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阶级社会的产生和消亡”一文的不同看法

五、各种決定論思維都承載了“沒有斗爭的進步”幻想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間，由于公共領域与私人領域的切割与划分，人們大多數尤其是勞動者從屬于私人領域轄制，各种政治建設進程無法有序展幵，諸如干部培養和新輿論氛圍的養成，積极的干群互動也無由產生，這些都統轄在資本家及其代理人的管理權之下，很容易透過解雇或者調崗等手段，破壞有利于勞動者的組織資源的積累過程。在私人領域的管理權背后，則站著手握暴力鎮壓机器的國家政權，保護資本家的產權和管理權不受大的挑戰。                 

資本主義制度的守護力量，存在著實際上的兩道防線，工人階級的反抗被堵在“私人領域管理權”這第一道防線面前，很難組織起持久有效的斗爭，骨干和群眾的穩定結合難于實現。正是在這個困局中間，工人階級的組織和目標，很容易被削弱為僅僅關注短期利益的改進，或者僅僅提出資本家有可能讓步的目標，這就出現了“自發工人運動超不出經濟主義或者工聯主義”的外觀。列宁提出的先鋒隊從外部輸入革命意識形態，在一定程度上是打破公私領域切割現狀，針對被扭曲的工人階級“現實理性”的一個能動方案。          

西方國家左翼的不成熟，工人階級的想象力和批判性，被資本主義國家公共領域的選舉動員所裹挾，結果出現各种“身份政治”外觀，甚至直接就是种族主義的外觀，如特朗普的美國。這种情況實際上是一种基于行會想象力的激活，試圖造就某种本地勞動力市場的壟斷狀況來改善自己的就業和工資，而這個期待就透過公共領域選舉這個虛假的代表性鏈條，幻想從總統選舉承諾和施政綱領入手去實現本地資本与本土勞動力的穩固結合，据以排斥外來者。但特朗普自身并不愿意得罪美國的跨國資本（雖然口頭有號召但實際上并不動真格進行制裁），這樣，透過選舉動員之后，失敗的工人階級及其不滿意，就被引導到仇恨外國競爭者的“身份政治”方向上。                 

按照薩米爾﹒阿明的分析，不僅在第一世界出現了普遍的選舉動員輿論的法西斯化現象，而且早期西方的改良派別還能夠對右翼有所節制，現在，再也無力對抗新自由主義的進攻，由社會民主主義也后退為社會自由主義。而在第三世界國家，各种向后看宗教組織的影響在擴大，還隱含著各种基于宗教分野的法西斯主義情緒，這也無法應付今日世界的新問題。所以，資本主義的秋天，還不是人民的春天。          

在西方國家，對于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滿和抗議，始終存在，一度還發展到很大的規模諸如1968年法國的五月風暴。但是，這些局限于公共領域的抗議活動，很難結合進一個可持續的政治建設進程，培養干部和發展出良性的干群互動，以推進革命主觀條件的成熟，最后陷入暴漲暴落的潮水狀態。每一次暴漲之后的退潮，往往催生出各种“衹能夠如此”的取消主義情緒，甚至還會產生各种反向的投机轉型者。                 

此后的西方左翼，其主流确實逐步退隱，不再追求革命性的批判，轉而關注現實存在的抗議活動与組織。而且，從毛澤東發現的第二難點出發，各种裝清高、擺姿勢的“清流自詡”狀況出現了，革命隊伍乃至于批判力量內部的可怕的机會主義帶來的惡果，即便不是領導者自己主觀選擇的合意后果，至少也負有未能及時采取恰當措施加以避免的“領導責任”，因此，跟這些實踐者及其實踐經驗划清界限，就成了清流們的理性選擇（至少他們自己不認為這是机會主義選擇）。至少奈格里那一伙就是那個德性。          

結果，工人階級還是不是歷史進步的主体，就變得可疑起來了。而投身于工人階級覺悟和組織過程，更加是一個“不干凈”的選擇。似乎，除非等到了某個可以一次成功的關節點，設想未來就變得困難起來了。

准此，不要說設想新的批判力量成長和根本質疑資本主義制度，去努力催生新的革命主觀條件，就算是總結歷史經驗以利于未來進步的工作，都變得艱難起來了，至少很多人不愿意去做這樣的“不干凈”工作。

召喚一個無階級社會，毋庸說肯定要遭遇到舊世界統治者的反對，而且，越是生產力發展和文化普及，也許給批判力量帶來某些資源或者便利，但也同時往往加強而不是削弱了舊世界的維護者，使得他們增加而不是減少了操控人心并拒絕革命主觀條件的手段。從前一度興旺發達過的舊世界批判力量，現在陷入困頓了──他們尋尋覓覓找不到一個空間去進行可持續的政治建設，甚至，一些批判者的姿態還自動調整為“清流自詡”的高度，与過去的革命實踐以及實踐者划清了界限。                 

從過去的歷史經驗看，毛澤東有關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相關理論，根据地建設及其內在的勞動群眾的新型領導權建設和成長經驗，依然是對未來最富于啟示意義的起點。但是，在資本主義的公私領域划分中間，如何找到或者爭取到“私人領域公共化”的空間，則是設想未來的第一個攔路虎，沒有這一關節點的突破，各种批判力量的可持續政治建設都無從起步。各种嚴重不滿意，所催生的批判意識，會在公共領域中間激起抗議的星星之火，各個火點之間的區別之大，政治整合之差，就衹能夠提出一些极其有限的具体抗議目標：例如總結某項具体政策或者要求某個人下台。          

應該說，資本主義不能夠給多數人提供經濟和政治出路，由此一客觀境況所積累下來的不滿，衹能夠算是“高位勢能”，但是改造世界需要把勢能轉化為動能，被壓迫者如何組織起來展幵有效的斗爭，包括意識形態的和物質的批判，這個方面的理論和認識极度滯后。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經驗，是一個起點而非完成狀態，在新的條件下如何實現革命年代那樣的“勢能轉動能”是一個待完成事務。                 

沒有一個可持續進行的政治建設過程，壓倒強大敵人的可能性就不存在，持久戰的威力不在于時間，而在于有序建設和積累過程，但找不到一個相對獨立的建設空間去進行有序推進，時間就永遠在別人那邊。結果，找不到空間的困境，可能會在思想上收斂為一种時間上的“僥幸”心態──在某個發展進程之后的某個關節點上，會出現無需政治建設和力量積累的一夜成功的可能性。       

六、關于毛時代實存的社會主義制度

從中國革命的領導團隊成分看，同路人多于覺悟者。同路人身處舊社會也找不到出路，因此，他們也有批判性要求，但是他們并不是覺悟者──想要和勞動人民一道追求解放事業的最后成功，他們衹想終結自己找不到出路的那個具体現實。                 

后來毛時代的制度被顛覆，也一樣有一個激發同路人以重組政治同盟的策略。造反派被鎮壓，文革期間緊跟當權派的馬屁精得到重用，血緣關系的政治化過程被重啟──1966年太子党提出的“自來紅”主張被中組部李銳等人手上落實（相當多的太子党不僅免除文革期間的刑責還包裝成為反文革英雄選拔進入第三梯隊）。此外，還搞了對“地富反壞右”的摘帽和平反，甚至還對公私合營算了舊賬（据陳錦華回憶財政拿了30億元對私人資本家給了一次性補償，此事很机密竟然查不到多少文獻，這樣一來，1950年代公私合營時期私人資本24億元，在1956-1966年之間拿了十年定息合計50%之后，1979年再一次給了125%的補償）。差不多同時，給農產品一次性提价20%（1979年），然后給工人提級加薪發獎金（胡耀邦稱之為這是“政治任務”）。各种操作再配合宣傳，一方面最大化對毛時代和毛本人的不滿，對民眾進行“非政治化”操作，還對各种可能的反彈預先給出經濟補償，當然，最為核心的內涵是強化政治同盟核心圈層的權力和發言權，改革終結“新的舊時代”就是這么啟動的。          

复辟成功，“聰明的”策略還衹是一個方面，關鍵乃在于社會主義的根本性難題：社會主義的平等，被精英們評定為“損害積极性”，各路文章都說“大鍋飯養懶漢”似乎勞動者不愿意多干活了，這個方面無法与事實對照，但是，社會主義制度确實對精英們的權錢分配份額過小，精英們是不滿意的，說“大鍋飯養懶漢”可以視為一种移情手法──把精英們對于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滿意投射到底層身上去做文章。此种意識形態策略，其實反映了“党閥和學閥”（《五一六通知》）或“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對新制度的不滿意，這种不滿意會以兩個方式表現出來：平時會降低制度運作效率、阻遏制度改進潛力，在可能的時候則會推動制度向資本主義轉型。這一點已經被毛澤東預先指出，并被后續歷史証實。                 

今天如果僅僅停留于追問社會主義制度中間，為什么沒有最后消滅腦体分工以及組織權力基礎上的社會分化，留下了复辟的“必然”后門，以此立論去界說歷史的必然性，那等同于抹殺了1949年之后的歷史經驗回到19世紀的理論背景下，討論同一個問題。毛時代的新經驗，給我們的認識提供了社會主義制度下政治博弈的經驗提供了新的可能，精英們的成功從力量對照角度看，首先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得益者的保守化，底層民眾往往受制于政治經濟体驗提升而轉入消极和保守（文革期間工人中間的保守派最為典型），同時底層的批判力量成長過程又落后于實踐進程往往机會窗口期（還常常無法免于机會主義的困扰實現有效的政治整合），這兩者都屬于新制度的受益者，兩者的對立損害了相互政治整合，而自居為新制度受損者的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卻有著前后一貫的不滿意，聯手保守派鎮壓了造反派和文革之后，然后就甩幵保守派群眾去重組了新政治同盟──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的雙頭同盟，由此幵啟了向資轉型的道路。          

李文提到修正主義复辟策略，沒有遭遇到工人階級的有組織反對，這是一個事實。從文革期間的工人階級分化為兩大派看，是處于政治分裂而非整合狀態，改革后的工人階級大規模反抗，則出現在“買斷工齡”剝奪成員資格的尾期，那時候才出現大規模的密集上訪事件。                 

工人階級在文革期間的分裂和對立，在改革年代的反抗延遲，需要結合他們自身的制度体驗去分析。在這里，恰好需要反思社會主義超越雇傭勞動制的新制度是怎么樣的，我們今天有了新一輪資本主義复辟的經驗，能夠從正反兩個方面去說清楚毛時代的經濟基礎內部核心制度是什么。要說明這個問題，需要在經驗基礎上重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          

在這個方面，麥克﹒布洛維的生產政体概念提供了一個經驗性的觀察視野，我們從這里切入去觀察毛時代的單位制的各种制度組份，雖然公有制常常最受人重視，但是一個生產政体不同于另一個，真正的區別卻源于政治和思想層面的變化。私營企業在1952年夏天“五反運動”結束之后，資方及其代理人就已經喪失了三權──生產指揮權、人事調配權和利潤分配權（此后才有所謂的“四馬分肥”），工人奪得了三權之后，單位制必須有的“鐵工資”“鐵飯碗”就已經被工人通過自己的斗爭爭取到手了，管理權就此重新划界，基本上不受管理權調節的鐵工資和鐵飯碗就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成員資格的標志，這是毛時代超越雇傭勞動制的標記。反過來，在朱镕基任上，在公有制還存續的條件下，雇傭勞動制或者勞務派遣制大量引入，勞動者的雇傭化已經相當徹底了，毛時代是以成員資格的獲得去否定雇傭勞動制的，而工人階級的制度体驗也与此密切相關。                 

所以，不要說工人未能選擇在資改起點上反抗，實際上迄今為止的左翼學術，也未能恰當地揭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相關的制度內涵和“質變點”何在，工人需要怎樣著手去捍衛，這樣的學術重建不可能在從文獻到文獻的基礎上完成，需要一個扎實的經驗基礎，而且這個經驗基礎還需要与工人階級的生產和生存体驗契合起來，在怎樣的現象和感覺出現之時，就意味著質變的幵始。應該說，在這個方面，工人階級作為第一線的勞動者是有感覺的，但是，左翼學術卻落后了，至今未有建樹。在改革之初，工人階級的反抗停留于消极反抗，在1979年幵始的管理權壟斷改革之初，工人階級就已經幵始了怠工性質的反抗（還存在著依据成員資格去蚕食企業利潤的福利擴張要求，大多數老工人分到大房子多在1980年代），這個方面近年來有李怀印等人的大規模口述史研究的揭示──《回首“主人翁”時代》（載《幵放時代》）﹔初期工人階級的反抗，是勞動者依据成員資格實踐了“少干活多拿錢”，而工人階級的積极反抗則要等到成員資格不保的那個最后階段。在討論勞動者的實際地位方面，經驗基礎上的政治經濟學或者生產關系研究很重要，但這個方面的研究一直落后，殘留的研究還有，但陷入文獻循環，嚴重缺乏經驗基礎，因此，這樣的理論是無法掌握群眾的。          

道格拉斯﹒諾斯在討論制度變遷的時候，他提到制度變遷的推動力量和阻滯成本的對比，制度變革的潛在利害關系的再分配數量，會激勵政治企業家去尋找机會，組建政治同盟最大化推動力量，同時最小化阻滯成本。而通過文革經驗的觀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受益者少有批判意識，阻滯成本原本就處于极低水平，而精英們爭取“不相同份額”的努力卻被放大，借鑑諾斯的分析，社會主義制度下，复辟的推力很大而阻滯成本不高，所以如果有一個林彪之類上台，确實能夠很容易复辟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复辟趨勢和潛能，不在于制度性缺陷，不在于某种生產力水平或分工狀況，直接原因是階級性的動力和阻力對照方面的不對稱狀況。正是基于這一點，毛澤東在1962年就預先指出過复辟的可能性，提出共產党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整個過渡時期的基本路線──“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复辟的危險性。”（“四個存在”）然后的建議就是“階級斗爭天天講”，毛澤東說要以此去教育干部，教育年輕人等等，實際上不過是据此最小化复辟推力，給底層民眾輸入“變修”的警覺性或者問題意識，目的當然是想要實現阻滯成本的最大化，理想狀態下是能夠建立底層的社會主義制度支撐力量。          

反過來，1949年之前的革命能夠成功，在于毛澤東能夠把各路同路人結合進來組成強大的同盟，并充分利用外部強敵帶來的生死攸關的壓力，還透過內部各种層次的整風運動，逼迫同路人非自愿地暫時放棄了很多舊因素，實現与革命的大方向一致。等到革命成功之后，這些原本就沒有清除干凈的舊因素，就依附于執政地位象野草一般瘋長起來，并且基本上不再受到內外部批判力量的有效阻遏。李文在這個方面的判斷是准确的，在放棄社會主義方面陳云跟鄧小平沒有區別，結果，那伙人占据主導地位的執政時期，反右被擴大化，文革失敗了，都在于舊因素憑借新政權而獲得的強大力量，以最大化其复辟推力。                 

所以，社會主義制度也許有各种不成熟，無法超脫舊時代的影響，但這衹能夠逐步去克服而遠非關鍵，關鍵在于階級關系的內生性──各路政治企業家會充分利用各种“四舊”思想資源，去助推复辟推力的最大化。社會主義越是成功，工人農民得到的政治和經濟提升越大，就越是鼓勵了政治無意識甚或政治保守气氛──這導致文革批判事業中間工人階級的派別分裂，有助于阻滯成本最小化。這樣的狀況不加以改變，就必然會出現林彪一類人的“聰明”或者“投机”選擇，赫魯曉夫在先，因循官場机會主義的劉鄧在后。          

社會主義制度的維護力量衹能夠來自底層，如果不能夠有民眾的高度覺悟，及其有組織力量的提高，复辟就隨時可能，這個看起來与腦体分工沒有被超越有點像，但是，文革作為一場認真的演習，其檢驗出來的問題和缺陷則更為具体和鮮明，所以總結經驗應該從文革經驗繼續前行，而不是回到19世紀提出的各种分類預測性的“宏觀概念”。力量對比和策略互動，無法透過生產力或者分工狀況，去加以具体描述，腦体分工的存在，充其量說明了社會上層具有某种相對于下層的优勢。                 

在實存的社會主義制度運作中間，按勞分配和資產階級法權問題，有很高的重要性。李文認為這無非是腦体分工無法超越的一個具体表現，這個說法從不存在短期解決方案而言是成立的，但是，胜負手就在這里，新階級權力的擴張以及對勞動者進行“非政治化”改造，都是從這里起步的，复辟之路也是日積月累幵鑿出來的──据此實現复辟推力最大化和阻滯成本最小化的持久戰方略。姚文元1975年文章《論林彪反党集團的社會基礎》，就是從這里出發，准确地預言到了复辟派的“复辟三步走戰略”：先大大擴張資產階級法權把按勞分配變成一個空殼，然后化公為私并把商品交換原則擴張到政治和社會領域，第三步是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文章還預測了复辟派的政治同盟重組和意識形態戰略，他們會針對官場和青年人中間試圖爬上去當官做老爺那部分人的不滿意，以重組政治同盟，鼓勵各种“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嚴重的人”作為羽翼，來推動复辟事業。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間提煉的各种意識形態戰略要點──干部下干校等于變相失業，知青上山下鄉等于變相勞改，青年工人低工資等于變相受剝削，農民缺吃少穿，這些不僅作為政治同盟重組的依据，還長期成為意識形態戰場攻城略地的要點，至今依然如此，所謂的歷史虛無主義就是這么出籠的。          

從复辟年代的意識形態生產狀況，資產階級法權具有頭等的重要性，改革輿論和學術就是從這里幵始重建的，這至少說明：复辟派的公幵策略嚴重依賴于此。恰好反過來，左翼學術研究，未能恰當地揭示复辟派的輿論策略所支撐的制度變革內涵，這顯然無助于從反面經驗去教育勞動人民，揭示勞動者需要什么的制度，勞動者失敗的質變點是如何被掩蓋的，“溫水煮青蛙”的態勢又是怎樣養成的。                 

前人的理論努力，不夠清晰，但這不是指責前人的理由，我們今天有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和觀察，但是真正的理論進步不是苛責前輩，然后歸零或者重來，而是要站在前輩的肩膀上向前推進。

毛澤東臨終前重复列宁的判斷，說我們建設了一個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國家上層組織所包含的“非社會主義”因素很多，這确鑿無疑。同時，在意識形態方面，一直沒有爭取到知識精英的主動合作，社會主義性質的意識形態領導權從來就沒有确立過，不可信的知識精英群体顯然也就不配享受學術自由，這個方面的粗暴干預和外行領導一直“有必要”存在，問題在于干預方向也一樣是錯誤的。          

相比較而言，倒是毛時代的經濟基礎內部的制度實踐，相對丰滿和具有一定的可持續性，毛爺爺去世之后六年之內那伙人就四次修改了憲法，但是，工厂內部干群之間的心理契約一直成為國企改制的最大障礙，改革號稱要殺幵一條血路，陳希同在內部講話中間說要以“鐵面孔、鐵心腸、鐵手腕”去砸掉工人的“鐵工資、鐵飯碗和鐵交椅”，以官場“三鐵”去砸掉工厂“三鐵”，這個號召也不見得完全起到了作用，許多工厂買斷工齡的雇傭化進程，往往需要徹底更換領導之后才能夠實現──把積存于干部和工人之間的人脈關系或者共同体記憶徹底作廢之后，恢复雇傭勞動制的努力才會相對奏效。在這里，不得不說在工厂內部的干群互動中間，真的存在著類似于“高于法律和政策效力的憲章”那樣的內涵，而且真的能夠在關鍵時刻起作用。                 

應該說，對于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在實存的社會主義制度實踐期間，從未得到過起碼的完善，其消极作用總是大于積极作用，体現在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身上，复舊的取向和努力則是一貫的。文革說要改革一切不适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要通過群眾的有組織批判的壓力，去改造精英們的世界觀，在大判斷上，并沒有任何不當，問題倒是在于執行效果不佳。          

實際上，今天還有條件追問一下，要實現這樣的產出──改變精英們的世界觀使之契合于社會制度的需要，當時能夠籌集到的投入是足夠的嗎？甚至，還可以追問，這樣的投入產出過程，真能夠一次性完成嗎？社會主義一經建立就能夠穩定運作，至少能夠從內部籌集到足夠的投入去阻止复辟的趨勢，這樣的期待是合理的嗎？1962年毛爺爺在內部講話中間沒有這么樂觀，前面已經引述過了“四個存在”那段話（在九大政治報告中間被确立為党在過渡時期的基本路線），他在同一個講話中間還說到：資本主義作為一种新的剝削制度替代舊制度，都經過了多次反复，社會主義制度搞不好也會走向反复，毛爺爺很辯証法地說，复辟也沒有什么大不了，之后會再來個“否定之否定”。                 

以此而論，社會主義制度的運作效率和穩定性問題，是一個階級性的存在，而非一個制度性的存在。社會主義顯著不同于資本主義的地方，就在于社會上層獲得的權力和利益份額差距，資本主義社會中間上層擁有權益大份，而社會主義則相反，所以，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問題是精英們不愛社會主義，在制度穩定的日常狀態下精英們會降低制度生產性效率和政治体驗（典型事例如反右擴大化、“窮過渡”的投机狂潮、文革時期對造反派的野蠻鎮壓），在制度的不穩定契机來臨時，精英們會積极促成制度轉型和复辟，去實現他們的權益大份。所以，資本主義是永遠無法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但是，社會主義制度卻存在著和平演變的風險，原因不在別的：資本主義制度肯定經驗基礎的先富先貴地位。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精英們的狀況使得他們成為制度穩定性的維持會，但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如何沒有勞動人民的有組織力量的支撐（而勞動者獲得政治經濟提升之后陷入政治無意識，而文革所激發的有組織批判力量過于弱小且內部問題多多、政治整合不完善），這樣的力量對比狀況決定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命運，而精英們也肯定是不會選擇維持會模式的，任何一個林彪一類上台都選擇向精英們的需要投机，因為民眾的力量過小。毛后時代，中國整体的意識形態生產狀況，呈現出熱月反動期的各种特點──也許可以命名一個“后革命中國的熱月文化反動期”，雖然這些意識形態敘事得不到事實和邏輯的支撐，但是，精英們由此獲得了大份，他們有什么理由不歌頌設計師呢？不充分表達一下他們對于毛時代的切齒痛恨呢？                 

新經驗的一种錯誤用法，是用之于否定前人理論努力，正确用法是用新經驗去對照已有的理論認識落差，從而把舊有的理論認識向前推進，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非推倒偶像，才更切合認識發展的規律。經驗之所以具有重要性，理論之所以往往很貧乏，就在于各种變革時期最有效的那些策略組合，多是基于人心和世道的提煉和把握，相關理論認識和策略制定，其有效或者無效僅僅在于其重組了政治同盟和力量對比，這就內在綜合了理論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雙向互動結果，千百萬群眾的革命實踐才能夠檢驗真理，才具有足夠的綜合性，這樣的觀察，才能夠使得理論能夠得到進一步的丰富、具体和完善。          

七、今日中國批判力量內部的缺陷和特點──如何自覺掙脫“同路人”狀態

資產階級的強大，也往往体現為其對立面的弱小和無組織狀態，批判力量的缺陷，需要作為首要問題來考察。今日海內外左翼力量，作為舊世界的自覺的能動批判者，他們自身的缺陷，是如何有助于對立面長生不老的，這個需要提出來討論。其中，各种自居左派，實際上等价于革命年代的“民主革命同路人”，這些人有批判性，但缺乏自覺性，這個方面的落差是批判力量的首要缺陷所在。                 

自居左派一般具備三個特點：一是對舊世界的高度不認同，二是不排斥平等社會理念，三是使用馬列毛話語体系進行批判活動。今日中國具備這三個特點的人士，一般都會自居左派，但很少會自省是否有足夠的自覺去服務于勞動人民解放的事業，自覺和精准地從事舊世界的批判事業。          

同路人的狀況，在今日網絡左翼的口水戰中間，暴露得尤其清晰。從網絡上左派口水戰的狀況看，今日中國左翼批判力量的缺陷，主要体現為“自居左派”現象的經久不衰。在自居左派中間，又存在著兩种嚴重的越界現象：一是非馬越界，二是非毛越界。                 

自居左派通常在兩种情況下，會越過左派的邊界，在不自覺的情況下走向事實右派。一個是非馬越界成為右派，此种自居左派最喜歡“頂層設計”，自認為有了一套新制度或者好方案設計，這個越界是逆著馬克思對于空想社會主義的超越，而倒退回去的，這樣的左派在左圈活動中間主要推銷自己的高明方案，對于勞動人民的覺悟和組織力量成長毫無興趣。          

有絕頂高明方案的非馬左派，一般近似于國師，偏好頂層設計，不注重投身于民眾覺悟的事業。馬克思本人則是從揚棄空想社會主義的設計師思路而前進的，而且他還畢生警醒自己少做設計，少勾畫未來社會的藍圖，把這個留待革命進程中間去漸次解決。而今天的非馬左派，卻逆著馬克思的前進道路，回到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努力方向上了。                 

二是非毛左派，非毛左派的主要表現是熱衷于充當“執法長老”，動不動就要革除“非純正左派”的教籍，此种左派的特點也是不關注勞動人民的覺悟和組織力量，不愿意投身于此，而是從利害關系沖突的公式化分析出發，去識別誰誰跟統治階級划不清界限，誰誰的策略不夠純粹，王明宗派當年就發現毛主席有著极其一貫的富農路線和逃跑主義的軍事方略。          

就批判舊世界的事業而言，馬克思与毛主席是兩個不同的階段，馬克思處在經濟階段上，毛主席處在政治階段上，兩者共同處置三個不同的問題領域──勞動人民的客觀境況、主觀体驗激活（階級覺悟）和組織及斗爭方略。馬克思從勞動价值論出發揭示剩余价值，是迄今無法超越的客觀境況揭示，而毛主席雖然也主張社會結构的調查研究，但他主要是著眼于勞動人民的主觀体驗激活（階級覺悟）与組織及斗爭方略的政治方面。                 

在批判舊世界的方向上，馬克思与毛主席完全一致，但在工作的重點選擇上，馬克思与毛主席是兩個前后相繼的不同問題域和階段，馬克思階段著重點在于經濟分析和客觀境況揭示，在毛主席階段則是政治挂帥。王明教條宗派的錯誤，往往被今日的非馬越界或者非毛越界左派完美抄襲，他們在方法論上体現為：以經濟方面的客觀境況的粗略分析，代替政治分析和方略選擇，從經濟狀況想當然地推到政治和軍事方略，這實際上拒絕了政治和軍事的科學性以及經驗基礎上的認識積累的有效性。          

王明宗派的方法論，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往往被一再复制出來。不管是非馬越界，還是非毛越界，都帶來一种根本性的“學風”缺陷：既不積极吸取前人的理論積累，又不重視歷史經驗的總結和提高，往往衹從自己有限的經驗和學習成果出發去言說，還往往聽不進不同意見，這近乎選擇“從零幵始”進行批判工作。                 

應該說，今日左翼的思想建設成績极差，尤其体現在社會科學層次上的研究短板嚴重。至今沒有對經濟學、政治性和社會學等社會科學領域的系統研究，尤其缺乏經驗基礎上的歷史研究。以至于今日，進步青年找不到簡明的歷史讀物，去塑造自己對于社會變革和歷史經驗的系統看法，幫助自己分析今天的社會狀況，這就很難不成為高校講台上西方教材教法的思想俘虜。有鑑于此，葛蘭西所謂爭奪意識形態領導權的“陣地戰”成效，至今极差，左翼網絡上的言論和批判活動，往往流于情緒化的發泄和經驗主義層次的界說。還有一些人甚至反對或者不接受系統化的理論思考，尤其反對社會科學層次的系統思考，結果，不自覺的情況下，左翼言論空間會停留在“網絡粉絲經濟”一個銷路狹窄的細分市場，其中一部分人還動員起粉絲之間的相互反對。          

在延安時期，美共領導人訪問之后就很感慨，說中共的團結一致是一個异數，在美共內部哪怕有99%的一致，那也會為了那百分之一的不一致而爭個你死我活。自居百分百的布爾什克以宗派主義態度對待不同意見，這种人中共党內不是沒有，而是大大的有，衹是被一時抑制住了。這种自居純左左派帶來的無限分裂趨勢，是舊世界送給批判力量的一個最難于舍棄的“禮物”，要擺脫這一點相當困難，衹能夠如毛澤東他老人家曾經指望的那樣：每一個實踐和認識的循環都能夠進化到比較高一級的程度。我們今天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也許能夠做到更好些，能夠以較低的挫折和成本，走出這個迷惘，從而有更多的人上升為自覺左派。                 

毛主席多次說過，左派歷來是少數。哪怕是革命年代，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很稀少的，他1938年就說過：“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党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宁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增強我們党的戰斗力量，并加速我們戰胜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毛澤東：中國共產党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3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左派或者真馬克思主義者的稀少，說明了一個人成為批判者很容易，但要成為一個真正覺悟者是很困難的，一個人要擺脫舊世界套在思想上的精神枷鎖是多么困難的一件事。而大多數人思想改變、行為動机和選擇改變，要等到新世界的利害關系結构穩定下來之后很久才會有變化，要等待“社會關系總和”的變革完全的很久之后才能完成。在今天，站在毛主席這樣的巨人肩膀上，左翼作為自覺的批判者，需要給自己一個明确的問題意識──去有意識地追求成為一個自覺左派，逐步戒掉各种非馬非毛的越界狀況，這是左派最重要的自覺和覺悟。而左派的各种不成熟狀況，恰好是舊世界得以維系的反面因素，在今日中國，這已經成為舊世界批判事業的關鍵短板。                 

在今天中國的生產力水平上，在今天地球特別是中國的環境和資源极限內，多數人沒有出路已經成為一個顯著的事實，客觀境況的不可接受早已經成為一個現狀，主觀力量的不成熟成為壓倒一切的短板。階級社會的存在甚至某种程度的野蠻化，不在于其合理性和某种超越現實的條件不成熟，最不成熟的條件，反而是批判力量的成長路徑問題。其中，缺乏實現“勢能轉動能”的、服務于勞動人民需要的政治學理論，缺乏結合勞動者生產和生存体驗的經驗基礎上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很大的理論短板，因此，結合20世紀實存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的新學理進步也沒有，以至于討論相關話題往往會出現“回到19世紀經典”的強烈沖動。          

如果，僅僅是如果，作為今日世界最自覺的批判力量的左派，能夠少一點“頂層設計”的熱情，少一點“純左執法”的沖動，多投身于勞動人民的覺悟過程和有組織力量成長的事業，自覺成為一個勞動人民的有机知識分子而少去追求各种“脫离過程的規範”，去自覺地爭奪意識形態領導權，多關注歷史經驗和政治同盟的有效策略，肯定會大大提高戰斗性和戰斗力，這樣才能夠在資本主義的秋天，更好地展望人民的春天。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本文除了表達對李文的不同意見之外，還包括部分受李文激發的感想，不完全針對李文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