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共产党人的权力与农村政治文化

中国共产党认为,他们的存在和最终胜利,应该归功于农村的贫苦农民。【1】 面对蒋介石在1927年开始的大屠杀,正是因为有农村贫苦农民的支持,那支曾经弱小而被打败的共产党军队,才得以在井冈山地区和其他偏远地区生存下来,并迅速发展。 1934年,迫于蒋介石的强大军事压力【2】,中国共产党被迫进行长征。被打败的共产党军队除了得到农村人民的支持外,没有其他可依赖的资源。如果没有这种支持,他们就无法生存下去。

即墨村民对共产党胜利的贡献

在山东即墨,和其他地方一样,共产党军队得到了农村贫苦农民的支持和保护。对村民们来说,这样的支持和保护,有的时候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在村民的支持下,弱小而又分散的共产党军队,在日本侵略者的后方坚持战斗,并一步步壮大起来。【3】有人认为,老百姓也支持过军阀和任何有枪的人。【4】但是,被动支持(通常是被强制)和主动支持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在中国,很多证据表明,国民党军队因为害怕新兵逃跑,而不得不将他们捆绑起来。【5】而另一方面,共产党军队则是由农民中的积极分子所组成。这就是为什么在1946年至1949年的内战期间,武器简陋的共产党军队最终能够打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 在即墨,上了年纪的农民们都说,在内战期间,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被国民党追杀的共产党的战士。共产党从农民那里得到的支持,与过去的军阀和国民党通过暴力胁迫从老百姓中获得的被动支持是截然不同的。【6】

在1946年内战期间,为了动员农村贫农参加中国共产党打倒国民党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其控制下的即墨农村部分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大多数农村贫困人口从土地改革中获益。在共产党干部的帮助下,贫穷的农民组织起来,与强大的地主作斗争。他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将其分发给村民。当农村贫苦农民从土地改革中获益良多的时候,地主们失去了土地和财产。在土改初期,有一些即墨地主受到了贫雇农们的无情打击。一些贫苦农民利用土地改革的机会,对过去在农村耀武扬威的地主们进行报复。许多地主不得不逃走。【7】

在1949年以前,即墨的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时候进行的。但是,随着内战期间战争形势的变化,当国民党占据优势地位、中共军队撤退的时候,逃亡的地主们在国民党军队的簇拥下回到了家乡。在国民党军队的支持下,即墨的一些地主组织了小规模的武装团体,村民们称之为“还乡团”。

当共产党的部队在国民党的进攻下撤退的时候,地主们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开始对挑战者们进行报复。1946年4月28日,地主黄乡翠带领一支还乡团,在钓鱼嘴村杀害了25名农会的领导和民兵。村里的妇女会会长,聂银花,当时只有十八岁。地主先是折磨她,然后又将她活埋。他们用锯子锯了她的手掌,又用汽油灯烧她的乳房。此外,她的父母、祖父和两个弟弟都被杀害了。【8】

1947年9月12日,地主余乘风和辛子玉,连同他们的18名同伙在东洼村杀害了二十多人。他们首先杀死了村里的妇女会会长顾秀忠, 然后又杀死了她的母亲和三个弟弟,并将他们的尸体扔进了一口井里。 顾秀忠最小的弟弟当时只有八岁。刽子手们在把他扔进井里之前,拽着他的腿硬生生将他撕开了。他们还杀死了共产党员、村长辛泽耕的家人: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们强迫他们跪在一口井旁,用锹猛击他们,然后把尸体扔进井里。辛的妻子当时已经有了八个月的身孕。同一天晚上,他们又以同样的方式杀害了辛雷耕的家人:他的妻子、十三岁的女儿、九岁和五岁的儿子。第二天,同样是这伙人,他们又杀害了村里的工会主席李希法和他的妻子。他们还杀害了孙思发的母亲、两个姐妹和两个兄弟,因为孙思发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9】

1946年2月21日,地主刘恒尊、徐正凯、李青山及其同伙抓捕了北黄夫村的共产党员、村领导季振彤,季良彤和季同祺三人。 还乡团将他们绑在树上,一刀一刀将他们活活切成碎片。然后,他们又杀死了这三位领导人的所有家人,连老人和小孩也没有放过。 在此之后,这伙人又在南北行、大海南和佘胜村进行了一系列屠杀。【10】在内战期间,即墨的许多村庄都经历过这种暴力屠杀。在泥沟村和顿坡南村,内战期间有一百多人被还乡团屠杀。中国共产党获胜以后,在文革前及文革期间,这些村庄成了给年轻人进行历史教育的基地。学校老师、学生和农民来到这些地方,观看大屠杀留下的骨头和骷髅。【11】

对于地主们来说,他们这样的野蛮行为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穷人和无地的农民占有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并让他们无路可走。另一方面,受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思想影响的农村贫民和无地农民,他们觉得占有地主与富农的土地和财产是完全正当的,因为这些东西正是地主和富农剥削来的。在共产党赢得内战之后,穷人们经常用还乡团一样的手段来处死他们,以讨还血债。北黄夫村的村民用石头砸死了还乡团的头头刘恒祖。【12】1948年1月14日,还乡团杀害了西洼村农会会长于成干和他的儿子。第二天,为了报仇,愤怒的村民杀死了两名还乡团的家属。村民们威胁说,如果地主杀死一名共产党的村干部,他们将杀死两个还乡团的家人来报仇。【13】

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最后决战中,共产党人数众多,但他们武器的质量却很差。国民党军队装备了美式武器,并得到了美国的后勤支持。农民对共产党人的支持改变了胜利的天平。他们积极补充人民解放军的兵员。他们推着独轮车为解放军运送物资,并携带担架,将受伤的解放军士兵撤回到安全地带。在内战期间,仅在山东省,就有数百万农民推着独轮车为解放军运送物资。即墨市的九万农民,带着3500架担架和7,600辆手推车,参加了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争。农民们还以许多其他方式为战争做出了贡献。在内战期间,即墨的农村妇女为解放军赶制了5000双鞋,准备了65万斤【14】谷物。【15】这种广泛的奉献和牺牲,最终决定了内战的结果。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以及消除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的努力,无疑大大地吸引了农民。共产党人还提出在全中国实行免费的普及教育。免费普及教育的主张,无疑对农村贫困人口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 在贫穷的农民心目中,缺乏教育机会是导致他们被中国的富人们和强权者剥削和压迫的重要因素。

共产党人在战争年代的力量,来自于他们愿意与农村贫苦农民同甘共苦。放弃特权的共产主义实践激发了农村贫农们的想象。他们过去总是对政府官员和富人们的欺负和压迫逆来顺受。在很大程度上,共产党人从农民的拥护中获得了力量,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就在于,他们是为了农村穷人们的利益而奋斗。【16】

革命者变成统治者

1949年革命胜利后,共产主义的革命者成为了统治者。在战争条件下,共产党的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这是当时的形势所需要的。在新的角色和新的社会背景下,让共产党的干部坚持以前的做法,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进入城市以后,过去长期在农村环境中生活和战斗的共产党人,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看到的是奢华的服装,丰盛的五道菜,闪亮的汽车以及专门服务于城市精英的特殊学校和诊所。【17】不可避免地,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羡慕富裕的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下,农村贫困人口,就像许多资深共产党领导人的农村配偶一样,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正像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在进城后与他们的农村妻子离婚一样,共产党也与他们在农村的同盟军脱离了关系。【18】

当然,这并不是说农村的贫苦农民没有从共产主义革命中受益。通过参与共产党主导的土地改革,他们分得了土地,农具,房屋和家具。通过农业集体化,共产党人推动了组织和制度建设,努力发展生产,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 但这些努力还不足以改变农民相对于城市人口的地位。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仍然是中国的二等公民。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农民仍然被当作愚蠢无知的“乡巴佬”(对农民的贬义词)。农村居民的收入也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

在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从即墨农民手中购买谷物的价格是很低的,玉米每斤8分钱、小麦每斤一毛钱。但是,农民购买的化肥却是每斤8毛钱,铁锹3元一把。即墨农民种植小麦,但他们除了在一些特殊场合能吃上白面馒头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吃红薯。相比之下,山东省的城市居民吃的就比他们好得多- 70%的粮食供应是小麦面粉,而另外30%则是大米,小米,豆类和玉米粉等。农民养猪和家禽,但他们只能在极少数情况下才能吃上肉,比如春节的时候.【19】城市工人享受免费医疗,他们的家人也可以获得国家给予的50%的医疗费用补贴,而农民只能自己支付医疗费用。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农村地区没有医疗保险,农民们也很少能享受到现代化的医疗保健。城市工人享有带薪假期、周末、带薪病假、工伤保险和退休金。农民则没有这些好处。国家迅速增加了城市居民受教育的机会,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比如即墨,许多农村儿童因为学校空间不够而不能接受正规教育.【20】

1953年,保守的社会改良主义者梁漱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在九天之上”。 他的意见激怒了毛泽东,毛狠狠地讽刺了梁漱溟.【21】作为一个长期为农民利益而奋斗的伟大革命领袖,毛泽东并没有把梁漱溟发人深省的批评视为一种警告,从而对政策做出某种调整。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毛泽东可能过于担心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因为梁的批评揭示了这种合法性存在的一些瑕疵----共产党人声称他们代表了农民的利益。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毛泽东对梁漱溟的人身攻击混淆了当时真正的问题,因此毛泽东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正视梁漱溟对中共农村政策的担忧。

掌权以后的共产党农村干部

中国共产党对新发展的党员有很高的标准。当共产党还是地下党的时候,只有那些为了事业敢于冒生命危险的人才会入党。在农村里,那些有勇气反对地主和富农、支持解放军战斗的人加入了共产党。【22】中国共产党胜利以后,入党的风险很小,而收益很大。有些职位是为专门为党员保留的。要想成为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党员身份往往是必不可少的。于是,有些人入党,脑子里想的仅仅是为了成为政府工作人员。但随着党员身份捆绑的利益越来越多,在农村地区获得党员身份也变得更加困难。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改和1966年文革之间,许多农村党支部没有接受新成员.【23】例如,即墨市南河村党支部,在这段时间没有接受任何人入党。在南河村的四个党员中,有三个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入党的。【24】村里的第一个党员江志明来自莱阳县。他是在解放军的陪同下来到南河村组织土改的。【25】在邻近的郭家巷和姚桃村,新党员也是在其参加解放军时期入党的。【26】

在中国农村,加入共产党越来越困难,这无疑降低了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的概率。但这么做也有个坏处,没有新鲜血液的加入,老党员就能垄断村里的权力。共产党在农村的政治结构赋予了农村党委书记最高权力。党员资格是在村里掌权的重要条件。文革前,南河村的三名党员,一位是党委书记,一位是党委副书记,另一位是村里的治保主任。他们似乎已经完成了对村庄的控制。通过拒绝让其他村民入党,他们成功地消除了村里任何有力的竞争者。南河村的治保主任马玉桐是个文盲,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村民们私底下经常嘲笑他的无能。作为一个整体,党支部应该要指导和监督党员在村里的所作所为,但是这种指导和监督并没有什么效果。由于另外两个党员也担心自己的缺点,因此,如果严肃地批评马玉桐,他们就不得不掂量一下这样做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样一来,马在他的位置上就非常安全。村民们都说,在战争期间他曾是一名非常忠诚和勇敢的战士。事实上,马也经常利用他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来为他嗜酒和不参加体力劳动做辩护。【27】这种“理所应当的特权”的感觉,与地主阶级没什么太大差别。地主们也认为,他们受到的良好教育和财富使他们有资格掌握农村。

在中国共产党掌权后不久,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现象就开始在共产党的农村干部中蔓延。 在冀东(即墨东部)的625名中共干部中【28】,就有404名干部在1951年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运动)中被发现开始腐败,比例超过了64%。【29】 1953年1月,冀东民兵连副连长姬创福殴打288人,迫使107人下跪,并在14个村庄制造了4起自杀事件。【30】也许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情呢? 毕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应该与旧社会的官老爷不一样,他们是人民的公仆。

有一种解释说,这是由于中国政治文化的连续性所造成的。我说的政治文化,指的是某个国家在某个时期存在的政府的行为准则。这种政府的行为准则不一定是书面形式,而是通过各级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长期交往而形成的。众所周知,在旧中国统治农村的富裕而强大的地主士绅们,对贫苦农民是很霸道的。他们利用政治上的控制来扩张他们的经济利益。【31】近年来在中国出版的文史资料和地方志,记载了共产党掌权之前士绅阶级的地租和权力的滥用。大量证据证明了农村的士绅腐败。中国地主士绅统治的悠久历史给传统的政治文化奠定了基调。通过将地主士绅阶级的土地和财富分配给农村贫民,以此来消除他们权力的基础,这一点相对来说是容易的。但是,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来代替旧的政治文化,这是需要时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人通过革命的手段,在旧房子的废墟上建造了一座新房子,但旧社会的空气仍然渗透到这座新房子里了。由于旧文化基本上完好无损,取代农村旧压迫者的新的共产党干部,“沾染了那些旧秩序与旧法律的维护者们众所周知的固有习惯”。【32】

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战斗。有些人受了重伤。他们的牺牲是巨大的。按照传统的思维习惯,这些共产党干部是新中国的功臣,理所应当享有一些特权。很自然地,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也认为,他们有权享受过去的精英们曾经享有的荣华富贵。【33】比如说,即墨市武装部部长张绍峰就很喜欢展示他在战争期间受的伤,以此来证明他的功劳。【34】根据传统的政治文化,他们享受这些荣华富贵和特权并没有什么错。纵观中国历史,每当一个王朝被推翻,新王朝的功臣们就将取代旧的精英。这是中国特殊的王朝历史周期中很自然的一部分,也是造反成功之后的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