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运作的底线：说说新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历史任务

老田

　　资本家阶级无所谓道德，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群众本身就有无限积累的欲望，这个欲望需要进行遏制，这就需要底线，中特资本社会没有底线，这才是问题所在。给资本无限积累欲望确立边界和底线，需要民众的有组织力量，也还要政府的公权力的监控力量，中特资本社会的底线被击破，原因在于没有守护底线的力量。

　　一、到哪里去寻找守护底线的力量

　　在朱镕基任上实现的地方政府公司化趋势，实际上地方政府手里的公权力绑上了无限积累的战车，而且各地招商引资的相互竞争还助推了“政策法律不执行”作为各地引资优惠手法的首选策略，共同造就了公权力与具体资本合作实现“看家护院”的恶劣资本专政类型，至今拒绝把公权力上升为“资本家的联合委员会”去关注一般积累条件，这是中特资本主义没有底线的第一个原因。

　　文革结束之后，官学两界联手搞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不仅彻底否定了群众性的批评权的正当性，迁延至今，连雇员在管理权这个私人领域中间，有无政治权力和法律地位都成了疑问，结果管理权封建化趋势有增无已——管理权压制人格权利成为普遍的事实，这些封建化趋势得不到起码的节制。典型案例如反对性骚扰事件，不仅没有得到主流舆论同情，甚至不足以引起官学两界主流人士的认真关注。

　　后果是清楚的，在中特资本社会中间，公权力和舆论主流(受公知言论牵引)被引导到对抗民众对私人领域的人格权利诉求，两者相互抵消之后，资本的非法经营空间就同时被最大化了。

　　在今日中特资本社会中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任务依然存在，大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反对生活费用的恶性膨胀，其对立面是高价房地产癌症(背后站着地方政府、银行和地产商这“房地产三头分利同盟”)和福利市场化的最大化榨取欲望(教育和医疗的最大化榨取逻辑);二是公权力需要成为“资本家的联合委员会”而不能选择与具体资本合作搞“看家护院”，这个方面需要终结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现实(背后有着地方独立于中央的利害关系结构需要同时接管或者终结)，创造中央政令能够通行于地方的条件;三是在资方管理权的越界方面，要确立雇员的自治组织形成对冲和平衡，政府应该促成而不是反对劳资冲突的集体协商机制。

　　这三方面的要求，都属于资本主义制度边界之内的底线建设事务，属于统治阶级无法完成的资本主义制度建设事业，因此，还需要劳动者的奋斗力量去为资本主义该做而未做的制度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且这样的制度变革不可能在资产阶级的视野里提出和完成，依然需要劳动人民的有组织力量去建设，属于新时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内容。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制度底线建设没有完成，资本主义在野蛮的轨道上狂奔，因为没有这些底线，就会出现资本积累带来的政治赤字过大，并向政治领域扩散，这当然会引发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导致国民经济运行中间政治风险居高不下，甚至一度大于经济风险，使得资本主义制度缺乏可持续的稳定性。

　　二、产业资本的竞争力困境与相对贫困化的蔓延

　　中国近十年来工人阶级的名义收入，有了可观的上涨幅度，但这并不体现工人阶级境况的改善，而是恰好相反，此种上涨是一种“被动上涨”——名义收入上涨过程伴随着相对贫困化的加重。工资上涨仅仅只能够弥补生活费用上涨幅度的一部分，此种工资上涨幅度，反映了各种不同资本类型对总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落差，其中投机金融资本和官僚资本(主要体现了为各种公用事业和教育医疗等福利机构)，可以借助生活费用上升去侵蚀产业资本的利润份额。

　　雇员名义收入显著上升，这部分收入增加既不是因为资本家更体贴工人，也不是工人的组织和斗争已经到了迫使资本家让步的结果，而是因为生活费用上升的结果，这个生活费上升的背后，是房地产资本的得势和居住成本上升，同时还因为福利市场化和榨取力度逐年加大，两者共同造就了生活成本推进，逼迫产业资本和其他雇主不得不提高工资。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劳动力供给速度减缓，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严重过剩状况。

　　就中国工人阶级中间数量最大的农民工的状况看，名义工资有可观的上涨幅度，“调查数据显示，2006年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076元，2008年为1387元，2011年为2596元，2013年为3524元，2015年为4212元。”(老田按，这一组数据高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但无论是相对收入还是主观体验，都是下降的。“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06年、2008年、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五轮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把2006年到2015年的五轮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在业人口绝对收人按照调查年份分别做标准化处理，形成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相对值。从相对收入水平来看，农民工的收人水平整体上并没有上升，其标准化之后的平均值在2006年为0.29, 2008年为0.11, 2011年为0.18,2013年为0.07，但2015年为0.17，反而低于2006年水平。”最后“发现，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实际上是出现了‘逆成长’，相对收入水平和地位自评均出现了下降。”其中，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农民工和高学历农民工自我评价最低。【田丰：《逆成长：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2006-2015)》，载《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

　　总生活费用的巨幅上涨，逼迫实体经济提高工资，然后透过生活费用支出而实现价值转移，这意味着不同类型资本之间在总剩余价值分配上开始拉大差距。在这个工资涨幅背后，福利市场化方面各种最大化榨取，带来多个生活环节的费用上升(教育医疗养老等)，这支持了各种公用事业和教育医疗等的恶性膨胀，而投机资本和金融资本则紧密结合地方政府的公权力，合作炒高级差地租并通过房地产实现货币化，肇源于居住成本和各种生活环节费用支付的上升，据以倒逼其他各类资本担负更高的工资成本，背后是大规模的经济剩余转移和再分配。而经由高房价和居住成本的急剧上升，在宏观经济结构方面，则体现为近些年来房地产泡沫所支撑的“金融深化”现象。

　　在中国国内，生活费用的恶性膨胀，显著增加了各行业的工资成本，降低了产业资本的国际竞争力。据李民骐研究，中国对外劳动贸易条件出现了一个快速攀升过程，目前对于南亚和东亚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贸易条件大于1，出现了部分的净劳动流入现象。

　　李民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网址：http://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18/05/389462.html

　　中国工资成本的急剧攀升，并没有改善雇员的经济体验，而仅仅意味着生活费用的恶性膨胀形成的成本挤压，甚至，与此同时，雇员的经济体验还是下降的，相对贫困化蔓延并囊括了大部分中产阶级成员。在这个工资成本支出大幅度上升的同时，是投机资本(尤其是房地产)和金融资本获得了恶性膨胀的机会，各种福利事业的市场化进程和最大化榨取逻辑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国民收入分配方面，形成了不利于劳动者和产业资本的恶劣再分配关系——非生产性行业有了更多榨取生产性行业的机会与可能。

　　在价值再分配链条中间，地方政府公司化趋势所起到的作用是显著的，一方面压低劳动成本还往往以公权力越界打压的方式去介入劳资冲突，一方面极度热衷于炒高房地产价格和推进福利市场化的步子。在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背后，一方面出现了普遍支持生活费用上升的“有为政府”选择，还出现了竭力打压劳动力成本的公权力运用方式。农民工自我评价降低，原因仅仅在于“相对贫困化”程度的上升，其实，大部分小资白领也同样感到“消费降级”的体验。这个普遍的“相对贫困化”主观体验，肇源于资本类型不同的价值分配的快速调节，其中强势资本可以透过生活费操控，逼迫弱势资本让渡经济剩余，这个让渡过程中间，公权力主要支持各种强势资本——这些资本与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目标，有更高程度的一致。

　　如果这个判断符合实际的话，名义工资上升背后所承载的生活费用大幅度上升，体现了投机金融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分利能力增强，产业资本被削弱，资本主义在其内在构成上，走向更加腐朽的阶段，这个现象只能算是一个负面信号。

　　现在，迫切需要提出抑制生活费用快速上升的宏观目标，这事关产业资本的国际竞争力和多数劳动者的相对贫困化问题。而大多数人经济上没有出路，会自发地转向政治不认同。

　　三、政治赤字及其专职经营者

　　过高的政治赤字，体现为弥漫社会各个阶级的政治不认同水平急剧上升，这就带来一种对政治不认同的刻意经营事业——公知现象。公知们的主要言说，形成了一种专事“执政地位批判”的文体——公知体，此种文体基本上不关注事实和逻辑，只要出现了某个热点事件，公知们的言说和文章都会高度一致地收敛为控诉“一党执政”。这个现象不能够仅仅解释为公知们的水平过低，还存在着源于读者群的接受机制——很多人愿意听到有人说坏话。毫无疑问，政治赤字得到了公知们的刻意经营之后，会被显著放大很多倍，从而加大合法性损失，最终促进政治风险的提前爆发。

　　公知现象和公知体的流行，仅仅归属于作者和读者基于高水平政治不认同的策略互动，那是不够的。一个显著的社会机构变革，经过四十年的改革业已确立，那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业已完成，其中投机买办资本的势力最大，且政治能动性最强，这一波资本及其代表性群体首先与执政地位产生了不兼容状况，著名的任志强长期公开从事推墙事业，原因就在于此。反倒是产业资本与执政地位的冲突，不那么严重，在不许妄议中央的纪律出台之前，任正非就多次在公司高层会议上要求华为高管们节制自己和家人的言论，主动地建立“不许妄议”的纪律，这一方面体现了政治保险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产业资本与执政地位冲突不那么明显。

　　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后果是，新兴互联网平台多数掌控在外资背景的资本家群体手里，这些资本平台一个长期不变的经营思路，是放大公知言论同时缩小左翼言论空间，依据相关抽样调查数据，资本平台把左翼言论压缩到现实社会中间的六分之一弱，同时把右翼言论放大了五倍多，结果在网络空间里塑造出各种“人心思汉”的潮流，以助推那些与执政地位有较强冲突的资本类型的政治意识。

　　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现象，一方面体现了地方政府行为受到独立于中央的利害关系结构的引导，一方面往往体现为拒绝履行相关法律和政策的监督检查责任，极端情况下甚至体现为越过政策和法律的边界胡乱作为，这种现象本身就非常损害合法性。同时，各种越界作为往往体现为非法的利润积累过程“看家护院”，打压劳工的合法权益诉求，甚至根本不执行环保政策，这些现象即便不是全部，每一件都会带来不相称的巨大合法性损失，同时极端损害了政府信誉和形象。在此过程中间，利益受损的民众，毫无疑问会被推向更高的政治不认同，每发生一件此种案例，都会被公知们充分利用和经营。

　　在中特资本社会中间，公知和资本平台联手，对于政治不认同的专业化经营，其成效不容低估，这显然增加了投机买办资本挑战执政地位的力量和信心，促进了人为诱发不可控政治风险的可能性。

　　四、新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历史任务承担者问题

　　显而易见，由于资本主义的无底线运作，带来了严重合法性损失，而公知们和资本平台对此一状况的刻意经营，加大了中特资本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和政治风险。

　　从过去一年的经验看来，关注资本主义制度低于底线的运作问题，无论是在“反性骚扰运动”中间关注人格权利问题，还是在佳士案中间关注劳动者的组织权利和建立劳资集体协商机制，都是左翼青年和确立了社会主义觉悟的一线劳动者，虽然他们的声音还很弱，力量也非常小，但这是中国社会中间唯一关注确立资本底线的健康力量和进步声音。反过来，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是资本的力量，沉默的公知群体，还有一些黑恶势力。这个对照有力地说明了，什么人或者什么力量，才会认真关注建设一个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制度，使其政治赤字下降到不威胁稳定性的门槛水平，目前看来，也只有依赖毛爷爷曾经期待的“人民的力量”而非精英的力量。

　　毛爷爷在革命年代发现，中国的资产阶级天生具有动摇性、依附性和软弱性特点，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划不清界限，无力领导民主革命，需要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力量去完成相关历史任务，所以中国的革命只能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今天，中特资本社会的无底线运作，带来了巨大的合法性损失和稳定性，所以，迫切需要：一要在经济上提出“反对生活费用恶性膨胀”的目标，二要在政治上提出公权力必须从“看家护院”模式退出同时提升到“资本家的联合委员会”水平去关注一般积累条件，三要在资方管理权这个私人领域提出反对封建化的人格权压制目标，这三者都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内涵，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阶级和解，而是事关资本主义制度运作的底线，目的是最小化由低成本资本积累而转嫁出来的政治赤字。这三者看起来都属于新时代的新民主主义历史任务，而这个历史任务也同样是资产阶级无法提出和领导完成的，现在也只能够历史性地交托给左翼和人民力量去承担了。

　　给资本主义确立底线的努力，仅仅在于给其续命而已。但中特资本社会的资产阶级阶级，缺乏起码的阶级觉悟，无底线运作就是最为明显的标记。这个阶级在制造了空前的政治不认同之后，还兢兢业业地透过公知现象去经营政治不认同现象，试图实现政治上的垄断，带来了空前的系统崩溃风险，这个新阶级的愚蠢和短视，在人类历史上应该说是空前的。

　　四十年来的重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进程，有力地说明了中特资本社会的上流阶级，缺乏建设一个稳定资本主义的能力和愿望，真要建设一个具有自生能力的资本主义制度，还得引入劳动人民的政治努力过程才能够完成。外围资本主义国家每每走向“下三滥”，可能有着其内在必然性，在此，劳动人民的力量和努力证明是不可或缺的。

　　二〇一九年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