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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团结 —— 基于珠三角新工人集体行动案例的分析

2019-2-22 23:18|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2096| 评论: 0|原作者: 汪建华|来自: 《社会学研究》(京)2013年1期

摘要: 在新工人各种类型的集体行动中,盛行着“实用主义”的团结文化。工人能够灵活地运用并界定官方提供的各种意识形态,尤其是充分地利用国家法律所赋予的空间,但又不被法律话语和司法途径所束缚。工人日常生活的资源为工人形成更广泛的团结提供了可能。

四、实用主义的团结文化

尽管工人的维权行动方式各异,但是本研究认为,在这些行动类型背后,隐含着工人一整套共同的团结文化:灵活地运用并定义官方意识形态、审慎地选择行动策略、借助日常生活的资源构造团结形态。工人的这一套团结文化实质上贯穿的是市场逻辑而非阶级逻辑。

(一)灵活运用官方意识形态

李静君注意到了工人实用性地选择官方话语的态度,但田野材料的限制;使她低估了官方话语能够提供的空间和新工人对其创造性地利用的能力。她认为,在被抽空了阶级话语之后,新工人似乎只能牢牢抓住法律的救命稻草,顶多再加上底层话语,要求国家关注弱势群体(Lee,2007)。

其实在阶级、法律、底层这几种话语资源之外,市场和民族主义也是国家长期以来构建的重要话语。在工人无法依赖法律争取更多利益的情况下,市场其实是一种更有效的话语资源。资方通常难以反驳工人基于自身人力资本、管理层级、行业工资水准、企业利润、物价涨幅等因素提出的合理诉求,因为依据这些标准调整薪资待遇本身是符合市场运行规则的。资方可以不理会这些要求,因为他们这样做并不违法。但是工人也同样可以通过罢工这种集体撤退行为,让资方重新评估他们的市场价值,汽新厂的工人就通过罢工有效地展示了自己的力量和价值。因此,在行业/企业利润较高的情况下,工人往往可以有效地利用市场话语争取自己的利益。即便在行业利润比较低的电子业,如松电厂,物价的涨幅也构成他们向资方施压的有力依据。民族主义话语同样能促进工人的行动,尤其是在很多日资企业,这种话语既可以在工人之间建立与资方对立的认同,又可以给脱离甚至背叛他们的管理者施加巨大的压力。

法律话语本身也蕴含着巨大的动员潜力。它本身可以成为工人行动的动力。上述4个案例,几乎每一个行动背后都以一定的法律政策为支撑。几乎每一次地方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都要引发一系列的集体行动。在联电厂,地方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使得他们再难忍受公司的各种违法行为,尤其是底薪连最低标准都达不到这一条,有力地将工人团结起来。而在底薪达到基准线的企业,工人则可能期待工资相应的上调,松电厂和汽新厂的员工发起的罢工,都受到地方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的刺激。又如,法律对离职赔偿的规定,使得工龄长的工人敢于积极参与罢工。他们并不担心被公司解雇,因为如果公司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就必须付出一大笔赔偿费。表辰厂的工人就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点。十几年的工龄可能带来的赔偿抵消了他们因自己年龄大失业后可能找不到工作的忧虑。

法律也可以为工人的制度诉求提出依据。重组工会和落实集体工资协商制度都可以在法律和政策文本中找到合法依据。法律本身也是被不断争夺和界定的。即便是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工人也可以巧妙地实现由“守法”向“不违法”的转换。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赋予工人罢工的权利,但是也没有明确说明罢工是违法行为。很多被访者反复强调,正是确信这一点,使得他们敢于继续和资方对抗。违反法律在他们看来是很可怕的,他们在行动中也尽量注意这一点,文明理性罢工因此成为很多罢工的行为基准。他们也尽量避开一些敏感议题,例如,汽新厂的工人在QQ群中就呼吁不要谈论政治。基于安全的考虑,工人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罢工行动界定为纯粹的经济行动和市场行为。

在上述案例中,无论企业存在何种违法行为,工人几乎都直接越过了法律程序。长年在外的打工经历,已经使他们很清楚地看到这种维权途径的低效。珠三角各种性质的劳资纠纷案例,可能存在于他们周围,也有可能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学习”,他们变得逐渐老练:利用法律,但又不被法律话语和维权途径所束缚。

(二)审慎选择行动策略

工人的行动是灵活的,不被意识形态话语所约束。同时,他们的选择又是审慎的,在可行的范围内争取自身的权益。文明理性罢工、不讨论政治问题很好地说明了他们这种谨慎的特质。

从上述4个案例中,也能看出工人审慎的抗争风格。联电厂的工人缺乏有效的团结基础,市场议价能力、法律知识和抗争经验都极其有限,因此他们在罢工时选择围成一圈,不出头,不当代表,在集体抱团中寻求安全感。表辰厂化学部的工人,则选择以全厂大多数员工都感兴趣的“40分钟赔偿”作为动员手段,这样他们既可能得到这些赔偿,又能培养工人的团结意识和抗争能力。松电厂的班组长,则选择以200元生活费补贴来动员普通员工,同时抓住公司没有按法律规定完整缴纳“五险一金”的“硬伤”,以此增强自身行动的底气。汽新厂年轻的变速箱组装科工人,则根据自身的要害地位,引领了工厂的罢工行动。整个汽新厂的工人又在罢工中清楚地看到自身的车间议价能力,将抗争行动进行到底。在这些企业,工人也开始不同程度地利用媒体来为自身争取社会的支持力量。

但审慎的另一面则是保守。工人很容易基于利益算计而选择观望甚至背叛。如表辰厂、汽新厂的中低层管理者在罢工中也有利益,但基本都选择坐收渔利。松电厂的班组长在实现自己的主要诉求后,转过来帮助资方劝说、控制工人。工人往往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摇摆,例如,很多员工在工人与管理者的亲属两种身份之间摇摆。联电厂的一些员工就是因为有亲戚在管理层而不参加罢工。而表辰厂的员工最后的复工也是基于管理层的面子。左右工人选择的除了利益、关系,还有议价能力。因此,在很多企业中,无技能、学历低、年纪大的工人,往往在参与罢工时不是特别积极。

(三)借助日常生活资源构造团结形态

汽新厂的工人在互联网、同事、同学等虚拟的和现实的关系网络中协调彼此的行动,传递各种信息,分享彼此的经验。而表辰厂的工人则只能借助老乡关系在各部门间交流意见、协调行动,又经由有威望的工友在各部门组织和动员员工。而在联电厂和松电厂,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老乡、同学、同事关系,但是很难在全厂范围内形成有机的网络。他们的行动很多时候只能是相互观望,或者被其他群体左右。汽新厂和表辰厂展示的团结潜力尽管比较脆弱,难以对工人的行动产生强大的约束力并且依赖于特殊的工厂体制,但毕竟向我们展示了,新工人的行动并不一定就限于原子化,从他们生活本身,可以产生特定的团结纽带和结社能力。正是在不起眼的、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工人可能得以孕育出更为强大的攻势。

借助互联网等信息媒介的存在,工人的团结可以更进一步地跨越厂区和城市。除去抗争本身的激励性效果,工人还以互联网为平台,分享彼此的经验。相比以前孤立的抗争,现在工人可能逐渐在这种相互分享、学习和激励中,形成共同的集体记忆和团结文化。

(四)市场导向的议价行为

无论是争取既定的法律权利,还是要求额外的经济诉求,本质上都是一种集体的市场议价行为。联电厂和表辰厂的工人之所以只要求公司给予法律上应得的工资待遇,是因为他们看到企业利润和自身市场议价能力(学历、技能、年龄)都比较有限,因此,争取到法定权利至少在现有情境下已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他们的利益。松电厂的班组长因为自身的人力资本(学历、管理能力、工龄)要求更高的工资,同时又基于公司的利润情况考虑,没有进一步引导反而是劝阻工人争取200元生活补贴的行为。这一行动充满背叛的意味,但又确实是作为市场上的理性行动者在行动。大部分员工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虽然心怀不满,但也很快放弃了进一步的抗争行动。汽新厂工人的加薪诉求更是综合考虑了自身人力资本、企业利润、物价涨幅等市场因素,他们重组工会和落实集体谈判制度的诉求,也是为了进一步将市场议价机制常规化。

就罢工本身而言,也是作为一种讨价还价的手段而存在的。当企业不答应他们的诉求时,工人通过集体撤退给企业造成更大的损失,让企业重新评估他们的劳动价值和贡献。

至少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案例,表现出对替代市场运行规则的其他制度感兴趣。工人的行为,并不试图去调整抽象的市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宏观的全球资本组织体系和宏大的国家制度,而只是灵活地借助这些规则、制度和意识形态改善自己的生活困境。工人的抗争确实如“阶级团结”论者所言反对老板,但他们并不反对市场规则本身。

在汽新厂的民族志观察进一步印证了上述看法。尽管这些年轻工人在罢工中的团结让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们的这种团结还是被市场逻辑所统摄。近两年来汽新厂工会发展的困境展示了市场规则的根深蒂固。许多工人都期望工会能为他们在集体谈判时争取更高的工资和年终奖,但是在实际谈判过程中,工会代表出于自己的前途考虑不敢在谈判中表现得过于激烈,管理层出于自己的升迁考虑甚至不为工会提供有利的数据和信息,而工人更不可能以自身的集体行动来支持工会的谈判。考虑到汽新厂现在的工资水准,工人认为可能也很难找到比这更好的工作。虽然他们认为企业的利润很高,存在很大的争取空间,但是要使他们再次团结起来,争取这个空间,是很难的。

五、讨论:新工人的团结文化及其根源

对近几年珠三角代工厂工人的集体行动案例的分析表明,对新工人“守法主义”的判断显得过于谨慎。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不仅是工人进行维权的武器,它本身也会引发集体行动,并为工人进一步的制度诉求提供依据。法律的边界本身也可以成为争夺的标的,从“守法”到“不违法”的灵活转变,能够有效地消除工人对自身集体行动合法性的疑虑。工人还从改革的发展进程和历史记忆中,成功地寻找到了市场和民族主义话语资源,并有效地借助这些话语,增强了抗争的动员能力,拓宽了集体行动的范围,提升了诉求的层次。在这些维权行动中,工人也有可能借助生活中的各种资源,在全厂范围内,形成广泛的非正式的团结。这种团结的文化,在互联网等信息媒介的帮助下,可以穿透地域的限制,引发更大范围的抗议浪潮。同时,在这种相互间的传播、激励、学习、分享的过程中,工人可能逐渐拥有共同的集体体验和记忆。

本文对“阶级团结”的判断同样持保留态度。本质上,工人的集体抗争行动是一种市场博弈手段,他们经济诉求的提出也是基于对自身的议价能力、企业利润水准、物价涨幅等各种市场因素的综合评估,而要求重组工会和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也是为了能将市场议价机制常规化。工人的行动与其说是反抗不如说是进一步确认了市场规则的合法性。他们反对生活中最可见的“敌人”——企业老板及其代理人——但并没有挑战抽象的市场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资本体系。在这些抗争行动中,我们也没有看到工人提出过任何的替代性的制度设置。我们当然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工人团结文化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工人能够最终走向统一的阶级认同。在良好或糟糕的经济处境中,工人既有可能走向更大规模的抱团行动,也有可能各自为政,最大化地争取自己或小群体的眼前利益。

基于笔者的田野调查,在对已有研究的讨论和反思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盛行在工人抗争行动中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团结文化。表2概括了“实用主义团结”与前述的“守法抗争”和“阶级团结”在各个层面的差异。实用主义团结文化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即灵活地运用并定义官方意识形态、审慎地选择行动策略、借助日常生活资源构造团结形态、市场导向的议价行为。新工人的这种团结文化扎根于其日常生活中。可以说,工人的日常生活既激发又约束了其集体行动和团结文化的发展。

洞察并娴熟运用官方话语的能力,来源于工人日常生活的互动、学习和经验积累,以及近些年来互联网等信息媒介给他们提供的认知支持。从农村或学校带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生活方式,在不同的工厂体制下以不同的路径演化,或扩展、或丢弃、或加固、或中断。从漫长的、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团结纽带和身份认同,最终与互联网技术、市场环境、利益格局、企业发展状况、资方和政府的行为方式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并造就多样的行动方式和团结文化。但是,谋求生计的压力和紧迫性,又使得他们将自身的抗议对象、诉求和策略的选择限制在可行的范围中。他们的兴趣在于如何有效地在现有的制度情境和话语中,最大限度地争取自身的当下权益,同时使风险和制度的不利降到最低。工人的团结行动本质上贯穿并确认了市场的议价逻辑。他们的集体行动本质上是一场务实的“生活斗争”。

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工人生活形态和团结文化背后的系统性根源。资本在全球的不断扩展,既要求生产领域寻求最优的资源配置和最低的成本组合,也需要最广泛的人群在各个层面的消费,为生产的进一步扩张提供可持续的动力。新工人因此同时作为廉价劳动力参与生产,又作为庞大的消费群体,在大众传媒、广告、时尚等介质的鼓动下,被吸引到工业、教育、信息等各种产品或领域的消费中。各种廉价商品和低端文化符号,很有可能在为工人提供感官物欲层面满足的同时,瓦解工人的反思和批判意识。(13)但是,工人被激发的消费、发展需求和低人力成本发展模式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在工业、教育、信息、餐饮等产品的消费中形成的团结纽带、动员能力和认知洞察能力(如上所述)则在另一个层面为这种冲突提供生活领域的动力。系统性的安排因此既限制又激发了工人的行动,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形塑了工人的团结文化。

我们可以将新工人的实用主义态度放在一个历史的视角中加以考察和比较。根据裴宜理等人的研究,民国时期的上海工人,尤其是半技术和非技术的工人群体,往往容易被吸引到强调经济利益的帮会和国民党的黄色工会中。地缘政治的广泛存在进一步加强了上海工人的分裂。在缺乏技术工人的天津,工人的集体反抗不仅数量少、影响微弱,而且鲜有阶级意识出现。在经济机会极端缺乏的情况下,天津工人经常在帮派的斗争中,与自己的阶级兄弟短兵相接(参见裴宜理,2001;韩起澜,2004;Hershatter,1986)。魏昂德的经典研究则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国企工厂中“新传统主义”的盛行:在上下关系上是实用性的互惠和效忠,在横向关系上则是工人群体间的疏离。国企工人的团结意识在1990年代之后的企业改制过程中才被重新激发起来,在共同的命运面前,他们重新唤起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道义经济和阶级话语,但是这种阶级身份的重拾也被认为具有工具性的意涵,因其在老工人的集体行动中被反复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参见华尔德,1996;Lee,2007)。

虽然实用主义的态度相当程度上存在于不同时期的中国工人群体中,但我们需要注意到其背后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和生活基础的差异。这种差异由此导致了不同的团结模式。前工业时期生活经历的巨大差异(体现在经济条件、生活习惯、语言、饮食、戏剧等各个方面),导致了工人群体以地缘和技术为基础的分化与团结,民国时期工人的集体行动最终体现为地缘和党派政治的相互结合。国企老工人在改制过程及之后的集体行动,则渗透着社会主义时期的集体记忆、道义经济伦理、阶级话语、社区生活形态等各方面的影响。新工人的团结,虽然在老一代中隐约可见其地缘政治的存在,也偶尔出现国家赋予的阶级话语,但却与当代全球资本体系系统性的安排和技术发展更加密不可分。虽然缺少正式的组织基础,消费主义与低人力成本模式的矛盾、互联网的普及、职业教育的发展却为新工人的抗争提供了新的动力。在信息技术和教育经历的影响下,新工人日常的团结纽带和组织基础相对民国工人和国企老工人而言,可能仍然是松散的、微弱的,但是其行动的扩散和相互间的呼应,却可能具有时间上的迅捷性和空间上的广泛性,而其诉求的产生和发展也有可能具有跳跃性。因此,不同时代的中国工人,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共享实用主义的行动逻辑,但是其团结基础和表现形态却差异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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