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57整风与反右的影响和意义

党中央制定具体反右方针政策相当慎重

为了给反右派斗争提供理论指导，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泽东做了重要补充和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发表的讲话增加了判断人们言行的六条政治标准。毛泽东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这六条标准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推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并写入了党章。后经全国人民讨论，全国人大通过，于1982年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尽管党中央、毛泽东试图把反右斗争在政治上打击的范围尽量缩小到极右派，加大争取中间派的力度，但当时党对“杀气腾腾”愈演愈烈的气势估计过高，而早对“杀气腾腾”言论憋了一肚子火的广大群众一经发动便很难加以控制。薄一波后来回忆：

【“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切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

这就造成了后来难以避免的扩大化。不过，回顾这段历史同样可以发现，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制定具体方针政策方面，还是考虑得相当慎重的。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第一，强调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1957年8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中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注意：

【“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

“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以强词夺理。”】

8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议上，强调在反右中要实事求是，他说：

【“投入战斗最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是则是，非则非，有则有，无则无，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化有为无。”】

在10月15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中，强调

【“无论划多了或者划少了，都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这个通知还特地提醒“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多划了一部分右派的情况”。

第二，明确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右派。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提出：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但是他紧接着指出：

【“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在毛泽东看来，虽然党和人民与“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之间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因此，在1958年初，毛泽东认为，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同资产阶级右派这一种敌我矛盾的经验，是极为重要的收获。

在《毛泽东年谱》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多次谈到了如何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右派的内容。9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斗争中把他们划出去一部分（右派)为敌我矛盾。过一时期，要拿回来一部分（经过分化），现在是右派，过几年又摘掉右派的帽子。”9月22日，毛泽东估计党员中反社会主义的“大概是百分之二到三”。】

认为，

“过去教育不够，今后要加强教育。教育好就会起变化，比例就少了。”】

12月8日，毛泽东指出：

【“要化无用为有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为了分化右派，希望三七开，十个人大概有七个人可争取。给他们五年、七年的时间，那时思想有觉悟，改造好了，右派帽子可以取消。”】

12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时，重点谈到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指出：

【“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敌我矛盾性质。但是右派是少数，三大敌人已基本解决，敌我矛盾不能成为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但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仍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右派实际上是敌人，但是不作反革命处理，不捕、不杀、不剥夺选举权。”】

1957年12月21日，周恩来邀请上海科学、高等教育、医务和中等教育界人士90多人举行座谈会时强调指出：对右派还是要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处理。

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右派方面，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落实得很好。毛泽东肯定了胡耀邦的工作。胡耀邦在1958年2月的两次右派分子会议上讲话，指出他们所犯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是从根本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是大是大非问题。但是，只要能真正低头认罪，决心悔改，前途仍然是光明的。组织上还准备诚恳地帮助他们改造，鼓励他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两次会议的效果都很好。后来那批右派都去了山西农村，并在那里与农民建立深厚的感情。两三年后又都摘掉“右派”帽子，回到北京被妥善安排了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胡耀邦在1977年年末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后，在谈到1957年反右对右派的处理时，强调：

【“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

需要指出的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关于要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右派的指示，是正确的，慎重的。但在当时情况下，毛泽东提出的与“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也在客观上助长了反右扩大化。毛泽东提出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导致了八届三中全会修改党的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论断。

关于这个主要矛盾问题，著名学者,《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在2015年出版的《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中指出：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并没有动摇。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此文是毛泽东1958年1月发表——引者注）里明确提出：‘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取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

第三，强调从宽处理右派中的知识分子。

1957年8月下旬，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的意见》稿，加写了这样的内容：

【“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之才，应当大力争取过来。”】

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说：

【“右派许多人是有才干的，在这一点上我还相当赏识他们。要交几个右派朋友。各界都要有朋友，左、中、右里头都要有朋友。现在许多知识分子没有工人的朋友，没有农民的朋友，这是很大的缺点。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我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知识分子能够变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12月8日，毛泽东在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指出，

【“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个别的很坏的以外，选举权不取消，有一些还给他们一些地位。这样做的理由，一是为了争取中间。在知识分子中，有大量的人在看我们如何处理右派，处理过分了，会伤他们的心，会不高兴。”】

12月23日，周恩来召开上海文艺界座谈会，在会上阐明对文艺界右派分子的处理方针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了有反革命活动、违法乱纪的分别按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处理法办外，方法不外乎降职降级、调换工作、撤销工作、监督劳动、下去参加劳动、留机关考察等。

第四，制定划右派的详细标准，并强调要严格按照程序办事。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现在重新审视这个标准，应该说这个标准是符合实际，相当严谨的。以最后一条为例：

【“（6）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除了详细具体的标准，通知还强调：

“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有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

“上级领导机关除必须认真地审查所属单位上报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外，还必须教育党员和群众十分重视对于实际情况的认真研究和具体分析，力戒浮夸和片面性。同时，还必须经常主动地细心地抽查和调阅所属单位右派分子的详细材料，及时纠正其中偏宽偏严的错误，并且对于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线举出具体的人物和材料作为实例，切实帮助下级掌握正确划分的标准。”】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上海观看工人贴的大字报。

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如果这些指导方针和政策界限能够得到基本的遵守执行，反右斗争是不应该出现后来的扩大化。出现扩大化的原因，相当复杂。但有三点是不能不提的。一是在党内，包括党的领袖，在短短七年改变战争年代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相当困难。虽然强调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右派，但毕竟没有实践经验。因此，无论在指导各级党组织方面，还是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方面，都未能及时有效地制止和纠正在实践中的偏差。二是在反右胜利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党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了经济，特别是农业。例如《人民日报》1958年的元旦社论就指出：反右斗争取得胜利，“应转入以整改为主的阶段”，“掀起一个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工作的规模宏大的高潮。”因此，各级党组织没有足够的精力进行严格审批。比如有的地方，像福建仙游，基层上报的右派人数过多，报告被县委打回去后减掉几个又报上来，又打回去又减掉几个人报上来，最后县委也就一批了之。更有个别“右派”，完全就是所在单位自定的。后来在1978年的改正错划中，档案中根本没有任何相关材料。三是在整风初期，受到冲击的一些干部本来就有严重的抵触情绪。反击右派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不是“主义之争”，而是“个人之争”。因此，有不少单位的领导把向他们提的尖锐意见斥之为“反党”。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在制定的具体反右方针政策方面相当慎重。因此可以说，对于反右扩大化，作为反右的主要决策者的毛泽东、周恩来负有的主要责任是领导责任，而不是直接责任。这也告诉我们，如何使各级党组织能够时刻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使各级党组织执行中央方针政策不走样，始终是加强党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整风和反右的后续

1958年4月2日，即整风开始一年后，中央下发了《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该文件要求全党“及时地转入整风的第四阶段，即阅读文件，个人反省，提高自己阶段。千万不能把这个阶段滑过去。这样，才能进一步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和人民打成一片，纠正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

历史证明，此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建国后党群关系和社会风气最好的一段时间。邓小平在1979年11月与外宾谈话时说：

【“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一九五九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渡过的。”】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是一个艰辛探索和积极进取的年代，是一个艰苦奋斗和意气风发的年代。带有那个时代特色的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铭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册上，弥足珍贵，永远不会过时。”当时的建设成就，“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段时间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分子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因此科技成绩“十分显著”，教育、出版、文化艺术的成就“相当可观”。

台湾著名政治学者朱云汉教授在2015年出版了《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他在书中赞扬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后，追根溯源，认为第一个“特殊优势条件”是前三十年“中国建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可以将社会中多数人的意志力凝聚在需要最优先发展的目标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办法模仿”。在这里，“国家意识”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当然，毋庸讳言，在那段时间，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的，

【“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过严重的失误”，“在政治上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从总体上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而历史性的第一个巨大成就就是“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1959年8月24日，毛泽东给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写信，建议为部分右派分子摘帽,认为这样做“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建议，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开始分批进行。到1964年，大部分已经摘去帽子。摘去帽子的一般都恢复了原来的工作或者重新安排了工作。但是，总的来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特别是那些直到1978年才摘帽的人。

1977年下半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提出要解决过去审查干部的遗留问题，其中包括1957年反右时的遗留问题。据有关资料，当时还有约10万人依然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1977年12月开始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非常关注，多次批示指出：这是一件关系到国家政治生活的大事，一定要解决好。

胡耀邦上任之初就强调“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右派）”。1978年春，在谈到被错划成右派的人改正错划的问题时，胡耀邦特别强调：要以1957年10月15日中央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为准。这样就把反右的必要性和扩大化的错误明确区别开来。

1978年9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指出：

【“一九五七年，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是当时有些地方工作做得比较粗糙，有扩大化的问题，对一些人的定性处理确实不适当，例如：把一些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给领导人提意见、向党交心和反映农村实际情况的好同志，也错划成了右派。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就曾经多次提出，对真正搞错了的人要改正过来。由于种种原因，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没有实现。党中央和华主席很重视这个问题，今年发了一个十一号文件，最近又发了一个五十五号文件，指出：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还有一条，凡是划错了的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应恢复党籍;是团员的，应撤销开除团籍的处分。对中央的这两个重要文件，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

1978年11月16日，党中央作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这篇社论是经过胡耀邦亲笔修改的。这篇社论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对于反右）“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对于右派分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这篇社论指出：

【“对于确属错划为右派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党的一贯方针。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党中央曾明确规定了应划和不应划右派分子的标准。”“现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仍应以一九五七年中央的规定为依据，凡符合划右派标准而定为右派的，是摘掉他们右派帽子的问题，不是改正的问题；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据统计，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有55万多。在《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发表后，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要求改正。他们纷纷强调自己一直都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认为：如果要一个一个地甄别，估计十年都搞不完。权衡利弊，只好一风吹了。用“文革”前担任统战部长16年之久，此时担任统战部顾问的李维汉的话来说是“从宽处理”。但不可忽视的是，一风吹以后，在那些被改正的右派分子中，有些人开始否认反右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些人中有的成为了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人物，其言论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一风吹以后，党内外一直有质疑反右正确性的声音：为什么改正率高达99%？但是，如果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其实并不难得出结论：反右决策正确，错在执行中的扩大化。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更是给善良的人们上了一课：即使是人数极少，但当政治气候合适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兴风作浪，甚至有可能掀起大风浪！1957年的右派方励之、刘宾雁等人在北京政治风波期间的表现，充分说明1957年反右和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在本质上的一致性。

1980年5月8日，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此报告共分三部分：

一是提出全国代表性较大的民主党派、上层爱国人士中，被划右派分子的27人中有22人属于错划，提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复查。

二是认为“章罗同盟”在组织上应肯定其不存在的，但他们互相呼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

三是准备召开一次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就二十七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复查意见，进行协商，取得一致；并着重讲讲1957年反右派的必要性，以统一认识。

后来正式确定不予改正的五位右派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和陈仁炳。中共中央在6月11日的批示中专门提到章伯钧和罗隆基，指出：

【“对于维持右派原案、只摘帽子、不应改正的人（包括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我们也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他们。他们中的有些人同我们党有过合作的历史，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对这一点也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不要因为他们在一九五七年犯了严重错误，就把他们一概否定。”】

顺便提一下，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报道：

【“对维持右派原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3000多人，也全部正确评价了他们的历史功过，恢复了政治权利，适当安置了工作和生活。”】

很巧的是，这个数字与毛泽东1957年6月29日估计的全国右派数字4000人左右相当接近。

1980年6月11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这个文件有两点至今仍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应当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党内外有一些同志由于看到改正面很大，因而对反右派斗争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错误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应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确实存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严重事实，我们坚决给以反击，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不进行反击，不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全国就要陷于政治上思想上的大混乱，我们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中央认为，肯定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同时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并坚决加以改正，目的是为着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当前，属于错划、得到改正的党内外同志，绝大多数人表现是好的。但也有极少数同志还存在一些思想问题，有的甚至发表一些错误言论。这虽不是什么大事，但对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不利的。有关党组织应对他们个别地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对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做出了科学的、公正的结论。在此次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说，“统一思想还要一年的工作”。然而，党内外的某些人始终拒绝把思想统一到这个决议上来，其中对整风和反右的“各抒己见”就是一个经常性的热门话题。

因此，继续坚持和宣传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牢记“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不断增强党员的政治意识，仍然很有必要。

从1957年到2017年，六十年过去了。放眼今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旺盛生命力，特别是历经“和平演变”“历史终结”和“颜色革命”的轮番冲击而屹立不倒。今天，我们不能不感谢中国共产党两代领导核心对1957年反右意义的高瞻远瞩：“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毛泽东）“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邓小平）

【胡新民，察网专栏学者，独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