小说（阿兰罗布·格里耶、玛格丽特·杜拉斯等）等所吸引。如同80年代对于好文学的评价标准是语言、技法和形式，这些也成为我判断文学作品的新标准，认为文学与现实、政治、历史没有关系。这样一种反政治的“政治”态度导致当时的我最喜欢两个作家，一是王朔，二是王小波。王朔小说所使用的北京话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语言，但他对革命话语的挪用和嘲讽，非常吻合于刚刚离开中学时代的我的心情。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学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起到了一种相反的功能，它让生活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人们误以为这种革命文化、人民史观是一种主流文化，而意识不到恰好是那些个人主义的竞技文化才是真正的主流文化。我记得大一有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向我们推荐王小波的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因为当时正赶上王小波逝世不久成为文化热点。王小波，还有顾准、陈寅恪都是90年代末期图书市场上最畅销的作者，因为他们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王小波的成名作《黄金时代》从语言上颠覆了我对文学的想象，原来叙述历史可以是戏谑的、颠覆性的，与此同时我也接受了他对那个疯狂年代的种种荒唐事的批判，包括“沉默的大多数”、“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等都成为我津津乐道的口头禅。

1999年有两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五月八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国轰炸，我跟随着夜幕里越聚越多的人流到美国大使馆抗议，融入在陌生的人流中，既有恐惧感，又有亲切感。恐惧感来自于父母在我去北京上大学时的忠告一定不要参与各种游行，亲切感来自于一种与历史遭遇、见证历史的热情，仿佛中学时代历史课、政治课所培养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又被唤起。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到三角地看各种大字报（这是一种前网络时代、非打印的政治传单），并抄录下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记录这份历史。几个月之后，我因为是学生党员的缘故又参加了另外一场庆祝国庆五十周年的大游行，这成为大学时代少有的集体活动。在穿着统一服装的游行队伍中，我并没有感觉到个人的渺小，反而有一种历史的参与感和自豪感。除此之外，大学时代的我再也没有兴趣参与任何集体活动，我认为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是最重要的，对各种集体活动有一种“天然”的排斥。于是，本科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喜欢上看电影。北大图书馆有一个地下录像厅，可以借阅各种各样的电影，我经常一个人去那里看录像，或者跟着朋友到北大东门外的雕刻时光咖啡馆看艺术电影（如安哲罗普洛斯的《流浪艺人》、《永恒的一天》等）、独立纪录片（如《流浪北京》、《老头》等）。我变成了一个标准的有“小资”趣味的人，并且借助当时刚刚兴起的网络论坛（BBS），成为网络业余影评人。

在本科高年级，因为喜欢电影而经常旁听戴锦华老师的课。戴老师的文化研究的思路和对电影文本的细读，给我很大的影响，使我意识到文艺作品除了艺术、审美，还与意识形态、社会、政治有关。我记得2001年冬天参加戴老师主持的文化研究工作坊，讨论到当时所发生的全国各地工人下岗的问题，我被深深地感动，没有想到文学和艺术研究还与正在发生中的社会现实有关。这改变了我对“纯文学”、“纯艺术”的想象，并尝试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分析一些文化现象。这就是我最早的两篇文章的主题，一是《关于“地下电影”的文化解析》，二是《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试图把这些我所喜欢的文本重新放置在社会的语境中来分析，呈现大众传媒如何呈现和命名“地下电影”和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王小波。这钟文化研究式的思路一方面给我提供了一系列理论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在戴老师的指引下我开始学习20世纪的文化理论（如语言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另一方面文化研究擅长把个人经验与广大的历史文化结构联系起来，使我时刻保持一种自我批判的意识。

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之初是中国社会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刻，如三农问题已经在学界引起激烈讨论，我当时读过一本《黄河岸边的中国》的书，这本学者的个人调查报告让我看到市场化改革后农村所面临各种社会问题，使我想起中学时代曾经背过的屈原的一句诗“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随后，我又找来温铁军、李昌平等三农专家的书，这些对我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和农村有很大帮助。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知识和思想界所展开的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以及延伸到大众媒体中的各种争论，这极大地改变了刚上大学时我所形成的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的问题意识。借助新左派的一些文章，我对毛泽东时代有更多“同情的理解”，这也使得那些在中学时代所接受的一些马列教条、革命史观重新变得新鲜起来。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对学术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学术不再是束之高阁的玄学论道，而是一种与自己的生活和时代密切相关的事情。记得大四毕业前我读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篇文章，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感和无助感，这不仅打破了我大学期间所建立的一种个人主义的幻想，而且使我认识到主体由历史所塑造，并时刻受到意识形态的询唤。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文艺学专业的我，最终选择阿尔都塞作为硕士论文的主题或许与这次阅读体验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