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

作者 谭降英

此文梳理了毛左人士对最近艰难的中国劳工维权运动的介入，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毛左介入的原因，他们的目标、战略、策略，并進而讨论了毛左介入的利弊，他们与自由主义阵营中的左派（ “宪政民主左派”）的异同，自由主义阵营右翼与左翼对毛左介入应取的态度。文章涉及了比“毛左”更广泛的“新极左”，但没有给予细致界定。文章最后特别讨论了社会民主主义对于中国未来的意义，提出没有社会民主主义就“永远不能建立和巩固宪政民主法治，永远不得安宁与和平”。


壹、深圳佳士工人筹建工会被全面打压，毛左第壹次高调亮相劳工运动

2018年7月中旬，几名筹建工会的深圳坪山佳士科技公司员工相继以严重违背企业规章制度之名被开除（解除劳动关系），他们不服，于20日前往公司上班，遭到保安拦截和几名不明身份人员殴打。燕子岭派出所警察来了，不抓打人的，反倒把6名要求复工的工人抓了，并且把20多名赶到派出所声援的人也抓了。被羁押24小时获释后，22日下午他们列队来到派出所讨要说法，要求严惩打人警察，在派出所门口与数倍于自己的警察紧张对峙了八九个小时，最后坪山分局纪委书记、督察大队副大队长严迪文答应三天后给出督察结论，如果有警察违法执法的现象，会给予严肃处分，并赔偿被打工友损失和赔礼道歉。

7月24日上午7：30，被开除的建会工友再次来到佳士上班，大量保安、管理层和被组织的员工在门口拦截，建会工人与十几个支持者在厂门口附近坚持了壹整天，热心的工人和群众给他们送来了水和食物。26日上午，他们再次来到佳士复工并再次遭受保安强制和殴打，报警后警察带走了被打的工友和壹名参与打人的保安，下午4点，大家来到燕子岭派出所索要督察结果，严督查宣读了督察结论，认定21日的传唤是合法传唤，无需赔偿、道歉和问责。建会工友和支持者壹直抗争到深夜。27日下午3:30，建会工友又来到佳士要求复工，又壹次被佳士高管指挥下的保安群殴，警察来了后，用盾牌围困工人，抓走30人。

28日下午，广州日弘企业硕士女工沈梦雨（因认真履行工资协商劳方代表职责而被开除）等4人来到派出所询问被抓工人情况，被控制几个小时后重获自由。29日，来自深圳、广东以及各地的网友约20人与沈梦雨汇合，组成第二批声援团，他们来到燕子岭派出所，壹名警察告知他们，7名佳士工人和其他声援者已经涉嫌“寻衅滋事”罪名而被刑拘，声援团举出毛泽东画像、高唱红歌、高呼口号表达抗议，其中壹位老人还掏出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向警察宣讲消灭私有制，他们壹直坚持到深夜才撤离。30日下午4点，声援团壹行15人来到坪山区政府，递交了致区委书记陶永欣的公开信，在他们步行离开区政府的路上，被燕子岭派出所强制传唤带走，5个小时后恢复自由。

与线下行动同时進行的是网上舆论动员和传播：由几个著名红色网站和毛左大佬古正华、吴敬堂、范景刚、张耀祖、时迈等人发起的声援签名，截止到7月30日晚上10点，已经达到1621人；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京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清华大学等11所高校部分学生相继发出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包装起来的声援书；由毛左自媒体组建的多个声援佳士工人的微信群，屡封屡建，壹直在顽强地传播来自前方的消息，群里同时也不时爆发毛派与自由民主派的争吵，毛派的人数和声音占明显的优势。

7月31日，自由亚洲电台从沈梦雨那里了解到30名被抓佳士建会工友和援助团成员名单：

佳士工人7人：于浚聪、米久平、宋姚、刘鹏华、邝恒书、张保研、陈忠革；
学生：胡开巧；
佳士离职员工和其他声援工人：张宇、唐向伟、兰志伟、乔志强、陈叶玲、尚杨雪、伍双、张泽英、何琼、余凯龙、李展、李力、虞伟业、张勇、莫爵展、熊志、叶严飞、黄兰凤、黄文毅、何玄华、余浚川、胡志。

写到这里，很多读者已经看出来这是壹起主要由毛左深度介入甚至主导的劳工事件，具有鲜明的毛左意识形态色彩和高亢激昂的风格。其他的极左翼也在关注和声援，比如香港大学教授、新马克思主义劳工社会学代表人物潘毅很快就发表了《佳士工友抗争：中国工人政治斗争新篇章》，并领衔签署了全球百名学者的声援书，她旗下的劳工自媒体编辑人员，可能也是声援团的成员；托派分子在这个事件中不够活跃，并对毛左的打法持批评态度。

让我们把时间再往前追溯壹段时间，梳理壹下毛左和其他极左翼是如何逐步進入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

2010—2015年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第壹波高潮，这波高潮随着2015年12.3事件而落下帷幕，当时数十位工人和劳工工作者被传唤，3家劳工机构被取缔，7位劳工工作者被刑拘，其中3位被取保候审，4位被判刑。虽然在此后的两年多，少数几个劳工机构还继续坚持参与了壹些集体维权事件，但数量上大不如前，并且低调而不予公开。

第壹波劳工运动的倡导者和行动者，绝大部分以工人代表制和集体谈判为主要组织机制和运动形式，以经济社会保障利益为工人的主要诉求，以宪政民主为明确的或模糊的政治指向，以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为明确的或模糊的思想意识形态（毛左网站按其极左思维方式将其界定为“自由派工运”、“右派工运”）。12.3事件后，捣毁了壹些机构，监控和按住了在第壹波高潮中比较活跃的机构和人士，大家都不敢公开地、大张旗鼓地参与劳工集体行动了，这就在客观上出现了劳工维权需求与劳工公益供给之间的缺口，为毛左等其他政治意识形态力量的介入留出了很大的空间。

毛左和其他极左翼，在第壹波劳工运动当中，还完全是边缘化的，更准确地说，还根本没有能力進入其中。他们或者与公知大V、自由民主派在网络上血拼，或者在猛烈批判和攻击邓小平理论、特色社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或者热衷于各种极左派别之间的内斗，或者由于他们的目标太高不接地气、观念太陈旧而跟不上时代潮流，无法找到与新生代农民工对接的通道。其中，毛左因继承了计划经济年代留下来的极左资源，曾经舆论支持和有限介入了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抗争，但随着这种抗争的失败，老的工人阶级依靠不上了，而新的工人阶级即农民工他们又瞧不上，因此越来越沈溺于意识形态争论之中。只有极少数有远见的毛派人士，意识到与新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我检讨把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工人运动拱手让给了“自由派”和“右派”，并有了壹点行动的迹象。比如，在新生鞋厂工人集体上访的时候，有两个红色网站分别给工人捐了1000元和2000元。较多接受西方极左翼思潮影响的中国新马克思主义派和托派，倒是较早地关注和研究农民工的问题，但他们的活动总的来讲还停留在劳工学术研究和工人文化建设这个范围内，还没有進入劳工运动第壹线。不过他们培养了壹些具有劳工情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或者培训了壹些有思想觉悟或阶级意识的工人，为今后的发展准备了较多的人力资源，这种优势在今后的劳工运动中将会表现出来。

在2015年12月3日以前，在劳工运动中起倡导、动员、组织、宣传作用的，是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毛左等新极左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壹方面他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投机主义、修正主义，会把中国工人运动引入歧途，另壹方面他们又不得其门而入，不知道如何介入和影响新时代的劳工运动。他们处在壹种跃跃欲试、望而却步的状态。

所谓工联主义，也就是工会主义，就是工人代表制和工人民主自组织，就是工人的联合与团结，就是工人组织起来与资方進行集体谈判，追求和改善工人的经济权益和社会权益。社会民主主义则是升级版的工联主义，就是在宏观的和政治的层面上，把工联主义的主张和诉求，引入到国家政治博弈和立法的过程之中。这个工作不是由工会而是由劳工政党来做的。这个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整个现代社会和国家的政治思想谱系中，是有壹个客观位置的，向右，它们不同于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通常是属于资本家、企业家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向左，它们不同于马列毛主义，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后者通常会激起市场经济中最弱势的、没有上升通道和前途的那部分工人的激情和希望。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吸引的是在市场经济中还有发展和上升空间的那部分工人。

工联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往右与自由主义、往左与马列毛主义，是有分界的，与它们的区别是可以壹条壹条罗列出来的。在当代中国劳工运动中，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提出的近期目标就是维护和落实现行宪法和法律中已经承诺的人权、公民权利和劳工权利，中期目标是落实联合国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壹系列国际劳工公约所规定的劳工权利，通过运用和行使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这三个程序性权利，来争取和实现其他实体性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中国建设社会市场经济和社会福利国家。至于长期目标和最高目标，中国的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会像西方工会和劳工政党壹样，倾向于追求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劳资共决、员工持股、股份合作，以及必要的、壹定范围的、多种形式的共有经济。

然而，对于这样壹种主张，毛左等新极左是很不满意的，按照他们信奉的原教旨马列毛主义，他们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反对现在的共产党，并不是因为它在以前高举的马列毛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是不对的，而是因为它背叛了自己的性质和宗旨，蜕化变质为官僚资产阶级的政党了。

于是我们看到，正如广义的右派里面，存在着性质不同的宪政右派与专政右派、民主右派与专制右派、中右派与极右派壹样（自由主义属于前者，纳粹法西斯主义属于后者），在广义左派里面，也存在着性质不同的宪政左派与专政左派、民主左派与专制左派、中左派与极左派（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属于前者，马列毛主义属于后者）。

2015年以后，随着宪政民主左派劳工界力量因被打击迫害而处于基本缺位状态，毛左的壹些力量开始渗透到劳工运动之中。第壹个例子是2017年12月，35位大学生工人状告南街村食品厂。这35人大学毕业后来到著名毛左韩德强主办的正道农场实践了壹段共产主义生活，经韩德强推荐，来到南街村就业，他们试图改变企业的血汗工厂性质，实行8小时工作制，结果和企业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被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他们奋起维权，自己学习和运用劳动法律知识，以团队的力量進行集体仲裁和诉讼。当真正具有红色理想的年轻人与早已沦为家族企业和血汗工厂的虚伪红色南街村短兵相接时，体制和权力自然地倒向后者，大学生工人铩羽而归，最后风流云散。对他们的抗争予以支持的主要舆论力量就是毛左的网站和网民。大学生的行动分为两个层面，在仲裁和诉讼的实体依据和程序层面，是遵守现行法律的，在动员、宣传、组织方式层面，则带有浓厚的毛左色彩。他们发下宏愿，要集体参加司法考试，将来专门为劳动者打官司，但后来大部分人放弃了并分头就业了。

第二个例子是中山大学硕士毕业生沈梦雨，于2015年進入广州日弘机电厂成为壹名普工。2018年4月，她被员工选举成为年度工资集体协商代表，因为认真履行工人代表职责，为工人谋利益，得罪了企业高管和工会主席，先是被撤销了协商代表资格，然后被解除劳动合同。沈梦雨于6月19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了劳动仲裁书，要求仲裁公司和工会的违法行为。此后又分别向广州市总工会、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投诉了公司和工会的违法行为。仅仅壹个月之后，沈梦雨成为深圳佳士工人建会案后期的主角 —— 佳士工人援助团的负责人。各种信息表明，沈梦雨无论在中山大学求学期间，还是在日弘机电厂工作期间，都受到了毛左思潮和毛左社团的直接影响（她应该与张云帆、孙婷婷、郑永明等“八青年”有直接的联系）。她也是毛左与佳士工人建立直接联系的壹个重要环节，并因此而成为毛左声援团的现场领导者。

第三个例子就是正在進行之中的佳士工人建会案了，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毛左全面介入劳工事件的壹个典型案例。不管这个事件的结果如何，迄今为止，这个事件已经引起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关注，工人建立不受资方控制的工会的问题第壹次在如此巨大的社会空间成为壹个重量级的议题和舆论热点（这个问题先后已经由烟台澳利维、南昌沃尔玛、南海本田、深圳欧姆、番禺胜美达、深圳沃尔玛1059店等企业的工人们破题了，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如此巨大的影响）。壹时之间，多年来为中国劳工运动奋斗牺牲的宪政民主左派心痒难禁，恨不得冲出去大显身手，也生怕毛左派从此占据劳工运动的主导地位，而把宪政民主左派边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