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家不欢乐、不自由” 孙小隆计划着攒攒工资，再借些钱，买房、娶媳妇……那通突然来电却不在他的计划之内，让他有些慌乱。 他记得有次看到别人网上寻亲成功，心里一动，试着把他妈妈留下的那张照片发在了网上，没承想真会有人打电话来。于是，过了24年，孙小隆终于和“妈妈”隔空进行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对话。 他有太多问题要问，但之前萦绕心头的很多话一时都梗在了嘴边，脑子里一片空白。在那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的通话中，孙小隆记得自己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仿佛这20多年积攒了太多的情绪，相互碰撞、撕扯，最终爆发。 在电话那端，孙小隆妈妈不知说了多少遍“对不起”。但再多的道歉又怎能弥补得上那消失的24年？那声“妈”，孙小隆怎么也叫不出口，他始终不能释怀，“她为啥扔下我走？为啥？”他为她想好了太多可以不这样做的理由。 而关于这个问题，孙小隆的妈妈却不太愿意对记者多提。她是贵州人，20世纪90年代初，当地流行外出打工，她也前往广东讨生活，在那里认识了孙小隆的爸爸。1994年，两人回到河北结婚、生子。但孙小隆妈妈发现这里的空气干燥，饮食也不习惯，最重要的是和婆婆不好相处，“我弟弟来看我，生怕我弟带走她家的东西，还翻我弟弟的包袱”。鸡零狗碎的事情多了，孙小隆的妈妈觉得过得憋屈，便决定生完孩子回娘家去。婆婆不让走，她就偷偷走了，后来就再没回来。 婆媳矛盾可以说是一个千古不破的难题，“它使得任何一个男人如果想维系家庭就不得不迁就妻子，也就是说，婆媳发生纠纷时他必须站在妻子一边，否则家庭就可能出现分裂。”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曾在湖北省某村调查时发现，婆媳矛盾导致的家庭分裂虽不普遍，但其影响和威慑作用很大。 陈筝的爸爸也选择站在自己母亲那边，陈筝妈妈觉得在家里活得没有任何地位，实在忍不下去就走了。村里，像陈筝妈妈这样离婚或出走的妈妈有10来位，“有的因为婆婆，不过很多都是因为在外面打工，打着打着就跑了。”一位留守村里的年轻媳妇告诉记者，村里人主要靠种地和种大枣为生，近几年枣子都卖不出去，不少村民就任它烂在枝头。近看，颗颗干瘪的红枣像是一个个被剪了烛芯、蒙了灰尘的灯笼，悬在空中。 “家里挣不了钱就得出去（打工），不出去的话就一个人在家，伺候完老的伺候小的，还有干不完的活儿，一年四季都要去剪枣树枝，你们不知道剪枣树枝多累！”这位年轻媳妇有些抱怨说，“像我这样愿意留在家里‘活受罪’的，不多了。” 河北冀南某村，老黄家的儿媳在二女儿还没满周岁时，就慌着出去打工，非要去天津（她老公是在北京打工）。不到半年，儿媳就闹离婚。老黄在二人离婚后收拾东西时，在柜子里不经意翻出儿媳的日记，让他惊讶的是，上面写着她与另一名男子的聊天记录。 “都是手机惹的祸！她生了二丫头，在家就天天玩手机！”儿媳不想去北京打工时，老黄心里就隐隐有些不安，他以前常在新闻中看到，很多外面打工的，两口子不在一块儿就都离婚了，“这世道，结婚的没几个，离婚的可都排着队。” 而张欢奶奶至今也想不明白她的儿媳妇为什么要离婚，她觉得自己算是个好婆婆， “人家（张欢妈妈）说自己在这个家不欢乐，不自由，谁知道咋才算欢乐，才算自由？”张欢奶奶像在自言自语。 或许她可以从刘燕舞这里找到答案。农村离婚现象很早就引起了刘燕舞的注意。他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全国男女离婚合计人数有3048.84万人，农村（镇和乡村）离婚人口合计1678.77万人，农村离婚人口占15岁及以上的农村人口的比例为1.44%，而在20多年前，这一比例仅为0.49%。 在调查中，刘燕舞还发现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在江浙一带，男性提出的案例较多，而一些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女方提出离婚的更多。 “女性的个人意识在觉醒，如果不幸福她们就不再讲究、凑合。”在刘燕舞看来，这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打工大潮不无关系。外出务工使得婚姻圈更大、更开放，不仅为农村女性提供了再次追求幸福的机会，对于已婚女性也是能够威慑丈夫的有力武器。因此，夫妻发生矛盾时，女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只会跑回娘家，而是会跑向远方一个让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地方，重新寻找她们的幸福。 在这些从婚姻中挣脱身的农村妈妈中，记者采访了解到，有的是丈夫出去打工，自己在县城陪读，“陪着陪着人就跟别人走了”；有的是妻子留守家中，在网上和别人聊天，聊着聊着夫妻也就散了；有的妻子出去打工，回到家就闹离婚，离婚不成就直接躲起来跟别人过日子；因外出务工而组成的“临时夫妻”也不是少数。 “也许某一天，丈夫突然看到又跑回来了的妻子，很可能她不是想重归于好，而是来要求办理离婚手续。”刘燕舞说，这种想法像瘟疫一样在村庄里面扩散，因此，当看到离家出走后4年杳无音讯的女人回到村子里时，很多村民想到的不会是女人终于回来了，而是女人终于要回来离婚了。 至于孩子，大多数离婚妈妈选择留给男方。“在丈夫与自己，在孩子和自己这两对关系中，她选择了自己，这其实是一种观念的深层次变化，即家庭幸福观念在向个体幸福观念的转变。”刘燕舞说。 “如果有妈，我的人生可能会不一样” 但这不是刘燕舞所期待的“个体化”，只讲权利而忽略责任。 他曾在村庄调查时，遇到过一位妈妈走掉了的单亲女孩，就那么怯生生地站在爷爷奶奶身边。刘燕舞能明显感觉到她和那些同样是爷爷奶奶带着的留守儿童不一样，“这些孩子会无数次面临来自各方的‘你妈妈跑了’这样或明或暗的提醒，而留守孩子所面临的也许只是‘你妈妈什么时候回来’。这样的‘提醒’对孩子的心灵创伤，我们可以去想象。” 所以有时看到这样的家庭或孩子，刘燕舞是“真的不忍多问”，或者也不敢多问，“目前真的没有好的办法，问多了就会感觉跟他们一样绝望”。曾经有位村里的婆婆误以为他是上级派下去了解民情的，就找到他，“问我能否帮孩子把妈妈找回来，我只能很残忍地告诉她，我没有这个能力”。 大概同样因为无能为力，张圆在5岁时就在心里决定不再想妈妈，她感觉自己因为没有妈妈“受了很多屈”。有另一个来自单亲家庭的小女孩问她，“如果你在快手上找到自己的妈妈，你会不会联系她？” 张圆想了好一会儿说，“不会。” 但张圆总还会梦到一个女人，“她总戴着面具，看不清，但我认为那就是我妈妈。” 年龄越大，他们或许可以越好地深埋那些关于“妈妈”的秘密，更能控制自己不去触摸那些或深或浅的伤疤。在甘肃省古浪县第四中学，一所乡镇寄宿制中学，多数单亲学生不会告诉别人自己的家庭情况。但一提妈妈，他们有的还是瞬间红了眼眶，有的变得沉默，有的还在把妈妈曾说的梦想当作自己如今努力的方向。 面对这些孩子，自己能做些什么？是北城小学教师王耀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除了正常上课，王耀只要课间不忙就陪着班里的同学玩游戏，与孩子聊天谈心，有时中午做饭会叫学生一起来吃，偶尔还会给他们买些作业本等小物件，但不会表现得刻意关注单亲孩子。 慢慢地，王耀发现，这些看似内敛、孤僻的单亲家庭孩子，内心很渴望别人的关注和关怀，“它们就像扇虚掩的门，渴望更多光照进来，如果你愿意去试一下，就能打开”。记者注意到，王耀班上，有些孩子下学后仍喜欢赖在学校，老师一遍又一遍催他们回家还是不走，“因为他们觉得这里有人陪他们”。 甘肃古浪县第四中学则要求全部学生寄宿在学校，统一的住宿条件、餐食，老师也和自己班的学生们住在同一楼层，吃在同一个餐厅，学校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来营造一种“家”的氛围。 该校副校长薛天魁告诉记者，作为经济欠发达的生态移民区学校，很多学生的家长不在他们身边。学校想多为家长承担些责任，以学校的临时性家弥补了真实家庭的缺失，让学校里丰富的生活感染学生，使家长安心打工，学生安心学习，所以“不管是留守，还是单亲的孩子在这里都是平等的”。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雷望红在进行田野调查时也发现，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学校进行寄宿制管理，学生大量时间在学校生活，学校在课外通过大量的文娱活动、师生深度交流，可以淡化家庭缺位和母亲缺失带来的影响。 不过薛天魁也坦言，寄宿制并不一定适合所有年级的所有学生，“什么时候适合寄宿，这也是值得思考的。” “在幼儿阶段，孩子最重要的人是爸爸妈妈，在小学低年级阶段是老师，高年级以后便是自己的同伴。”邓红觉得，如果家庭和学校能将这些因素进行良好的链接，这些单亲孩子不会和其他孩子有显著性差别，“最怕的是家长放弃了，学校不要了，孩子过早跑出去，跟着坏人学坏了。” 如今，在这些单亲家庭的农村孩子中，有的正梦想着考大学，有的正为顺利升入高中奋战，有的已经成为一名教师，有的成了大货车司机……也许曾被抛弃，不过他们没放弃自己。 这个春节过后，孙小隆的妈妈说会过来看他，他既期待又有些紧张。他说，“如果有妈，我的人生可能会不一样。” “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孙小隆、陈筝、王耀、张欢、张圆均为化名）（原标题： 妈妈逃跑了）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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