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历史特性分析

2019-1-14 23:2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4167| 评论: 0|原作者: 许光伟|来自: 经济评论

摘要: 从马克思企业理论视阈看，国有企业本质是对劳动合约特殊类型的特别历史利用，是对特殊历史劳动过程的特别运用。所谓“劳动合约”，既可以规定为劳动过程内合约安排的总称。

四、中国近代国有企业发展模式：官营工场（厂）+准工业化

中国近代社会的国有企业发展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社会为总体的历史背景和开端。自1840年以来的两次鸦片战争中的中国致败，各个帝国主义国家蜂拥而入，它们从业已腐败的清政府手里掠取了各种各样的特权，这些经济特权确保了帝国主义各国的在华大肆攫取廉价原料和倾销廉价商品，这不仅根本阻碍甚至是扼杀了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也直接影响到官营工场的具体生产和经营模式。正是在这一背景条件的严格约束之下，晚清政府逐渐放宽了对民营经济的管束，开始准许民间兴办现代工业，并于1903年正式颁行了使各类官民企业在法律上初步取得平等形式的《公司律》和出台一些工商业奖励章程和法规。清政府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这些“新政”，使传统官营工场特有的优势地位很快地丧失。进一步，北洋政府时期开始实行近代工商企业法律制度，于1914年颁布的《公司条例》，使采用新式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场制度最终在法律意义上被真正地确立了起来。自从这之后，中国也就相应进入以落后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手工工场制度同采用先进生产方式的大机器工厂制度同时二元并存的时期。【注29】辛亥革命后，清政府的官办企业基本上由各地军阀接管，有的则被转为民营。北洋军阀政府在晚清政府的基础上逐渐完善和制订了包括公司法在内的一系列的企业法律和制度。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出现了一批数量可观并可以称为“现代企业”的公司和工厂，它们的企业制度与当时的西方企业制度基本一致。但民族资本在国家官僚资本以及外来列强资本的双面夹击下，同样得不到有效发展。并且，出于取得在军事、政治或经济上的直接控制考虑，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也都倾全力于“强制性”创制大量的官营工厂，为其统治服务；毫无疑问，这种“国有企业”在经济上的意义已不复存在，虽然也应该历史地看待它的作用。【注30】

因此，中国近代国有企业的发展虽然同样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本不变以及官民经济相互竞争、消长的基础上进行，但由于外敌的入侵以及经济技术层面的大开国门，使其相应被牢牢打上“求强救国”和“利于统治”的双重内涵。民族性与统治性的交织一体，逐渐改变官营工场的运行的传统环境，使其向官营工厂转化，并伴随有分包制的为买办制所取代，官僚资本的买办性质也愈益明显。由此官营经济必进一步与外来的以西方为背景的“工业化”相联结，且决定这种工业化不仅在水平上是初步的，而且在性质上又必然直接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社会特点联系和交融在一起。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注31】中国近代国营或公营企业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所以这既是一部外国资本勾结官僚资本统驭民族资本的经济过程史，又是一部中国传统双稳态的二元企业生产结构格局伴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形成、发展和崩溃的逐步瓦解史。进一步分述如下：

首先，集中于军事工业。如前所述，洋务派办实业既起因于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屡屡吃尽洋人“船坚炮利”的苦头，又起因于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所尝到的使用西方洋枪洋炮的甜头。因此，洋务运动所办官营企业多集中于军用工业企业。这在当时的情势下，仍然是一种“创新的事物”，毕竟中国社会内部自然经济刚刚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因素还远未发展成熟，中国突然矗立一些近代机器工业，不能不具有复杂的性质。所以总体来说，洋务派早期所兴办近代军工企业，其作用除“安内”、“攘外”，强化清政府军事力量以外，也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开启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和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历程，其所办学堂等也同时为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发挥了作用。【注32】但另一方面，这种军事工业的获得发展终归是与其对于民间自发进行工业化的排斥分不开的，因此，它实际上同时扮演着阻碍工业化进程的角色。后期北洋军阀政府以及国民政府利用其官僚资本的雄厚势力，效行或步洋务派后辙，同样不惜血本举办了大量的军事工业企业。如袁世凯政府从清政府手中接收了汉阳兵工厂（原湖北枪炮厂）之后，先后向其拨款100万元和200万两用做恢复和扩充等，使之大力扩充为全国军火工业基地。【注33】这种企业运营也就具有十分的垄断和反动性，且与民争利，直接建立在对国内劳动进行严厉剥削的基础之上。

其次，集中于直接为军事提供服务或便于获取垄断暴利的民用工业。中国早期的洋务派所操办的军事工业具有明显的买办性质，与当时的整个社会经济是脱节的。【注34】鉴于这种状况，早在在清政府统治时期，工业化就是从军事工业本身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采矿和交通运输业同时开始的。从洋务派所操办的民用企业来看，主要行业集中在采矿业（如煤、铁、铜、金）、航运业、冶炼业、纺织及其机器制造业以及修筑铁路，等等。这些行业无一例外都是与相应的军用工业相配套的，或者集中于基础设施，或者集中于生活必需用品。北洋政府时期所新办的官办民用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造纸、自来水、供电、照明、印刷、制革、面粉等行业，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除直接接收北洋政府的“破败官营业”之外，则利用国家资本的行为又新添了为数众多的官营工矿企业，既涉及路、电、邮、航等交通“四政”，又涉及财政金融和重要的农商工矿企业等，而且在管理上政出多门，既有实业部、建设委员会，又有经济委员会和直属军委会的资源委员会，等等；简单的说，民国时期所兴办的大量官营民用工厂为了壮大国家官僚资本、实现垄断的捷径，更多地是采取国家权力的手段，乃至诉诸武力和经济暴政，对私人资本企业进行渗透、收夺和吞并，所以其对民营工矿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牺牲和限制，对近代民营企业由盛转衰的消极影响毋庸讳言。【注35】

再次，集中于维护在华列强之“特殊利益”的依附和垄断工业。鸦片战争之后，有着4亿人口的中国大市场，成为帝国主义争利的直接对象，所以，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具有新式企业涵义的第一批近代企业，并非是中国自身创办的民族企业，而是先后征服过清政府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沿海口岸投办的贸易洋行。这些外国洋行所投办的实业早期多集中于航运、货栈、地产、缫丝、棉纺、西药、五金，甚至铁路等，后期则直接集中于金融和资本输出，不仅经营商品门类齐全，而且所办实业集中于机械、电器以及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而更具有垄断中国市场和重要经济命脉的特点。买办制度始终是帝国主义列强从经济上控制和掠夺中国的中介。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形式各异的买办企业全面渗透到中国民族经济体系之内的方式，最终大体控制了中国的航运、铁路、采矿、大部分重要的工业门类（如船舶修理、纺织、面粉等）乃至公用事业，从而或者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了中国经济。对此，怯懦无能而腐败的晚清和民国政府，不仅听之任之、任其摆布，而且客观上纵容了这种事态的发展，通过“大借款”的方式，使之所办官营经济直接成为维护在华列强“特殊利益”的依附，同时加剧着重要工业的依附性和垄断性。例如，据有关统计，仅1895～1913年期间，外国资本在华投资数额不仅在数量上翻了一倍以上，与全部国内投资额持平并超出，而且产业投资分布高度集中于矿冶、造船、纺纱、烟草、公用事业，占九成以上；【注36】这不仅直接增加了上述产业的集中度，使这些部门经济牢固地控制于在华列强和晚清民国政府手中，而且极大地限制和排斥了民族工业、民营经济的发展，最终深化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程度。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建基于“三民主义”理念，以及深受社会主义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晚年的孙中山具有通过“制造国家资本”和“实业救国”双管齐下的大力发展国有经济的思想，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国有经济功能远离孙中山的设想，反而成为强化独裁、获取垄断利润以及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统治工具。另外，中国红军苏维埃政权、抗日根据地以及解放区政府本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也兴办了早期的国营或国有企业，虽然这些企业为建国后的国有企业发展，直接积累了大量管理经验和储备了大批经营人才，但它们对于当时中国工业化的贡献也同样是微不足道的——主要是规模不大且数量较少。

五、中国传统国有企业发展模式：国家工厂+计划科层制+工业化

上述论证充分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社会条件使中国无法实现在充分的工业化道路上进行发展，从而，中国工业化的真正意义的历史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工厂”的建立和发展。其基本运行特点是：（1）国家以全社会的名义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体所有制则是一种从属性、过渡性的安排。（2）国家凭借政权、生产资料所有权及意识形态力量的结合，直接控制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因而国家行政组织体系直接成为最重要的全国性经济组织体系。公有制通过国家占有达到自身的实现。从生产、分配、交换到消费，一切都是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进行。全国性经济组织体系所保留的商品、货币和市场因素等商品关系，是内部化、不完整和从属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占有规律不能发挥作用。（3）生产的社会性基本不依赖产权组织和产权交易来实现，微观经济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事实上是行政关系，而不是以产权为基础的“合约”。这决定了各种经济组织都是行政系统的附属单位，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集体所有制也不例外。（4）劳动成为个人获得消费资料和与之适应的财产的基本前提，普通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地位大大提高。【注37】

计划科层（制）既然是国家工厂在现实基础上的进一步的逻辑扩展，那么，它显然将会具有如下的内涵特征：

第一，计划科层制作为官僚科层制的现代的实现形式。如上所述，中国传统国有企业经济起步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总比重较高，小农经济特征明显，从而工业化水平初步，并且结构单一，具有对外部的依赖性特征。这样，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变迁任务——从“劳动力的劳动迂回中心”到“机器的劳动迂回中心”——就使工业化乃至重工业优先增长成为其优选目标。重工业优先增长的逻辑起点进一步内生了传统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因为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低、资本极为稀缺的经济中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必须人为地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注38】在这里，计划体制作为官僚制的现代形式，也是一个权力与权威的二维视角的结合物：首先，计划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一种生产权力，是对机器大工业的计划、协调、指挥和监督；其次，计划是一种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计划通过“单位组织”行使其国家资本的社会权威。【注39】所以广义上看，在国有制下公用权主体可以抽象为“计划者”，即公用权主体必须承担起对社会主要经济活动进行计划调控的责任。【注40】

第二，计划科层作为对于市场的经济替代物。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组织结构是沿着与资本主义恰好相反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起步于一个接近纯粹市场结构的竞争体系，社会主义则起步于一个几乎覆盖整个国民经济的大科层结构。因此从功能形式上看，历史形成的计划科层恰好构成了对市场的一个完全替代。在具体管理体制上，计划科层采取的是政企合一的形式，意味着大一统的国有经济组成为一个“超级科层组织”。它不是科斯意义上的“企业对市场的替代”，而是“科层结构对市场结构的替代”。显然作为一种完全不同的生产力组织形式之间的替代，这种关系侧重点并非在于企业外部的交易关系中，而在于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关系中，或者说，是通过统一的行政计划手段致力于以人为设计的社会内分工关系替代客观存在的企业内分工关系。

第三，计划科层对国家大工厂的强有力的经济支持。计划科层在发挥对国家工厂经济的强有力支持作用的过程中进一步体现为一种大科层体式。这表现在：（1）与资本主义私人经济的发展道路相反，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一开始就是靠科层力量来组织的，科层结构本质上要求集中计划和行政协调；（2）计划在与实际经济运行的对接中，客观上助长了科层组织的成长，也就是说形成了“条条”和“块块”相结合的统一的社会大分工体系；（3）大科层结构的触角在极其广阔的领域进一步延伸到国家工厂之外，从政企合一到政社合一，市场结构被压缩在科层结构的缝隙中生存。【注41】

第四，计划经济体制下科层协调和治理形式的变异。计划科层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大科层体式的滥觞和发展进一步铸就了中国传统的单位化企业与社会的治理结构。单位治理的基本特征是：（1）功能合一性——所有单位都同时具有政治的、社会的以及自身专业分工的多种功能，（2）生产要素主体之间的非合约关系——作为功能合一性所反映出来的本质关系，（3）资源的不可流动性——作为生产要素主体间的非合约关系的根本表现；因而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可以将整个社会的运转不得不依靠单位组织形式的结构定义为“单位体制”。【注42】单位制既进一步社会化了官僚制，也进一步发展了官僚科层制与小农经济的现代适应性。

第五，计划科层制的系统封闭性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工厂、大科层、单位化的三位一体的雇佣和治理体制在企业层面集中体现于这么几个方面：一是企业具有高度的行政属性，并且雷同于外部社会行政组织，企业组织内部权威相应雷同于外部权威；二是企业办社会，国有企业具有系统一统的经济社会功能，本身就是一个功能泛化的小社会；三是企业要素和资源具有完全的非流动性，身份制、供给制、计划配给制三位一体，构成企业经营体制的稳定三角；四是劳动阶层的非分化性质，单位体制形成以后家庭保障为单位保障所代替，企业成员具有相对平等的劳动和分配权，平均主义替代了利益和阶层分化，等等。

总之，如果说可以将传统国有企业基本分成为两类：自给性生产企业（企业I）以及商品性生产企业（企业II），并且，后者可以具体分为三种情况：企业II1——通过等价交换把产品或服务供给消费者，企业II2——以不等价交换的方式向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企业II3——无偿地向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那么传统国有企业体制的逻辑起点显然对应于企业II3，传统国有企业体制下的“农村生产队”（作为传统国有企业的一个基础约束条件）对应于企业I，企业II1和企业II2的现实融合则进一步构成传统国有企业的发展取向和历史空间。由此，传统国有企业演化出了一个以“铁饭碗”的劳动用工制度和“工厂福利”的工资分配制度为核心的封闭的社会生产和分配系统结构，这一结构实际上重新生成了中国双稳态二元企业生产结构的“现代类型”，催生了现代涵义的中国二元经济。

六、中国现代国有企业发展模式：现代企业+现代分包制+市场化

不同于传统国有企业的发展（时间跨度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以前），改革以降的国有企业发展则全面体现了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向中国现代生产方式的历史变迁和飞跃。从历史形态层面看，现代国有经济的发展取向和历史轨迹是：从国家占有逐步迈向市民占有和社会占有，从而在所有制经济形态上，以“后国有制”（可以规定为以社会主义市民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所有制）为社会主导实现形式【注43】，而以公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制发展的多态形式为具体的社会实现形式。其内涵特征包括：（1）以现代企业为历史发展和逻辑起点，从而所有制形式从“国家本位”（作为一个单一的经济体）解放出来，转向于“企业本位”（作为联合体的经济单位）的发展，企业从承担过多行政职能的准经济组织转为进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的商品生产单位；【注44】（2）转向于这样一种“新型二元经济模式”发展：一方面是几百家最大的企业，通过层层控股而形成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系统，它们将决定中国工业化方向和技术进步方向，一方面又是几十万家甚至上百万家小企业，包括合作经济的、个体的、混合所有制的小企业，它们既相互竞争又形成紧密的协作网，它们将着重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副产品生产和加工、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小城镇建设、城乡居民生活服务等问题；【注45】（3）伴随着所有制形式发展与产权改革的同步进行、相辅相成，所有制结构进一步向深层次发展：企业制度成为所有制的微观深层结构即实现形式，企业经济进入所有制层面的深层次调整阶段——具体表现为企业制度创新，所以，以生产力标准和经济发展过程内生决定作用为总体判断，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将会更加多样化；【注46】（4）与此相应，现代分包制作为扬弃的“分包制”和“承包制”并入现代股份经济形式中，完成完整企业制度层面的功能结合，从而实现农业总体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方式的内在融合，乃至“机器的劳动迂回中心”向“人本身的劳动迂回中心”的历史逐步转化。

由此决定当下的中国国有企业必须进一步实现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契合，其在发展模式选择及相应的劳动社会治理方面，则应具体凸显如下的基本点：

第一，以实现农业社会的现代转型为根本依托。中国国有企业的历史存在与中国农业社会的历史延续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进一步的说，在中国，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由农业社会及其现代转型所整体内生的。因此，中国现代经济和社会转型不是从传统农业文明和社会直接转向工业文明和社会，而是经由传统自然经济不断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化和累积，最终实现农业社会的整体转型和现代化，从而从根本上为国有企业发展确立坚实的劳动过程条件和劳动方式基础。

第二，以有效率的公有资本运营为核心。从最顽强的历史事实出发，公有资本始终历史地掌握着中国劳动过程的社会控制权力。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所有制取向是从传统国有制到现代国有制，这一新体制建立的现实起点是：重塑劳动和生产过程的管理控制，确立科学的管理型式和组织形式，以完成一个独立化的组织改造和转变过程。【注47】这表明作为一个公有资本生产和运行范式，当代的中国国有企业同样没有失去效率优势，所谓的国有企业“效率悖论”的分析，更应当到公有资本的多样化实现形式的具体寻求中进行解读。

第三，努力促进和实现劳动所有权。劳动所有权范畴的着力点既不单纯在于劳动主体，也不单纯在于劳动客体，而在于促进两者的重新内在结合，在于促使两者之间的能够较为顺畅地进行社会交互作用。因此，公有制条件下国有企业的现实发展和治理仍应以促进劳动所有权为中心维度进行历史展开，着力培育人力资本和企业所有权，发展和推进劳动合作博弈。具体措施是，通过大力发扬企业治理民主决策基础上的企业本位与职工本位的内在结合，积极有效地激励价值创造，以及科学实行劳动主体间的剩余分享型分配制度。

第四，始终坚持面向知识信息经济社会发展。从劳动过程最终推进社会-经济系统的整体变迁过程而言，每一新的劳动过程的具体形式即对应着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积累体制和社会结构形式，在知识信息技术被纳入生产过程的时代，则更是如此。公有资本不仅规定着人力资本在资本组合形态中的主导性和决定性的中心地位、作用，而且也进一步导引人力资本治理型劳动合约的社会产生和发展，从而给现代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创新提出挑战和带来机遇。国有企业需要在新型生产方式的不断历史导引下，推进劳动过程治理的权力、效率的内在结合，带动和实现历史生产力的整体飞跃发展。等等。

七、简评

从时期划分看，中国国有企业发展模式选择分析全部涉及了中国古代、中国近代乃至中国当代经济改革和发展，它一般凸显了国有企业的历史本质——对于特殊类型劳动合约及劳动过程的特别利用和治理，重新将企业的劳动剩余合约的拟制关系在国有企业、私人企业的统一层面一致起来，因而是一种完全内生的考察和分析思路。从而，中国经济分析需要从“资本主义至上”模式中根本挣脱出来，增强对于当下国企改革能够成功的信心，既然中国国有企业完全内生于中国总体生产方式的发展，那么，应该客观承认国有企业的总体经济性质，国有企业既具有“非市场合约”和“公共域”的产权治理属性【注48】，同时本质上仍然是基于劳动力执行合约的一种特殊类型，因而又具有纯粹合约（即市场合约属性）与非纯粹合约的内在统一属性。根本上说，国有企业传承和包含了中国总体经济过程的太多的制度（非正式制度）、历史文化内涵和组织社会学因素。

西方企业理论当前依旧朝着彼此相异的研究路径进行发展。虽然每一企业流派的研究对象与应用之间是高度统一的，但在“具体分析”之间则有着强烈的技术手段偏好，比如交易费用的分析与技术的分析、演化的分析、有限理性的分析与完全理论的分析之间、权力的分析与效率的分析以及能力、惯例的分析与机会主义、信息的分析之间，等等，彼此难以互补和一致起来。与西方企业理论框架不同，马克思企业理论框架倡导总体分析逻辑——作为“生产方式-劳动合约”分析，努力实现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劳动逻辑和资本逻辑基于历史、社会、现实三维时空的内在结合，从而能够增强人们对于企业经济性质及发展的总体判断力和理性认知。因此，如果说企业理论具有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的两个层面——企业理论经济学（作为企业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质）和企业应用经济学（作为企业理论的方法工具性质），那么，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有效参与并发挥马克思企业理论在应用领域的解释力和作用，是现有马克思企业理论经济学尽快完成面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注释：

(1)(3)(4)(7)《资本论》，第1卷，202、216、269，349，95、103、204、359、389，4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6)(9)(17)《资本论》，第3卷，927、219、372、894-8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根据霍奇逊关于“契约与产权”的论述整理（《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175-20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8)Beetham, David, 1996. Bureaucrac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0)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1)(12)(16)(21)(22)(24)(28)余也非：《中国古代经济史》，195-196、212、381，154，523，682，811-816，816-817，769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13)(14)(15)(23)(27)郑学檬：《中国企业史（古代卷）》，65，78-79、149-150，161-162，451-460，395页，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

(18)中国官营手工业作场的迅速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布局是相适应的，当时手工业经济组织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官营手工业作场远比民营作场发达；二是从官营手工业内部的行业来看，能形成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和工艺分工的劳动与经营组织的行业极其有限，突出的只有青铜冶炼和铸造业，其他如制陶业、酿酒业、骨器和玉器制作业等，较大规模的作场很少见。”（《中国企业史（古代卷）》，54页，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郑学檬，2002）

(19)许光伟：《再论劳动对效用的关系——企业的生产力累积论》，载《经济评论》，第3-13页，2006（3）。

(20)明代官营分属于中央和地方各个系统，设有专门官员进行具体管理。官营企业可以划分为五个系统：工部系统、内府系统、户部系统、军事系统以及地方官府系统。（《中国企业史（古代卷）》，408-412页，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

(25)同样，如果进行适当的历史追溯，则官营经济的分包治理更可以上溯至中国宋代。宋代对手工业的管制，受到民众越来越顽强的抵抗，于是，一个又一个的行业从赢利变为赔本，朝廷只好允许民众承包。而承包制的长久实行，又使各行业出现了私有化过程，朝廷终于发现，最好的方法莫过官府向私人抽税，而不要过问具体的生产与流通过程。盐业中的盐引制便是这一改革的体现。

(26)开中盐法实际上是汉武帝时期与匈奴作战所广泛推行的军粮支边——“入粟为爵”方法后来的一个应用。

(29)沈祖炜：《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144-149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30)郭冠清：《文化、技术与企业制度变迁》，163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1)《毛泽东选集》，第2卷，6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2)(33)(35)(36)吴承明、江泰新：《中国企业史（近代卷）》，208，428，429、431、441，312-313页，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

(34)凌耀伦等：《中国近代经济史》，17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

(37)(41)荣兆梓等：《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通论》，250-251，120、123、125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38)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26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9)(42)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1）。

(40)樊纲等，1994：《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36-37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3)它的表现形式分别为“劳动者所有制”、“劳动者社会联合制”以及“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于金富：《公众股份制是我国现阶段一种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载《经济学动态》，2004(4)）。

(44)蒋一苇：《企业本位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