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农业增长源 1956年国家农业政策转向增加粮食产量，粮食产量的增长本身又促成人均粮食产量的增加。在此之前，政策更倾向于区域专业化和区域间的粮食转移。1956年主要的倡议是国家十二年农业计划（Twelve Year Agricultural Programme）（习惯称为“纲要”）[42]，这一计划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产量目标。在中国的三个主要农业区，考虑到气候的差异，纲要的标准各不相同。在黄河以北，产量预计将从1955年的1.13吨增加到1967年的每公顷3吨。对于黄河和淮河之间的区域，计划从1.56到3.75吨（每亩500斤）的增长。[43]在淮河以南，1955年的产量目标是3吨，到1967年的目标则提升到6吨（每亩800斤）。[44] 以江苏为例，上世纪50年代，其粮食产量远低于平均水平。1957年，江苏每亩耕地的平均粮食产量仅为377斤，远低于淮北的500斤。事实上，参考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5日的报道，[45]江苏所管辖的没有一个县的产量达到纲要，即便江苏淮南地区有15个县超过了500斤，也远低于纲要800斤的标准。[46]在20世纪6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江苏的粮食产量迅速上升。到1971年，江苏地区有40个县已经超出纲要标准。到1976年，增加到63个（总共75个县）县级地区[47]。1976年，江苏实现了淮南地区每公顷6吨的纲要目标。到1978年，上升到每公顷的7.4吨。[48]江苏长江两岸及苏北每亩产量都超过750斤，增长飞速（图3）[49]。甚至在淮阴，其谷物产量也从1966年至70年的100公斤增加到1975年至78年的171公斤。[50]淮阴在1965年可是江苏最贫困的地区，也是粮食净拨入地区。
在毛时代晚期，江苏的农业革命是由直接的劳动力投入和投资推动的。集体农场动员的大量劳动力一方面增加了每公顷土地上劳动的天数，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农业生产所需的资本品。这一时期，后者既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如灌溉网络）也包括现代农业投入产品（如化肥和农业机械）。事实上工业革命真正的标志恰恰在于，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入生产类别更广泛的产品。 要实现这种大规模的劳动动员，前提正是采用了集体组织的方式。[51]诚然，我们不能否认 人口增长的影响，在1964到1982年期间，15至64岁的人的数量增加了1500万，[52]确实增加了劳动力供应。但人口增长本身并不会直接增加劳动力的规模，因为许多人出生于1960年代，他们在1970年代末才刚刚成为劳动力。所以除去人口增长的影响，更有效的方法是增加每个人每年的劳动天数。这种“勤奋的革命”（ industrious revolution）——de Vries 在英国的语境中使用了这个短语——才是毛泽东后期增长的关键。[53]1955年到1978年之间的数据显示，每一个农民的年工作时数稳步上升。就劳动力数量来看，我没找到江苏的时间序列数据（locate time series data），但国家数据显示，1955年至1975年间，农业劳动力增加了58%。相比之下，工作日的数量增加的速度远高于劳动力增速，在1950-1970年代之间，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小麦和玉米）平均单位播种面积上升148%，油料作物上升145%，经济作物上升100%[54]。在江苏省，不同县之间的工作日差别很大。1976年，在徐州相对贫困地区的每个公社成员工作150天（劳动日），少于镇江的165天，苏州的204天[55]。苏州的经济最为发达，其劳动强度也最大，表明该地的经济繁荣离不开高强度的劳动投入。[56] 提高劳动强度对于农业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增加多种作物的种植，改变作物的种植方式，转向种植水稻（劳动密集型）等高产作物，提升灌溉技术，并最终引入全面的“绿色革命”计划（‘green revolution’ package）。[57]在江苏，双季稻的种植（double rice-cropping）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种植双季稻可以提高产量，早稻和晚稻的总产量（每公顷9吨）超过了江苏一种中等水稻（6吨）的产量。[58]但是，要种植双季稻会造成3个农民时期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春天，既要收割冬季作物又要播种早稻；在盛夏，一要收割早稻，二要播种晚稻；到了秋天，收割晚稻又会和在霜冻前种植冬小麦或经济作物产生冲突。因此，大部分时间里，劳动力在关键时刻是非常稀缺的，任何能够增加劳动力供应的方法——比如增加劳动时间——都受到了欢迎。当然，如果出现一些节省劳力的技术，也可以缓解这一问题。正如Perkins等人所指出的：“……农业的关键时期需要吸收大量劳动力，如果能够实现机械化，可以从农业中解放大量的劳动力。”[59] 在江苏，密集投入劳动比在中国北方更有成效。在中国北方，由于水资源短缺，就算投入同等劳动力，其粮食增长的比率也相对较低，农业条件的差异可以部分解释江苏的人均产出高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图4）[60]。虽然粮食产量容易受到天气变化的影响，但总体来看，江苏粮食增长的趋势更为客观。1952年，江苏人均粮食产量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5%，而到1978年，这一数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约20%。人均农业增值指数（以可比价格计算）也说明了江苏突出的表现。到上世纪70年代末，江苏省在正常年份里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0个百分点。
通过集体劳动动员，江苏不但提高了每个工人的农业产量，也同时发展了乡村产业。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因为可用的劳动天数数量过低（the number of available labour days was too low），很难实现以上成果。虽然从全国范围来看，1971年林彪死后，私营部门的发展促成了农业部门的增长[61]。但在江苏，私营部门的份额实际上从1963 到1965年的36%下降到1977年到78年的23%。[62]江苏的成果并非是偶然，我们追溯到1950年代末，可以发现正是集体化促成了江苏后期瞩目的成就。 不可否认，强化劳动投入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会弄巧成拙（labour intensification）。它提高了人均农业产出，却使每天的边际效益下降，劳动日的价值降低。例如，种植双季水稻（Double rice-cropping）[63]，人均产量提高了，但工作的时间却非常长。再多做一步推论，就是黄宗智（Huang ）所说的内卷化（involution），意思是通过牺牲闲暇时间，增加工作天数，人民的收入没有增长，生活水平也没有提高。然而，尽管这一结论在中期以前可能是正确的，但恰恰是通过大规模的集体动员，才使得江苏在后期得以提高人均农业产出和发展工业。从长远来看，正如黄宗智所说，工业化增加了每一个工作日的产出和每小时产出，机器取代了劳动力，允许农民减少农业工作时间以获得更大的回报。 以下这些数字可以说明证明乡村工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1965年，江苏有89%的劳动力从事农业，但是到1978年这个数字下降到70%。[64]在无锡等最先进的县，常熟、太仓和张家港，到1978年，农村农业劳动力总量的份额下降到70% 到75%左右[65]，实际比例可能更低。总的来说，江苏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现代化的一个典型标志。它发生在17世纪到1750年的英国，并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继续。农业发展可以促进工业现代化，最后也会推动自身发展。例如，在1965年至1970年期间，化肥产量的提高使每单位面积使用量增加了6倍。[66]所以说，正如农业是乡村工业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来源一样，农村工业（rural industry）也会推进农业（agricultural）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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