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三、暴力革命“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不可避免，也不能放弃

 革命必然涉及暴力问题。在如何认识暴力革命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不顾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诅咒”与“妖魔化”，充分肯定暴力革命的作用，认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7页。）。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即使如此，他们也认为，“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9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871年7月3日，当《世界报》记者谈到“在英国，人们所期望得到的解决——不论会是什么样的——将可以不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而实现”时，马克思明确表示自己不如该记者那样乐观。他这样说道：“英国资产阶级，只要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总是表现得很愿意接受多数做出的决定。但是，请注意，一旦它在自己认为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上遭到多数否决，我们在这里就会看到一场新的奴隶主战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7页。）

 在推动实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强调暴力革命不可避免，坚决反对放弃革命暴力的一切主张与图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几乎所有资产阶级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资产阶级的暴力压制，因而是无产阶级或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正如恩格斯1892年10月7日在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指出的：“如果没有必须加以反对的反动的暴力，也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暴力；要知道，对那些根本无须打翻的东西是不能进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0页。）正因为暴力革命不可避免，恩格斯在1891年6月29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表示，自己“有理由痛击《前进报》那种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痛击关于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0页。）。他还指出：“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者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四、革命“有可能”和平发展，“和平的”、“合法的”斗争形式值得肯定，但不能迷信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主张暴力革命不可避免，但前提是统治阶级是否动用反动的暴力。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从暴力革命存在前提的观点出发，很容易得出另一个结论：如果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前提不存在了，换言之，如果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不动用反动的暴力，无产阶级的革命也无需暴力，革命就有可能实现“和平的”发展，或者说迎来和平发展的时期或阶段。1878年9月，马克思曾指出过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及其条件：“只有当社会中掌握政权的那些人不用暴力方法来阻碍历史发展的时候，历史发展才可能是‘和平的’。例如，如果在英国或美国，工人阶级在议会或国会里取得多数，那么它就可以通过合法途径来消除阻碍其发展道路的法律和设施，而且这也只能在社会发展所要求的范围内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页。）在该文中，马克思也不忘指出：“‘和平的’运动一遇到同旧秩序利害相关的人的反抗，仍然会变成‘暴力的’。”1886年11月5日，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指出，在英国“再也忍受不下去”的广大失业者“起来要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他们应该倾听“毕生研究英国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马克思的声音。马克思从这种研究中得出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页。）

 正是基于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或者说无产阶级革命面临某个和平发展的时期或阶段并非完全不可以设想，马克思恩格斯对相对于“不合法”的暴力革命来说的“合法的”普选制和其他形式的斗争策略表示了充分肯定。例如，1852年8月，马克思在《宪章派》中指出，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英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长期的、虽然是隐蔽的内战过程中，无产阶级已经清楚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而且甚至在农业地区也不再有农民，而只有地主、资本主义企业主（农场主）和雇佣工人，因而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90～391页。）1871年9月25日，马克思在纪念共产国际成立七周年伦敦庆祝大会上指出：“英国是唯一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工人阶级的发展程度和组织程度，足能使这个阶级利用普选权来真正地为本身谋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68页。）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也肯定了普选权对于无产阶级的种种好处，认为普选权“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给了我们一把能计量我们行动规模的独一无二的尺子，使我们既可避免不适时的畏缩，又可避免不适时的蛮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页。）。恩格斯甚至在该文中还指出：“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4页。）

 需要指出的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恩格斯对普选权和其他形式的合法斗争的肯定以及他对工人政党取得的选票数量的增长的高度重视，并不意味着他认为党将通过选举取得议会的多数，然后获得政权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相反，他肯定普选权，支持开展议会内和议会外的“和平的”和“合法的”斗争，其实不过是一种借以宣传和争取群众，夺取一个又一个阵地，把合法斗争同将来夺取政权的革命决战，把眼前的日常斗争同工人阶级的最终目的结合起来的策略，不过是一种旨在为最后同统治阶级进行决战准备力量的策略。他在该文中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将来的“特殊的任务”时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3页。）可见，这种策略与当时第二国际某些党内已经暴露出来的一味迷恋合法斗争、热衷议会选举的机会主义倾向是根本不同的。对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把自己歪曲为一个“守法的崇拜者”形象，恩格斯旗帜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愤慨。1895年4月1日，恩格斯在致卡·考茨基的信中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在一篇题为《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中，“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即《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引者注）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他表示，自己“特别希望”在《新时代》上全文发表《导言》，“以消除这个可耻的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2页。）。

 还需要特别指出，《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的一些关于肯定“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的观点不时被人断章取义地利用，被诬蔑为“社会主义和平长入论者”的恩格斯始终充分肯定暴力革命或革命暴力的作用，始终坚持和一再强调暴力革命是通向新社会的“唯一大门”。例如，1846年10月23日，恩格斯在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第三封信中认为，要实现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要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0页。）又如，1889年12月18日，恩格斯在致格·特里尔的信中再次强调：“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页。）还如，1892年2月6日，恩格斯在《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中指出:“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7页。）再如，在生命最后一年的1895年3月8日，恩格斯在致德国《前进报》出版社经理理查·费舍的信中仍一再强调：“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1页。）恩格斯在该信中还指出：“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对那些已被其编制者违犯的法律也要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