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用绝佳的用户体验，
抚摸人心底最隐秘的欲望”】
文汇报：真是可怕。您说的这种老百姓在不知情或者无所谓的情况下拱手交出个人信息，会不会催生一种新的法治形态呢？
冯象：对呀，硬规则也是一种法治。只不过立法由公权力向资本开放，很大程度上跳过了民主程序，包括公共辩论、利益集团游说，变得“单纯”而高效了。它只用产品劝说，用广告取悦，用绝佳的用户体验，抚摸人心底最隐秘的欲望；而你只要开始用这产品，做一回用户，就是硬规则的胜利。
如此，在眼花缭乱的新产品新服务新应用背后，“赤裸裸”地，解除伦理约束，露出了资本的獠牙。资本不是政府，更不是人民政府，它不承担人民福祉、社会保障的责任。硬规则的实施，也无须缝一片“新教伦理”的遮羞布。相反，依照资本逐利的本性，硬规则败坏着一切伦理，并从伦理败坏的社会汲取养分而滋长，蔓延，覆盖我们的生活。这智能化的法治因而变得难以掩饰社会矛盾，渐渐失去了法治的“教化”或生产法盲之用。而新法治的建设，原本放在第一位的，便是这意识形态功能。
06
【“其实仅有一个选项，公有化“】
文汇报：如果是这样，政府和企业比较合理的关系是什么？公权力应该全面出手吗？
冯象：这个问题我在书里也讲到了。我的看法，随着社会深度智能化，传统上我们归于私法（民商法）的问题，都会变成公法问题，亦即变为“国家同企业、公众和政府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法律关系”（页195）。这倒不是因为一些经济学家成天担心的“国进民退”，而是AI硬规则技术所致。什么意思呢？既然AI如此成功，核心平台垄断了越来越多的交易，而私企开发的网络金融工具又天天攻城略地，金融风险大增，那么平台的运作就不能脱离政府监管了，一如其创立不能没有政府支持。“央行为何要建网联平台，清算第三方网络支付？为了防止电商巨鳄独占金融大数据，造成国家可能受AI资本要挟的危险”（页208）。
换一角度，也可以说，AI经济如同AI尖端技术，也是国家与社会安全问题。国安战线，不可能交给任何私企负责。故只要平台的垄断再上一个台阶，踩到国家的底线——物联网底层数据汇总一处，算法成为法律（即硬规则），私法就开始消亡了。
所以说，“AI发展到高级阶段，人类迫于形势，为了生存繁衍，其实仅有一个选项：公有化”（页209）。
07
【“第二次起来，做共产主义新人”】
文汇报：谈到公有制，圣西门曾有这样的论断，大意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可能通过治理，而非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您在书中也指出，人工智能或将是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的捷径：“共产主义能否提前实现，不待阶级斗争结束，国家消亡？”
冯象：惟愿如此。因为另一条路，资本主义私有制走到黑，恐怕阶级斗争只会益发激烈。当贫富鸿沟固化，财富高度集中，一切产品、服务连同物联网底层数据，彻底知识产权化，那会是什么景象？“超人”统治，法西斯暴政。
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根本的一条，是机器不得伤害人类。但是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机器如果比人聪明，学会了资本及其附庸的自私自利，它干吗老老实实伺候人类，而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我在书里说，待到那一天，AI的飞速进步，将迫使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第二次起来，废除普遍的剥削与压迫，做共产主义新人。
什么样的人，配得上新的人机伦理，可称新人呢？无非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品德“高尚”“纯粹”，所做的一切都“脱离了低级趣味”并且“有益于人民”。这样的人联合而成一个新社会，才能确保“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之间，要由共同的世界观价值观维系。否则，就走不出资本主义，消除不了战争和奴役”（页212）。
共产主义，自古便是人类家庭生活和亲密友谊的一般理想；一如合作劳动、共享收成，是人的“本性”，或物种繁衍优势（见拙文《给未来的人们留个纪念》，载《好奇心日报》2017.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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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不容乐观”】
文汇报：您一定关注到，最近麻省理工获得捐赠，筹建计算与人工智能学院。捐赠者苏世民先生说，选择麻省理工，是因为它“专业知识和价值观都适于担任AI的‘真北’（true north）”，而新“学院对道德的关注至关重要，因为……AI改变社会结构的力量越来越大。如果不加控制，这些技术最终可能伤害人类。”
冯象：我太太是校友，收到了校长关于建院的信。校长也非常强调，前沿科技须有价值观的指导同伦理约束。他说，人工智能有几个难题，一是懂的人太少。即使在麻省理工，90%的人也所知甚少，更别说公众和政客了。第二，AI技术的社会风险极大，亟需推动人机伦理研究，探讨规制的理论与方法。第三，至少迄今为止，AI加剧了贫富分化，使得大量资源集中到一小撮人手里。
我们可以补充一点：AI技术因为广泛用于日常生活，并迅速军事化，受市场机制的激励，很容易价格“白菜化”。一旦做成廉价商品，就更难有效管制了，不论订立多少部法规、国际条约。这方面不乏前车之鉴，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前景不容乐观。
09
【“他心底的欲望和阴影、
一闪而过的念头，
全在“天眼”关照之下“】
文汇报：人工智能的发展令我们生活发生这么深刻的变革，会不会推翻“理性人假设”等西方经济学、法学的基础理论呢？
冯象：“理性人”或“经济理性人”（恩格斯管他叫“英国人”）假设，是资本主义正当化叙事的文宣重点，有年头了。在中国亦不例外。我总觉得，这假设跟十九世纪市场资本主义处于“初级阶段”、司法技术和侦察/监控手段不甚发达有关。假说扮作公理，即可把许多疑难问题、无法或不便处理的纠纷等等，挡在政法制度的门外；从而使司法程序复杂化，增加诉讼成本，遮掩实质规范所保护的资本利益和特权。
理性只是人这个物种的众多能力之一。以生物学心理学观之，人若是想修炼成一个“经济理性人”，太难了。否则发财当资本家，何须“新教伦理”呢？还是文学家艺术家敏感，他们很善于描绘人的不那么理性的一面。尤其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几乎所有伟大的文艺作品，都是对“理性人”的批判、嘲讽或厌弃。
所谓零隐私的人，也即硬规则之子；他心底的欲望和阴影、一闪而过的念头，全在“天眼”关照之下。理性人假设对于司法，犹如对于市场营销网络诈骗，基本是多余的了。也许经济学、法学用作文宣，“理论滞后”有别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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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再过一个漫长的“AI冬天”】
文汇报：西方世界有奴隶制的传统，是否也反映在他们对机器人的态度上呢？我的意思是，雅典民主是建立在保有奴隶的基础上的，因为大量使用奴隶劳动，自由民才有时间精力参与城邦政治。资本主义兴起后，承担这一角色的是殖民地人民和黑奴；到了全球化时代，则是第三世界的打工仔。今天发展AI，原本指望机器人当个好仆人，实际上却有可能主奴关系发生反转，于是恐惧起来。
冯象：学界讨论人机伦理，例如阿西莫夫三定律，往往隐含一个前提：主奴关系。可是总有一天，机器的才智会远超人类，主奴关系就维持不了了。
其实，只要机器获得独立的自我意识，即便毫无当人类主子的意愿，人机关系（对于人类）也会变得异常复杂而失控。
常有论者不信AI会发展出自我意识。然而在AI学界，明斯基他们早已确认了这一可能。而机器一旦演进到能够区分人我、自我保护、自我复制（即繁衍）的水平，就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没有自我意识而被设定为人类仆役的物品，或一件聪明的工具。相反，机器将学会做道德价值判断，会追求并维护自身利益，还会有自尊心，有自己的朋友圈，乃至爱欲嫉恨等各样感情。那时，它将如何看待我们？注意，AI的自我意识演进是不可逆的；我们无法逆转历史，“穿越”亦非明智的选项。
所以明斯基说，他很幸运，这辈子不用面对这一困难选择。但也有学者认为，他的“感知器”（Perceptrons）理论“误导”了学界，是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研究在七十年代陷于停顿的罪魁祸首。或许我们需要一位新的明斯基，就是以他的权威和洞见，劝喻人类放慢脚步，不妨再过一个漫长的“AI冬天”；以便我们能有充裕的时间做好准备，全面规划，与AI携手（见利求同《隐私的未来》，载《文化纵横》6/2018）。这样留有余地，也许风险会小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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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梨，少作感慨...
文汇报：最后，冯先生，如果让您开一门新课，“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您会挂出一份怎样的课前阅读/视觉材料呢？
冯象：这些内容，我们课上每年都讨论的。不过我只讲七八本书，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歌德《浮士德》，马列经典同中国革命文献，包括回忆录和年谱。并由此上溯西方宗教的乌托邦传统，如耶稣运动的穷人福音纲领、公有制社团组织原则、平等主义理想，等等。
论文选题及相关材料，我总是让学生自己找，因为多数是研究生选修，也有三五个优秀的本科生。他们往往想法很好，但不知如何着手。因此特别需要鼓励，去接触社会现实。无论电竞、手游的流行文化/异端生成机制，还是下工厂农村调研，和农民工姐妹一起站到流水线上，经受硬规则的盘剥，都是那“已经来到”的“未来”的一个征兆。目的是给他们一个锻炼机会，摆脱充斥着我们大学教育的教条主义，反思旧法治衰亡之际，主奴关系的根源。
这一代年轻人大学生，焦虑迷惘的不少。我希望，探索人机伦理能够帮助同学们找到人生的方向，从而当机器换人全面铺开之日，能够把阅读与思考化为行动的勇气。
本文原载于《文汇学人》2018.12.7
记者李纯一，见习记者陈瑜，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于五角场
冯象：《我是阿尔法——论法和人工智能》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