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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

2019-1-1 00:0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8487| 评论: 0|原作者: 朱佳木|来自: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摘要: 把中国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为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和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是毛泽东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现在,这些目标绝大部分都已实现或接近实现。

朱佳木: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

把中国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为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和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是毛泽东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现在,这些目标绝大部分都已实现或接近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任务虽然还没有最终完成,但有目共睹的是,当毛泽东接过国民党留在大陆的烂摊子时,中国还不能生产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中国不仅能够制造这些东西,而且造出了火车的蒸汽机头,内燃机头、万吨轮船、万吨水压机、几十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和“两弹一星”,并建立了门类基本齐全的工业体系。

朱佳木: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

毛泽东对于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始终怀有强烈的愿望和坚定的信念,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追求和探索,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的这一探求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1949年以前,1949至1956年,1957至1965年,1966至1976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在这四个时期都给予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巨大影响,其中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失误和曲折,包括晚年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偏差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他始终没有放弃过为在中国实现工业化而奋斗的目标和社会主义一定要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观点,有的错误甚至就出在急于实现工业化上。因此,分析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的关系,有助于深入探究和理解他的思想与实践,也有助于深入探究和认识中国革命与建设中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

1949年以前,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追求和探索,主要围绕什么是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政治前提和如何对待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这两个问题,集中体现于他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及为这一革命制定的相关政策中。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工业化问题便同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等问题一道,成为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除了代表地主阶级最腐朽力量的顽固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先后登场的一切政治派别,可以说都赞成在中国兴办工业,实现工业化。但怎样才能实现工业化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同派别的答案就大不一样了,甚至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从她诞生起就向世人宣示,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彻底反帝反封建,扫除工业化道路上的“拦路虎”,并提出进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民族民主革命的一系列政治主张。毛泽东将这些主张加以系统化,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理论。

毛泽东在1939年所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从两方面深入分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他指出: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可是,上面所述的这一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新变化,只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还有和这个变化同时存在而阻碍这个变化的另一方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①]】

接着,毛泽东列举了帝国主义为着不使中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采取的一系列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压迫手段。

正是建立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奋斗目标,就要首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要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得以巩固,就要争取在中国实现工业化。他说:

【“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这一点,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协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部分产业界,为上述目标而奋斗。中国工人阶级在这个任务中将起伟大的作用。……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②]】

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实现中国的工业化,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正是这一观点,使中国工业化与反帝反封建这两个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被紧密联系到了一起。

由于只有发展大规模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才能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因此,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③]这个“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④]。

对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还将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毛泽东解释说:

【“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⑤]】

他还说:

【“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⑥]】

那时,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一些同志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主张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对于这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毛泽东曾给予过无情的批判,指出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他在1944年8月31日致博古的信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⑦]在1945年4月党的七大书面报告中,他又说: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不要发展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阶段”[⑧]。他在1948年4月1日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又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⑨]他还在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的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不能由此产生误解。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⑩]

1948年7月,经党中央审定、以新华社名义发表的《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中强调:

【“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历史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或实行家,例如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抱有这一类思想的。”[11]】

显而易见,这一文件也是在毛泽东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制定的。

毛泽东不仅把是否有利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作为制定一切政策的根本出发点,而且在我们党所领导的根据地,实施了保护私营工商业和发展公营工商业的政策,并注意纠正各种看不起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思想倾向。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包括发展公营工业在内的大生产运动,使边区已经能够自己解决布匹和日用品的需要,工人的数量也由开始的700人发展到1.2万人。1944年5月,毛泽东在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边区工业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远大。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前途、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工业。要使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需要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12]

任弼时在1944年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演讲时,还引述过毛泽东关于发展边区生产的另一段话。毛泽东的那段话说: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这些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这就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主要的就是讲的这件事,就是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在引述了那段话后,任弼时讲:“毛主席的指示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即革命是为着建设,而建设的根本是发展经济。”[13]

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革命是为着解放生产力、为着扫清工业化道路上的障碍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是有清醒认识和深刻理解的,是贯彻到了革命战略与策略的各个方面的。正是因为有着这些正确的战略与策略的指导,才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了彻底胜利。

1949年到1956年期间,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追求和探索,主要围绕中国工业化的具体道路和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这两个问题,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贯彻措施中。

对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在建国前夕和建国初期都曾表示,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比如说15年,二三十年,至少10年,多则15年或20年等等,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可是,到了1952年,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听取关于“一五”计划方针任务的汇报时,提出从现在起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以后,他又于1953年2月提出,要在10年到15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紧接着又在同年6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提了出来。根据他的意见,党中央于1953年12月正式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4]

之所以出现这个变化,固然有建国初期经济恢复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绩、国家资本主义成分迅速超过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而处于现代工业的第二位、一些资本家通过行贿和偷税漏税等违法手段损害国家利益等因素在起作用,但根本的考虑,还在于要抓住当时较为有利的国内国际形势,加快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速度。今天回过头看,我们可以说当初打算用三个五年计划左右的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时间上是短了一点,以后在执行中又一再“加速”、“加快”,以致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就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导致工作做得比较粗,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但总的说,正是由于贯彻了这一路线,使我国只用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为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并用不到30年的时间就建立了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为什么急于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由中央宣传部制发的充分体现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并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对此作出过详细的解释。《提纲》指出:我国旧有工业的基础是十分落后和薄弱的,1949年使用机器的工业的产值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7%左右,而且主要是一些轻工业。即使有某些重工业,也多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修理厂(轮船、铁路等)和为帝国主义国家提供原料和半成品的矿山和工厂,残缺不全,经济上不能独立。因此,在革命胜利后,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改变国家的这种经济状况,在经济上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家,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这就需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为什么急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此,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分析,但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国外工业化的经验,决定选择一条较快实现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即通过社会主义的办法,优先发展重工业。《提纲》指出:根据苏联的经验,要想在较短时间内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工业化就应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从建立重工业开始。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了50年到10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十多年中(从1921年开始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我国也只有建立了重工业,才能使全部工业、运输业以及农业获得为发展和改造所必需的装备,才能自己制造火车头、钢轨、货客运汽车、远洋轮船和飞机;才能自己制造轻工业的精密机器,扩大和建立新的轻工业;才能生产农业机器和化肥,改造古老的农业;才能建立现代国防工业,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辱。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围绕这个中心制定的。而这就决定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都要适应这个中心,服务于这个中心。对此,毛泽东早在解释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就已说得很清楚了,即“一化”是“主体”,“三改”是两翼。也就是说,“三改”是以“一化”为中心的。正如《提纲》所指出的那样: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离的。因为,“如果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的手工业和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听其自然,那么它们就不但不能认真地支持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而且必然会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事业发生种种矛盾”[15]。

先说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

搞工业化要增加工人及城市人口,因此要增加粮食、棉花等农产品产量,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我国粮、棉产量应当比1952年分别增加30%和34%,比如棉花,就要由过去平均亩产30斤提高到38斤。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要完成这个计划有很大难度。而且,即使完成了,农业生产要同工业建设、人民生活相适应,也是很紧张的。如果完不成,势必要拖工业化的后腿。

怎样才能增加农业产量?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当时有三种办法:一是走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路,搞家庭农场;二是学苏联办集体农庄;三是推广中国自己的农业合作化。在这三种办法中,前两种都不符合中国国情。毛泽东在1953年曾说过:

【“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16]】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增加农业产量也有三种办法:一是开荒,二是修水利,三是合作化。三者比较,在当时最可行、见效最快的还是合作化。陈云在1954年向中央所作的《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中算了一笔帐。他说:如果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大规模开垦荒地或在北方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需要有足够的拖拉机、柴油,还要兴建铁路、大量投资等等,这些没有10年都难以做到。而如果搞合作化,根据经验,可以平均提高产量15%-30%,按30%算,就有1000亿斤。[17]以后核定为10%-20%,即使按10%算,也有200多亿斤。那几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也证明了这一点。全国刚解放时,粮食产量是2200亿斤,到1952年上升到3000亿斤,然后逐年增加,1957年接近4000亿斤,5年里增产近1000亿斤,平均每年增产近200亿斤。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增产速度。

对于加快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作过透彻的分析。他说:“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首先,“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4亿亩至5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18]

其次,“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19]

再次,“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20]

关于个体手工业问题,《提纲》指出,由于它的生产十分落后,不能使用新技术,生产和销售都会遇到许多不可克服的困难,因此,也要像对待个体农业那样,经过合作化,把手工业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

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这些分析在今天看来,不一定都切合实际,但出发点显然都是为了提高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以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而且也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在实行过程中,毛泽东和党中央虽然强调要坚持自愿互利原则,运用启发、示范的方法,但由于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因此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并且把一些主张谨慎稳妥的意见当成政治问题,批所谓“小脚女人走路”,批右倾保守思想等等。这些不仅在当时带来一些副作用,引起一些群众不满,也给后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加快改造速度是从政治斗争需要出发的。

再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三个纲领之一的经济纲领所规定的,但资产阶级惟利是图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对于国计民生具有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方面。因此,当年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既包括利用其积极作用的一面,也包括限制其消极作用的一面。对于这一点,早在全国解放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说清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政策的同时,创造了诸如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这实际上已经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为什么后来要加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呢?《提纲》也对此作了分析,讲了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也讲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与国家实施工业化计划之间的矛盾。《提纲》指出:私人工业“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资金很多浪费,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或甚至没有,因而影响到工业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影响到国家计划受到破坏。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个广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合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现。”[21]

在毛泽东最初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1952年,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由1949年的48.7%下降为30%,而全民所有制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26.2%上升到41.5,公私合营的比重也上升到4%。因此,党中央当时设想,大约再用3年到5年时间,全国私营工商业可以基本上变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再用8年到10年时间,可以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没过多久,公私合营出现了比这个设想还要快的形势,以至到1955年冬季,形成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比原计划提前12年。虽然加快改造步伐是毛泽东提出的,而且在党内没有不同意见,但速度这么快,则超出了毛泽东本人的预料。所以会发生这个变化,根本原因仍然在于国家要优先发展重工业。

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十分落后,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特别是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资金、技术、人才、物资等等都严重不足。因此,要合理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财力物力用于工业化建设,当时在经济体制上只能选择计划经济。而实行计划经济,必然会遇到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国家计划之间的矛盾。正如陈云所说:“我们要搞经济计划,如果只计划公营,而不把许多私营的生产计划在里头,全国的经济计划也无法进行。”[22]尤其是在“一五”计划实施后,大规模经济建设进一步引发了市场供不应求的紧张状况,迫使党中央决定对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同时对于一些重要的工业原料,如钢材、生铁、煤炭、木材等也开始实行计划供应。这样一来,私营商业,其中主要是批发商,就没有了货源;私营工业,其中主要是轻纺工业,就没有了原材料。于是,公私合营步伐的加快,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那时,没有合营的私人企业大多是中小型企业,设备技术都很落后,国家分配任务给它,它无法承担;硬要塞给它,做出的东西也不合乎要求。如果只对较大的私营企业进行个别合营,会使中小企业更加困难。于是,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办法,也就顺理成章、应运而生了。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过程中,同时对行业内部进行了改组,该并的并,该淘汰的淘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行了企业的优化组合。在1955年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陈云说: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并不是哪个人空想出来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现在既然按整个行业来安排生产、实行改组,那末,整个行业的公私合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实行全行业的合营,就无法安排生产,也无法进行改组。”[23]

与农业、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一样,在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过程中,同样存在缺点和不足。特别是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形成运动以后,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不该合并的合并了,不该合营的合营了,对一部分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不很恰当,一些工商业原有的供销关系和协作关系被割裂,还有一些带有传统特色的生产方法和经营方法被改变,以至出现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企业管理马虎,群众购物、修理东西不方便等现象。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当时都注意到了,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例如,国务院曾及时作出决定,停止企业盲目合并,合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一律半年不动,并且提出对一些商品不再由国家统购包销,资方人员一般要安排在原企业当经理等等。不过,尽管做了这些纠偏工作,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然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无论存在多少问题,都无法掩盖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在这场社会主义革命中,毛泽东和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采取由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和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等办法,使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异常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制度创新。改革开放后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评价说:三大改造“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24]。

为了解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资金不足问题,当时一方面努力促进轻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另一方面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上适当保留剪刀差,以扩大内部积累,为发展重工业积累资金。对此,党内党外一度有不少议论。有的人看到城里国营工厂工人的工资、福利、劳保比解放前高了,而农业税上交较多,尤其是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农民不能再把余粮拿到自由市场卖高价了,就说现在“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共产党丢了农民”,“忘掉了农村”,对农民“挖得太苦”,要求对农民“施仁政”,确保农民的“四大自由”等等。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从两方面作了回答,一方面从实际入手,分析工业化的资金来源;一方面从思想入手,批判小农经济思想。两方面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如何有利于早日实现中国工业化。

针对要求取消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观点,毛泽东指出,那种把取消剪刀差看成“施仁政”的主张,是“小仁政”,“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他说:“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25]

针对要求把工人与农民、城市与农村生活水平很快拉平的观点,毛泽东指出,这是一种反映小农经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错误思想、反动思想。他说,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必须靠工业化,而不能靠搞平均主义。他说:“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26]他还说:“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27]

当年那份《提纲》也指出:要批判那些“认为我国可以不要工业化、可以不忙工业化、可以降低工业化速度、可以不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认为工业化对农民和一般人民不利”,以及那种认为可以不顾实际的可能,“要求百废俱兴,要求迅速大大改善人民生活,在一个早上把一切好事情都办完的”思想。[28]它所针对的,也是毛泽东批判的那种只顾农民利益和片面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的错误观点。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一化三改”,是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工业化探求做出的伟大贡献。尽管我们在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以及三大改造中存在这样或那样一些偏差,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选择了这样一条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以及进行了相应的社会主义革命,才使我国工业化得以迅速发展。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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