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利益结盟与外交配合
对资本家而言，建立基金会不仅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并且可以利用基金会与政府进行利益结盟，使两者成为利益攸关者。这种利益结盟，对基金会和政府各方来说可以说是“各取所需”。首先，对于基金会来说，与政府之间的这种伙伴关系可以增加自己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使得政府成为它们扩大自身影响力和增强盈利能力的好帮手，进而在更广的范围内增强自己对工业、商业、资本等更大的控制力。正如洛克菲勒所指出的，
【“华盛顿的国务院是我们最大的帮手，众多大使和部长们帮助我们在全世界最远的角落开辟新市场”。】
其次，对于政府来说，基金会可以“默默”为政府做着拾遗补缺的工作，做政府“没有做、不能做、或不愿做的”事情。这不仅体现在基金会可以弥补政府在资金方面的不足，发挥帮助政府缓解社会矛盾、满足社会福利、发展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作用，而且可以成为输出美国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有效载体，并常常以其“温柔之姿”成为政府外交政策的一只“看不见的手”。
基金会与政府之间利益结盟首先表现为两者人员之间的相互流动，即在相互的大门中进进出出。美国很多政府官员都与基金会有联系。比如，仅洛克菲勒基金会一家就有三位高级官员曾在政府中担任国务卿一职。一是腊斯克（Dean Rusk)，曾任杜鲁门政府的副国务卿和约翰逊政府的国务卿，在两次政府职务之间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会长；二是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之位退下来之后，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第一任国务卿，之后又任卡耐基和平基金会董事长；三是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同样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的岗位上卸任后，走马上任当上了卡特政府的国务卿。又如，小布什政府的华裔女劳工部长赵小兰在1992—1996年间任美国联合基金会会长、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亚洲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基金会与政府之间这种人员的相互流动说明，二者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正因为这样，基金会也有“影子内阁”之称。
基金会与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在美国对外关系中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这首先表现为基金会可以帮助美国政府输出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了维持世界霸权，美国不仅保持自己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还需要加强对其他国家民众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输出与渗透。这
【“既为世界注射防疫针，以防感染共产主义，同时又为美国外交政策在海外获得利益铺平道路”。】
为此，需要将
【“‘非官方’团体或‘朋友’有系统地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网络，形成一支非官方的联合部队”。】
基金会作为“非营利的民间组织”无疑更方便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输出，而基金会也“自觉自愿地充当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实际上，二战以来，私人基金会所开展的诸多项目，如发展教育和资助培训、出版刊物、出版各类研究报告等都具有这一目的。如1946年由时任阿肯色州参议员的 J.W.富布莱特提出，并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支持的“富布莱特计划”，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试图通过语言这一载体加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加强外国对美国的了解，最终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卡内基基金会会长德弗罗·约瑟夫斯（Doveereaux Josephs）指出：
【“它（卡内基基金会）是美国的基金会，其资源应主要用来为美国人民服务，用来推广美国的生活方式……这一基金会应毫不犹豫地向那些能够指明通向民主与思想、民族、宗教和企业自由更为宽广之路的人提供资金。”】
再如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国际出版计划，该计划不仅通过创办刊物的形式将一批知识分子聚集在自己的周围，而且资助有利于传播美国意识形态的书籍。
【“它与契诃夫出版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该社从福特基金会那里拿到52.3万美元用于购买在俄国禁止出版的图书，并将西方的经典作品译成俄文。”】
对此，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指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特基金会的文化政策设计师们完全是依据政治上的重要任务来制定其文化政策的，而这些当务之急正是美国在全世界地位上升的支柱。在某些时期，福特基金会简直就是政府在国际主义宣传领域里的延伸。”】
再以美国传统基金会为例，该基金会由约瑟夫·库尔斯和保罗·韦里奇于1973年创建，长期以来一直捍卫美国价值观，宣传其“自由经济理论”“自由经济政策”，宣称每个国家财富的多少与这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高低密切相关。不仅如此，该基金会每年都要按照美国的标准给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打分，如该基金会2012年给中国、新加坡、新西兰、泰国、俄国、伊朗的“经济自由化”打分分别为51.2、87.5、82.1、64.9、50.5、42.3。通过这种方式，美国不仅可以攻击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而且也可以提升美国的“经济自由化理论”的影响力，企图以此引导发展中国家走上西方的“自由化”道路。
基金会在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输出美国意识形态的同时，还充当了中央情报局“马前卒”，掩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中情局以慈善机构作为掩护，也更加有利于自己开展情报工作。中央情报局利用基金会开展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是中央情报局从政府那里获得资金，政府一般不会过问如何使用这笔资金；第二步是中情局将资金转交给不同的基金会；第三步是得到这笔资金的基金会将这笔资金“捐赠”于第三方机构；最后一步是得到“捐赠”的机构把资金落实到最终需要帮助的机构。之所以采取如此复杂的程序，是因为中央情报局要借用基金会这张“慈善”面孔来掩饰资金的真正来源。这正如英国学者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所指出的，
【“要把大宗的资金投入中央情报局项目而又不至于引起接受者对资金的来源产生怀疑，利用慈善性基金会是最便利的了”。
“1993—1996年期间，共有164个基金会为多达700个项目提供了10000美元以上的资助，其中至少有108个基金会的资金部分或全部来自中央情报局，更重要的是，这164个基金会在这个时期资助的国际活动，几乎有二分之一用的是中央情报局的资金。”】
而为中央情报局“输送”资金提供方便的基金会不仅包括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等基金会，还包括霍布利泽尔基金会（Hoblizelle Foundation）、利陶尔基金会（Littauet Foundation）、普赖斯基金（Price Fundation）、拉布慈善基金会（Rabb Chari-table Foundation）等。
不仅如此，有的基金会甚至直接撕下“慈善”的面具，直接插手别国国家内部事务。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简称NED）为例，它自称是一个私人非营利性组织，但实际上主要靠美国政府拨款从事活动。它成立于1983年里根执政时期，旨在通过非政府渠道在全球推广民主。目前，NED在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活动。在中东，为了输出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NED的身影频繁出现在中东地区的乱局中。在委内瑞拉，NED打着“促进民主”“解决冲突”“加强公民生活”的旗号同委内瑞拉反对派政党和组织进行联系，向它们提供活动资金，对查韦斯政权实行“静悄悄干涉”计划。在俄罗斯，NED以推动民主的名义，在俄罗斯境内培植亲美势力，插手俄罗斯内政。在中国，NED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通过拨款、培训、提供设备等手段资助“民运”“藏独”“东突” 等各种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根据 NED 自身公布的数据，2002 年至 2006 年，NED 向达赖集团提供了135.77 万美元的专项资金援助。”同样，香港也是NED长期活动的地区，在资金支持方面，NED对“香港人权监察、职工盟和思汇研究所这3个组织的总投入就高达约344.26万美元，相当于2600万港币”。在2014年香港发生的“占中”事件中，幕后就有NED的身影。
美国基金会自从出现之日起，就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已成为美国权贵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肯定的是，大资本家如此热衷于基金会的创建绝不仅仅出于单纯的慈善精神，其背后的利益考量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推手，甚至是主要的动因。一方面，基金会的“慷慨捐赠”与大资本家获得的税收减免与财富转移的好处相比，实在不足挂齿。另一方面，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还可以在“慈善”名义下大肆赚钱赢利，再加上捐献入基金会的财产所产生的投资收入也是免税的，这会令其财富增长速度更快。同时，基金会与政府进行利益结盟，两者成为利益攸关者。在这种利益结合中，一方面政府可以借助基金会打着“慈善”的旗号积极输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文化价值观，而基金会也可以利用这种合作扩大自身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进一步增强自身营利的能力。这就是放弃越多，控制越多的奥秘所在。
由此可见，在美国，创办基金会的“慈善家”们，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大公无私”。对于资本家来说，创办基金会只不过是资本追求价值增殖形式上的改变，与企业相比，基金会的资本经营模式虽然有所不同，但从本质上看，基金会只不过是变相的私人企业，是现代私人企业的一种形态，其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的本性依然没有改变。而且，基金会的创办者大都是美国的大资本家，是美国现行社会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所采取的诸多举措，对政府工作的拾遗补缺，更多考量的是要维护美国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和政治社会精英群体的利益，并协助美国政治外交和文化价值观在全球不断扩展。
【“慈善是一种公共责任，慈善组织要以公众的普遍参与和信任为运行基础。”】
因此，在美国，基金会要真正发挥其在满足社会福利、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的作用，赢得民众对基金会的信任，就必须对基金会现有的运作模式进行改革，这种改革不仅要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改变大资本家利用基金会盈利的可能，而且要斩断政府与基金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其真正成为“第三部门”，以此恢复基金会原有的宗旨和面貌，真正体现出公益性和慈善性。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首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蒯正明，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12期，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