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政策制定者如此痴迷于提高教育水平,以至于他们忘记了提高教育水平的最终目的。那就是提高人类生活质量。 中央政府能为改善农村教育做更多的工作吗?毫无疑问,这是可以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改革证明了缺乏资金和设施的借口完全不成立。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教师工资很低,因为民班教师的月薪只有15-30元【37】。当时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月租金不足3元,足够作为一间教室。缺乏改善教育的意愿才是一个问题,正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改革所表明的那样。 我认为,毛支持大跃进倡议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承认农村人民对于减小城乡之间教育、医疗保健和生育标准之间的不平等的诉求。减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区别的社会广泛意愿通过中共的政府系统传达到了毛泽东那里【38】。虽然毛因为大跃进的挫折被迫让出一定权力之后,他也没有忘记在教育和城市和农村我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代表的风险和挑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这种“大跃进”口号的复兴表明,在1966年毛开展文革时对城乡不平等问题的关注一直影响着他的思维。 毛对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的发展战略不太满意。他发动了大跃进,其中部分动机是为了刺激农村发展。大跃进的失败又把他带回到出发点。他从来不愿认同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之间存在的差距,尤其是在教育领域的差距的合理性。我认为这是他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我还要说,缩小城乡生活,特别是教育方面的差距,是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议程之一。 农村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愚蠢。他们知道农村学校制度里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使他们贫穷落后。他们不满意中央政府的农村教育政策【39】。这是许多即墨农村居民都响应毛文化大革命倡议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即墨县志.698-699页. [2]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1926冬,428页. (the First Hunan Peasant Congress, December, 1926, 428.).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Collection of Documents of Peasant Movement During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402-450页. [3]二十五史,(福建:福建青年出版社,1991),第八卷.另见《辞海》宗学条目,2312页. [4]当时小学学龄为7-12岁.即墨县志.699. [5]即墨县志.698-699页. [6]即墨县志.701页. [7]即墨县志.699页. [8]即墨县志.451页. [9]即墨县志.456页. [10]对即墨村民的访谈.1997年夏. [11]村民们最初把建于1958年的,现在看来是大跃进象征的农村公共食堂看成是农民赶上享受公共食堂福利的城市工人和政府官员的一种方式(农民采访,1994)。曾任即墨县刘家庄人民公社副书记的杜世勋(音)在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中报告说,随着公社的建立,农民不愿意自己做饭。他们也希望能够像工人和政府官员那样吃现成的食物。(即墨县志,34-43). [12]对即墨村民的访谈.1990年. [13]即墨县志.701页. [14]对即墨县过去的学生和老师的访谈.1995. [15]对南江农村学校毕业生孙佳旭(音)的访谈记录以及对楚秀英(音),一位同一所学校的退休小学教师的访谈记录. [16]元是中国货币单位,在当时大约值50美分. [17]对一个没有上学的村民张德山(音)的采访,1995年.他的两个姐姐也没有上学。他说他当时只是在村里和其他没有上学的孩子鬼混而他的父母似乎不关心这个问题。 [18]对即墨村民的访谈,1997年夏. [19]对即墨村民的访谈,1997年夏. [20]即墨县志,教育篇,27:20页. [21]对即墨村民的访谈,1995年. [22]对即墨村民的访谈,1997年夏. [23]即墨县志,704页. [24]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7,5页. (Thomas Bernstein, 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5.) [25]对即墨村民的访谈,1997年夏. [26]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一个“户口”。户口有两种类型: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拥有非农业的户口的人通常居住在城市,地方政府会为他们提供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农村人属于农业“户口”的范畴,这表明他们是参与农业的人口。地方政府不会提供他们粮食,除非出现谷物减产和其他自然灾害。 [27]对即墨村民的访谈,1997年夏. [28]即墨第一英语教师萧青峰(音)告诉我,在她中学时代,她哥哥在凌晨4点叫醒她让她为她在学校的考试而学习。胡先生,之前的小资产阶级与即墨第一农业机械厂工人,他在访谈中告诉我们他的两个儿子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上了大学。那时他必须在凌晨5点唤醒他的两个儿子并让他们在他们家旁边的河岸上背诵他们的教科书。 [29]即墨第一中学汉语教师乔继恒(音)先生访谈录,1995年。乔先生在采访中告诉我,他在高考前猜高考作文题对他的学生来说非常的重要,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他有很多次都猜得很准。 [30]例如,在1963年的高考历史考题中有一道题让举出两个国家和首都同名的国家。许多学生都填了墨西哥和巴拿马,但他们的答案在判分时判为错误,因为墨西哥首都是墨西哥城,而巴拿马的首都是巴拿马城,存在细微的区别。 [31]吴敬梓.儒林外史(The Scholars).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是对这种敲门砖现象最好的描述. [32]康晓德(音),葫芦峪村小学教师,西村公社,修武县,河南省,在教育改革的争论中写了一篇文章“小学和中学不应该有这么多课“(There Should Not Be So Many Courses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教育改革中的争论文章选》(郑州,河南:河南省革命委员会,1970年5月)。康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承认数学、化学、物理、地理、生物、历史、外语、艺术和音乐都是重要的,但中小学的教育不应该试图对这些学科都进行课程覆盖。他还说大部分这些他中学时学过的科目的内容在他毕业后都已经忘了。 [33]即墨县志,703页.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即墨南江村上学的关旭亮(音)和张爱山(音)的采访。 [34]农村学校教师访谈,1995年. [35].即墨县志,721页. [36]大多数共产党官员在早期是农村出身的。 [37]有六种支付民办教师工资的方式。1、15元-30元每月现金支付。2、免费用餐加上月薪6到20元。3、15-20公斤粮食每月,月薪5-15元。4、粮食每年100-200公斤。5、工分加上每月的现金红利。6、仅工分支付。这些不同的待遇都相当于五六十年代每月15-30元的工资。即墨县志,716页. [38]参见《毛泽东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五卷,330-362页. [39]即墨县志,698-69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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