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毫无疑问是革命史上的大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结束，由此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然而对于西安事变的不同看法，82年来从未间断。近年来的主要言论有“共党渔利说”、“张杨后悔说”、“共党输家说”、“苏联控制说”等等，当然这些言论都不是站在人民立场想问题的，是标准的英雄史观。
先看蒋介石日记：
【“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个月可竟全力者，几全毁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叛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程度，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之至！”】
他说后退三年还算保守的，另一个著名民国人物胡适认为“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蒋介石如果不是被胡适一类人物包围导致视听失聪，也是一个沉浸于幻想的人。事变前中国都发生些什么事，他真的不知道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同年1月山海关失守， 3月，承德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在国内屡遭痛骂。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
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几次战役中，三个团被歼，109师大败溃逃。
1936年年11月19日，红军在山城堡地区全歼胡宗南部第78师一个多旅，击溃第 1师第1旅，第1军其他各部仓皇西撤。】
他跟共产党不是没交过手，这才过去一个月，他已经忘记了。此前在中央苏区的多次围剿失败他也忘记了，在南昌行营的发誓赌咒他全忘了，如果不是共产党内的路线错误，第五次围剿他也未必能占便宜。
所谓“共党渔利说”就是建立在这种虚妄假设上的，意思是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就被消灭了。红军经过长征已经陷入绝境，即使短期可能生存，长期来说，红军必遭歼灭。向南：8万多红四方面军损失了约4万；向西：2万多人的西路军全军覆没；向东：红军东征失败，还牺牲了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向北也根本无法建立根据地，唯一的可能就是进入苏联控制外蒙古求生。这样虽然可能保证红军的暂时生存。但是，只要红军一进入苏联控制区域，从政治上来说就等于自我引爆了。
这种论调虽然不提两个星期消灭红军，基本上还是“人多枪多”就能打胜仗的逻辑，既不看以前的事实也不顾以后的结果。
共产党如果靠的是“人多枪多”它就不叫穷人的党了。
事实上此时的共产党并不想打，再打下去中华民族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中国人民不答应，共产党自身也不能站在道义立场获得现代性。所以共产党一年前就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发动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以巨大压力。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由刘志丹率领的红军进军河北、热河对日军作战。】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要求全民抗战的呼声越来越高。由于日本侵略东北和华北，破坏了远东的列强均势，引起英美苏的不满。国内的反日浪潮，也深入到国民党军队里去了。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抗日。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到严词拒绝。
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致书蒋介石，促其当即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12月4日，蒋介石再赴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12月7日，张学良去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8日，杨虎城去劝蒋，均无结果。
12月10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12日发布第6次“围剿”红军命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召见邵力子，让他通知大公报社可以发表对张、杨的弹劾，并撤销职务，引起社会各界不满，张杨由此才发动西安事变。
所以，西安事变是蒋介石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上全面破产的结果，而不是破产的原因。
“张杨后悔说”就是从另一个角度维护蒋介石的，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害了国民党，所以他们“后悔”了。国民党对张学良的评价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都沿用这样的说法：西安事变是在“东北沦陷”思乡情切下，受中共唆摆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中共起死回生。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且不提杨虎城后来几经辗转欲回国参加抗战，被蒋介石囚禁杀害。就是张学良在软禁多年后，当一位美国记者于1991年非常直率地就西安事变问他说：
【“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会如此做吗？”】
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假使时事如此，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
一个叫杨奎松的人为此大为不满，因为张学良居然没有满足他的愿望，也不学胡适的腔调说话，他叹息：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从这种明显桀傲不驯的言辞中无论如何再也找不到那个诚惶诚恐，怨天尤人，反复自责的张学良了。”】
“共党输家说”、“苏联控制说”也是大致相同的逻辑。前者是说蒋介石虽然暂时受了委屈，但其实中共和红军在这一极其有利的事变中不仅未得到任何政治利益，反而损失了事变前已经形成的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局面，在这个期间又被“马家军”消灭了红军的一部分，在事变后的政治博弈和军事博弈中全面输给了蒋介石。后者则是认为张学良被赤化了，同时也完全否认中共有独立能力，夸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的影响。
这些论调在网络上不断接力传播，确实一度制造了混乱，仿佛历史真的无法捉摸，民心向背真的无用，人民群众真的只能任人宰割。
在共产党内，突如其来的事变确实引起了巨大震动。
自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以来，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多达几十万。蒋介石这三个字在每个共产党员心灵上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生就是基于这个记忆的正义冲动，无数热血青年前赴后继投入共产党的事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记忆。当事变的消息传到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后，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激动不已，有人高喊“是向蒋介石清算血债的时候了”。在共产党高层，自然也同这些情绪反应大体一致，也都经历过由激进到冷静、由权衡利弊到制定政策的过程。
而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方面的态度也确实部分影响了中共对事件的看法，斯大林亲自草拟了电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
【“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斯大林还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苏联希望和平解决的态度，固然有维持亚太平衡以自保的因素，但基本是务实可取的。对于指责张学良部队里有亲日派活动，苏联报刊将张学良的行动与“中东路事件”和汪精卫的阴谋活动相联系的言论，中共并没有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