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集体化和经济发展的障碍

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农村进行集体化改造,努力迅速发展农业经济,为农村人口提供经济保障和社会福利。人们认为,农村集体组织将促进基础设施改善、水利控制和机械化,促进农业生产。它们也将是发展农村工业的基础。集体组织能够改善农村的社会福利,为成员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最终,所有这些目标都与共产党缩小城乡差距的基本承诺相联系。本章对即墨市集体化和农村经济发展项目的前十七年进行了评价。

合作化运动

在农村地区,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土地改革后的第一个举措,是将农民个人组织成互助团体,然后组建农业合作社。这些组织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名称。有些地方叫“土地社”,有些地方叫“合作社”。后者在中国很普遍。即墨县的人们给他们的农业合作社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如“黎明合作社”“光明社”(光辉社)等等。

这种组织结构的理由有三方面。一是防止无地贫农失去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的土地,防止农村经济分层问题的发生。个体小农,特别是在原始条件下挣扎的贫困农民,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由于水灾或旱灾而导致的作物歉收,或家庭成员的疾病,特别是家庭中唯一或主要的农业劳动者在适当的时候患病,都很容易使贫穷的家庭陷于瘫痪。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灾难可能导致家庭土地的损失。互助与合作组织为贫困农民提供了他们迫切需要的制度保障。当一个家庭遇到困难时,其他家庭可以来帮助它度过短暂的困难。从本质上讲,集体农业是一种相互保险的形式,旨在弥补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险的缺失。

农业组织可以促进分享贫穷农民没有的农具和家畜。在土地改革之前,没有农具和家畜的贫困农民不能及时耕地;结果,他们的作物在种植和收获上都错过了季节。因此,贫农的庄稼总是比别人的差。一些贫穷的农民用他们的劳动换取家畜和农具的使用。但是,贫穷的农民在这种贸易中往往吃亏,他们的庄稼仍然比那些拥有适当牲畜和工具的人种植得晚。

共产党发起的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的一些土地、家畜和农具,把它们分给了穷苦的农民。尽管如此,还是没有足够的农具和家畜供大家使用。通常,几个贫困家庭不得不共用一头牛或一台犁。在没有摩擦的情况下,协调有效地利用这种共同财产往往是困难的。互助组织为使用共同的农具和家畜提供了一些机构协调。农业合作社最终消除了大型农具和家畜的私有制,这将进一步消除农具和家畜分享方面的摩擦,进一步提高农业产量,至少党是这样认为的。

农业集体化要协调好,更好地利用农村的大量劳动力,改善土壤改良、大型灌溉工程等农业基础设施。个体农民独自工作往往看不到大型灌溉项目的好处。即使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缺乏组织机构的力量。协调大型水利工程。这就是为什么1949年中国北方的农业生产仍然很原始的原因之一。即墨农民称其为“靠天吃饭”(依靠上天获得丰收)。如果在适当的时候有适当的雨量,收成就会很好。当雨太多或太少,或在错误的时间下雨,作物就会歉收。即墨市的2,093,913亩土地,1949年只有18,900亩灌溉。另一方面,600,000亩的低地即墨市县西北部遭受频繁因为洪水在夏季和秋季作物歉收。

农业合作组织经历了不同阶段的试错。在20世纪50年代初,这些互助组织由五个或更多关系密切的家庭组成,通常来自同一家族。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初社。它包含了30到50个家庭一起工作。在1956年。组织了高级社(高级合作社),通常包括整个村庄。1957年,一些地方成立了包括几个村庄在内的大型先进合作社。大跃进期间,人民公社(people's communes)成立,通常包括30到50个村庄。在公社内部,村庄成为生产大队,一个大队又分成几个生产大队。生产团队有30到40户,农业约150到200亩土地。在大多数情况下,生产团队是基本的核算单位,收入在团队内部进行核算和分配。生产队还从生产队汇集资源,购买大型企业机器或建设大型灌溉项目,以造福整个村庄。公社从生产队汇集资源,投资于工业企业,并为整个公社的利益从事大型灌溉工程。这种资源的汇集在大跃进时期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县政府和公社的管理机构经常从生产大队中随意、任意地获取资源,投资于大型水利工程。最终,政府和人民意识到这种从生产队和旅中任意抽取的有害影响,并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予以纠正,一直维持到1980年代初集体解散。

大跃进是中国理想主义和热情高涨的时代。国家领导人、地方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科学家和普通农民都被这个巨大集体的成就和潜力所吸引。他们失去了理智,变得过于雄心勃勃,参与了太多、太大的项目,而这些项目在当时都超出了他们的能力。他们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教训,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当跳跃失败的几个因素结合起来。

改善基础设施

在某种程度上,农业组织“互助组”“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和后来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现了他们的目标。1952年,即墨县在互助组的组织下,共挖了7738口灌溉井。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即墨的农业合作社又挖了6178个坑,并在1954年购买了2033个新的机械水泵——水车(水泵)。到1955年,灌区面积增加153,300亩。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灌溉面积增加了八倍多。随着1958年人民公社的建立,灌溉设施的建设迈出了一大步。即墨县建成了首批33口配有电动泵的大水井和首批4座中型水库。石塘水库始建于1959年10月,1960年8月建成,总库容1114万立方米。王泉水库始建于1959年11月,1960年8月建成,总库容4320万立方米。松花泉水库始建于1959年11月,总库容2,850,000立方米,1960年8月建成。诺城水库容量为一万二千六万立方米,1959年11月开工,1960年8月竣工。即墨县除上述4个中型水库外,还投资了其他几个灌溉项目,其中一个是岔河灌区工程(岔河灌溉项目)。该项目于1959年4月开始,1960年初完成。

这些巨大的水利工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石塘水库用工1,715,500万个工作日,总投资302.9万元。王泉水库历时3,389,500个工作日,完成总投资214.75万元。松花泉水库采取劳动节假沙2,254,400工作日,总投资793,000元。诺城水库共吸收人工2,457,300个工作日,投资176.44万元。察河水利枢纽工程又用了732,000个工作日和662,900元的资金投入。这些水利设施建设共投入10,548,700个工作日,资金投入8,396,800元。在讨论中国的大跃进时,许多人只看到了粮食短缺和其他负面后果。他们不明白大跃进的部分目标是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大跃进期间修建的水库使农村地区在未来几十年受益。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正是大跃进期间受灾最严重的农民总是含糊其辞,而不是完全谴责大跃进的原因。

农业生产进步不大

自农业合作化开始以来,对灌溉项目建设的巨额投资开始改变即墨市的农业生产方式,改善农业基础设施。随着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农民对降雨的依赖程度降低,产量有望大幅增加。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几年里,粮食产量并没有显著增长(见表1)。在大跃进之前的几年里,即墨的粮食产量仍然相当稳定,这与气候条件有关。大跃进之后,即墨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分析造成这种灾难性下降的原因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然而,很明显,过快建设的努力导致了对种植和收获的忽视,大规模的规划和管理不善,再加上极端恶劣的天气条件,导致了严重的农业危机。1960年、1961年和1962年,即墨遭受了春季干旱,而夏季的大雨造成了严重的洪水。村民们回忆说,连续三年,夏季的洪水使田地里都是水。初夏种植的红薯在秋季仍然保持同样的大小。田野里所有的沟渠都灌满了水。1960年单产降至30.5公斤/亩,1961年降至51公斤/亩,1962年降至54公斤/亩(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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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农业收成在随后几年有所恢复,但考虑到所有灌溉项目的投资,结果并不令人印象深刻。文革前最高单产为1965年的83.5公斤/亩,并不比内战结束后的头几年高多少,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