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

2019-1-1 00:0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0244| 评论: 0|原作者: 朱佳木|来自: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摘要: 把中国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为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和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是毛泽东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现在，这些目标绝大部分都已实现或接近实现。

三

1957年至1965年期间，这一时期是我们党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也是我们国家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在此期间，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追求探索，主要围绕加快经济建设速度和采用群众运动方法这两个问题，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出的被称为“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及一系列纠“左”的努力和反复之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时，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概括为“左”倾错误，使一些不大了解当时情况的人望文生义，误以为这里说的“左”倾，是改变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是要脱离生产力的基础搞生产关系的升级。其实，之所以说这些错误是“左”的，主要是因为当时在工业化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是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是在实际工作中搞高指标、瞎指挥，刮浮夸风和“共产风”，而不是改变了关于社会主义要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虽然那时一度出现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吃穿住上实行共产主义”、“在‘三五’计划时向共产主义过渡”等等急于改变生产关系的提法，但这些提法只是“三面红旗”的表现和结果，并非它的根源。要弄清它们的根源，应当先分析产生“三面红旗”的几个背景。

第一，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出现了高潮，进行得比较顺利，由此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农业生产关系已经变了，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工业化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了。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就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说：

【“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成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30]】

第二，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对此虽然不赞成，但认为它揭开斯大林这个“盖子”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并由此开始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照搬苏联经验，要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等等。特别是由于“一五”建设进行得比较顺利，更助长了一种情绪，认为我们可以打破常规，破除计划经济所要求的综合平衡，用比苏联更高的速度进行工业化建设。

第三，1956年初，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在周恩来、陈云主持下，开展了反冒进的工作，强调“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各部门订计划要实事求是。对此，毛泽东很不满意，认为是给群众泼了冷水，扫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和促进委员会（对各级党委促进纲要实现的一种形象比喻）。因此，他提出要反“反冒进”，并多次召开中央会议，批评反冒进，主张用“跃进”代替“冒进”的提法。他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还说：要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加速经济建设，需要群众的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

第四，1956年9月，中共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第五，1957年，右派的言论中有一条，说1956年是“全面冒进”的一年。因此，反右斗争联系到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

第六，自朝鲜停战后，国际关系上出现总体缓和的形势。毛泽东希望利用这段“休战”时间，加速国内建设，提早完成工业化，为增强国防力量、抵御可能发生的外来侵略，提供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

从以上背景可以看出，产生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三面红旗”，都与加快工业化建设的速度有关。

先说总路线。

总路线全称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内容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把它作为路线确定下来，是1958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那次会上，刘少奇在工作报告中对这条总路线进行了系统论述，概括了它的几个基本点，其中主要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1]这说明，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加快工业化步伐，核心是高速度。今天回头看，总路线只强调精神的作用，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方针，本身具有很大片面性。以它为指导思想，在执行中必然会单纯突出多快，一味追求多快。但同时应当看到，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落后状况的强烈愿望，它的目的是要加快工业化而不是要跳过工业化。

再说“大跃进”。

前面提到的反“冒进”，开端于1957年9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后，《人民日报》社论用了“跃进”一词。但用“跃进”一词向全党全国人民正式发出“大跃进”号召的，是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社论要求，农业和农村各方面工作要“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说明，“大跃进”运动不是要在生产关系上跃进，而是指生产力上的跃进，首先是指农业的跃进。

农业跃进源于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纲要”提出，1967年农业产量，粮食1万亿斤，棉花1亿担，这已经是不切实际的指标。因为，1952年产量3200亿斤，1967年如果到6000亿斤，要年均增长4.1%，这个增长率和各国相比已经是最高的了；如果到1万亿斤，要年均增长6%-7%，根本做不到。我国1967年粮食总产量4400亿斤，又过了31年，直到1998年才达到1万亿斤；棉花总产量4000万担，又过了17年，直到1984年才突破1亿担。可见，即使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曲折，1967年实现“纲要”也是不可能的。但“纲要”毕竟还作了一些测算，而“大跃进”一来，各种指标更加离谱了，完全靠拍脑袋，胡说一气。许多省都表示要提前实现“纲要”，《人民日报》通栏标题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秋天农业协作会议在各地虚报的基础上提出，1959年保证产粮1.5万亿斤，力争2万亿斤。有人竟说：粮食再提高，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也够用。就连毛泽东也被这种虚假宣传所迷惑，说要考虑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吃的问题。

由于对1958年粮棉产量作出盲目乐观估计，以为农业问题解决了，于是又把“大跃进”引申到了工业，特别是冶金工业上。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活动，赫鲁晓夫提出苏联打算用15年超过美国。毛泽东从英共领导人那里了解到，英国当时钢产量为2000万吨，再过15年有可能达到3000万吨。而到那时，我们的钢产量有可能达到4000万吨。于是，他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宣布，中国要用15年，也就是到1972年赶上和超过英国。接着，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工会大会上宣布了这个目标。从此，“超英赶美”成为“大跃进”的重要口号。

我国1957年钢的实际产量是535万吨，1958年最初计划钢产量为624万吨，在反“反冒进”的形势下改为711万吨，在“大跃进”高潮中进一步改为800万—850万吨。到了6月份，毛泽东根据下面的汇报，认为赶超英国可以提前到10年、7年、2年，于是提出当年的钢产量就要比1957年翻一番，即达到1100万吨，对外宣布1070万吨。当时，全年时间已经过半，光靠钢铁厂的高炉、平炉、转炉肯定完不成任务，于是动员全民大炼钢铁。年底，钢产量虽然达到1108年万吨，但真正能用的只有800万吨。这种采取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的做法，违背了经济规律，也违反了自然科学，投入大而效益低。如果当时冷静一点，按部就班地搞下去，用15年赶上英国的钢产量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即使经过“大跃进”的折腾、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中国1972年钢产量还是达到了2338万吨。而英国钢产量在1970年达到2800万吨后，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产量逐年下降，到1972年降为2500万吨。两相比较，已经很接近。1973年，中国钢产量也达到2500万吨，1977年虽降为2300万吨，但那年英国钢产量是2000万吨，中国超过了英国。这一天距离毛泽东提出用15年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不过多用了5年。

现在，我们都认识到“大跃进”是错误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出发点是要以尽可能短的时间使国家实现工业化。而且，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在当时也确有减少资金投入、降低成本的考虑。陈云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就说：“二五”时期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群众路线来进行建设，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这样，国家可以少出资金。比如，农民在“二五”时期义务进行水利工程建设、开荒、改造耕地、造林等等，用工资计算，劳动折价约在500亿元左右，这是一笔很大的投资。[32]陈云说这段话固然有受到反“冒进”的批评后需要对总路线表态的意思，但也反映了他的真实看法。他是管财经工作的，能用较少投资形成较大固定资产，何乐而不为呢？

最后说人民公社化运动。

毛泽东讲过，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今天看，它的问题也出在这里。大，政社合一，以社代政，埋藏了命令主义的隐患；公，一平二调，实际上是刮“共产风”，是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试图向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过渡，即后来批判说的“穷过渡”。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东西是公共食堂，即人们常说的“吃饭不要钱”。但这件事的起因并不是为着改变生产关系，而是为着发展农业生产力，包括发展村办企业。

为了解决农业拖工业化后腿的问题，1955年下半年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说到，现在办的合作社以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33]。此后，一些高级社的规模就比较大了，有的甚至达到了几千户。1956年冬季，农村掀起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由此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修建长达几公里、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的灌溉渠道，需要在大面积土地上统一规划和投入大批劳力、资金。这不仅涉及合作社之间的利益，也涉及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县与县的经济关系。如果核算单位过小，很难办成这样的大事。如果完全按商品经济原则，谁投入谁受益，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因为修建灌溉渠道，有时可能是末端受益，而源头和中段要出土地、出人力，而且很难有什么报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想到把相邻的合作社合并成大社。二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加上“大跃进”中地方工业遍地开花，造成农村劳力紧张。那时建水库、水渠，基本没有推土机、掘土机之类的大型机械，主要靠肩挑手挖、人海战术，男劳力不够，妇女也要上阵。一些地方为了尽可能腾出女劳力，让她们参加工农业生产，很自然地想到办简易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以便把她们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从以上过程不难看出，办人民公社和办大食堂，无论是领导人最初的考虑，还是基层最初的动因，都是为了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和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为了尽可能多地增加农村劳动力，尽快提高农业生产力和产量，以适应快速工业化的需要。问题在于，后来出于种种原因，宣传上过分突出了它在生产关系变革上的意义，给它附加了很多意识形态上的内容，而且“层层加码”，“喧宾夺主”，使人们反倒忘记了它的初衷。

突出人民公社的所谓共产主义因素，反映了党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头脑中急于过渡的思想。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当然还要一个过程，部分地区一两年或两三年，大约一半以上的地区要四五年。有一个文件（指农林口提交给北戴河会议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讲，第三个五年计划过渡到共产主义（指到1967年），我加了“第四个”三个字，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指到1972年），不然太短了。刘少奇插话：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过渡。毛泽东接着说：加个“开始”可以。

1958年11月，刘少奇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还讲过：八大二次会议之前，我在火车上同几位同志吹公社，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要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还吹空想社会主义，吹托儿所、生活集体化、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并且布置要编两本书，一本“空想社会主义”，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他说的第二本书，收入了列宁1920年讲的一段话。列宁讲：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至少需要十年。他还讲，有可能在为期不下10年或10到20年的时间里，使俄国走向共产主义。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可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从列宁开始，就存在把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看短、看简单的问题。后来列宁承认犯了错误，说自己试图使一个小农国家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但他这种错误的性质显然属于缺少经验，与民粹主义完全是两码事，从未听说因此而指责列宁要跨过工业化阶段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关于掀起公社化运动在毛泽东个人思想上的原因，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有个分析，讲了四条：一是照搬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并扩大这些概念的运用范围；二是不适当地沿用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如供给制和无偿调拨；三是青少年时代受过的某些政治思想的影响，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和康有为的大同书；四是中国文化遗产中某些特殊材料的影响，如东汉末年张陵的五斗米教等等。薄一波没有提到民粹主义的影响，因为毛泽东确实没有要跨过工业化阶段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

为了说明公社化运动并非民粹主义作怪，还可举一些事例。在1958年11月公社化运动高潮中，毛泽东修改批准了《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其中写道：“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逐步地使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建成社会主义；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共产主义的因素必将逐步增长，这就将在物质条件方面和精神条件方面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34]同年同月经他修改过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也指出：“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即机械化和电气化）。”[35]同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上述决议基础上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中又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36]可见，毛泽东当时虽然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但并不是要跳过工业化来过渡，而是要通过加速工业化来过渡；虽然说过“第三、四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之类的错话，但那是建立在对粮食和钢铁产量极度浮夸基础上的，是由于实践经验不够而对什么叫实现工业化、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缺少清醒认识而造成的,是与民粹主义思想有着本质区别的。

此后，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在钢铁、粮食产量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时间的问题上，头脑越来越冷静，要求按照实际情况压缩生产指标，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等错误做法。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进一步指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37]在他于1960年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公共食堂和一些供给制的做法最终被取消，公社内部的基本核算单位也由原来相当于高级社规模的大队降为了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小队。这一核算制度后来长期未变，一直坚持到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四

1966年至1976年期间是一个特殊时期，毛泽东在这个时期一方面把注意力转移到阶级斗争而导致错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仍然希望国民经济能够尽快发展。因此，这个时期他对工业化的追求和探索主要围绕工业化建设的所谓“路线”问题，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以及有关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上。

对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应当从两方面进行分析。它一方面反映毛泽东晚年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偏差，错误地认为“抓革命”可以促生产。另一方面，这一方针也反映了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工业化的目标。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证明，靠“抓革命”是“促”不了生产的。因为这里说的“革命”，是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斗争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所谓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样的“革命”，既不能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战略，有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更不可能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相反，反倒给一些阴谋家、野心家提供机会，乱中夺取党和国家的各级权力，把国家引向灾难。但是，毛泽东提出“抓革命”的目的，确实是为了“促生产”，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并非要否定工业化目标。因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明确提出了“以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政府报告中重申三届全国人大时由他提出的设想，即第一步，在1980年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指20世纪）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批准了国务院两次关于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的报告，一次是1972年从西德引进一米七轧机；另一次是1973年从西欧和日本进口43亿美元的成套工业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纤维，3套大石化，1套烷基苯，3个大电站，43套综合采煤机组，以及透平压缩机、燃轮机、工业汽轮机和贝斯发动机制造。这两次大规模的设备引进，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业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对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给予了相当大程度的支持，使他们能够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顶住“四人帮”的压力，解放老干部和科学技术骨干，整顿生产、科研、教学等各方面的秩序，从而减轻了因动乱而造成的损失。如果毛泽东放弃了工业化的目标，上述事实就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工业化建设曾在两个方面受到过干扰。一方面，要求生产为“革命”让路，有经验的老干部、科技人员受排斥，群众组织打“派仗”，耽误了不少时间。如果不是这样，那十年本来可以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又提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新的飞跃”，片面强调高指标、高速度，从而造成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四五”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12.5%，钢产量要达到3500万吨—4000万吨，重工业产值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这种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再次违反经济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的原则，导致积累率高达34%，使人民生活水平持续10年没得到多少提高。这个事实从反面说明，“文化大革命”期间确实没有放弃工业化的目标。正如《历史决议》指出的：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建设还在进行”。“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38]当然，这些成就不是“文化大革命”取得的，而是广大干部和群众抵制“文化大革命”的结果。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里，南有美国侵越战争，北有苏联陈兵百万，东有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央判断帝修反有联合进攻大陆的可能，做出全面备战和进行三线建设的决策。这一决策有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的一面，三线建设也存在不讲效益、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的弊病，但它对于改变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工业落后的局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前提。另外，在三线建设中，党中央强调大小三线同时建，使上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中纷纷下马的地方工业、社队工业又有了转机。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提出，各省区市都要建自己的小煤矿、小钢厂、小有色、小化肥、小电站、小水泥、小机械，作为支农工业体系，使县办和社办工业企业得到大发展。这些也说明，“文化大革命”并不是要放弃工业化目标。正因为社队工业在那一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才可能有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把中国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为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和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是毛泽东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现在，这些目标绝大部分都已实现或接近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任务虽然还没有最终完成，但有目共睹的是，当毛泽东接过国民党留在大陆的烂摊子时，中国还不能生产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中国不仅能够制造这些东西，而且造出了火车的蒸汽机头，内燃机头、万吨轮船、万吨水压机、几十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和“两弹一星”，并建立了门类基本齐全的工业体系。在他逝世37年后的今天，我国工业化建设取得了更加令世人瞩目的新成就：经济总量已越居世界第2位，工业化按国际通行的指标衡量已接近最后阶段，绝大多数工业品产量都稳居世界第一二位，人民生活也总体达到小康水平，正努力争取在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是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的结果；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一切也是建立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及广大干部、群众为中国工业化奋斗取得的辉煌成果及经验教训基础之上的。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39]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40]今天，我国第二次工业化的任务尚未最终完成，以互联网、新材料、新能源为基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又悄然来临。但对于我国来说，无论是传统工业化还是新型工业化，工人阶级都是先进生产力的主体，实现工业化都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性任务，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都要代表工业化的发展要求。毛泽东一生对中国工业化孜孜不倦的探求，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益显示出其深远意义。我们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就要缅怀他为实现中国工业化所做出的贡献，并继承他的遗志，坚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紧跟世界新型工业化的步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基本实现工业化，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62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⑦]《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239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4页。括弧中的话见《毛泽东文选》，渤海新华书店1948年版，第12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页。

[1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14-5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