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理论视野中的政策选择
首先应当明确，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中失业是制度性问题，非政策选择层面的问题。但在基本制度条件给定的情况下，不同的政策选择对现实的失业状况确实有重要影响。政策选择的出发点是基于对现实中各种实际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考量和判断。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理论框架的选择。不同的框架会提供不同的理论视野，不同的理论视野会对政策选择产生不同的影响。而政策选择又是社会价值目标的具体体现，中国的基本社会价值目标仍然是社会主义，因此在应对失业的政策选择上，应当使用能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实现的理论框架。
目前中国应对失业问题的各种政策选择，大部分与西方国家趋同（如改进劳动市场服务，政府对劳动者的培训计划等），其理论依据（如摩擦失业，结构性失业的理论）也基本源自西方经济学。应当承认这种技术层面的理论有它的合理性，可以为应对我国失业问题的政策选择提供一定程度的理论支持。可能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失业理论是基于制度分析，较为敏感。因此在政策选择上似乎很难看到这一理论影响的影子。这会使政策选择缺乏大的理论视野，进而在应对失业问题上有可能弱化社会主义价值色彩，不利于有效应对失业问题。这种现象至少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在应对失业的政策选择上似乎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制度性约束理论的影响。马克思将失业看作制度约束的产物。依此逻辑，解决失业问题必须根本改变制度条件。西方经济学的失业理论完全与制度分析脱钩，通过技术分析将失业推演成由人的自利性，市场的不完全性和劳动供求的不对称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中国经济体制设定为市场体制，但基本制度设定应是社会主义取向。因此在应对失业问题的政策选择上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约束理论的导向。要注重制度条件的设置对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作用。这种制度条件的设置就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唯有如此，国家才能掌握大量就业资源，才能在应对失业问题上掌握主动权。2009年面对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政府决定中央企业安置20万大学生就业，就证明了这一点的重要性。间接性的就业调控政策（如减免税等）一方面主动性弱，另一方面在市场前景暗淡时（这时候失业往往严重），间接促进就业的政策效果往往有限。实际上二战以后，西方国家面对严重失业状况时，直接促进就业从而改善失业状况的政策很少，效果也很有限。它们的政策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就业，而是调控市场。摆脱严重失业局面最终也是依赖于市场的回暖。而这个过程往往很长，劳动者要受到长时间的失业煎熬。制度性因素决定了西方国家没有直接解决就业的有效资源。而我国近些年来失业问题较为突出的原因之一，也是公有制企业转制使国家直接掌控的就业资源大幅度减少。如国有企业从业人员1995年为11261万人，到2005年只有6428万人。集体企业从业人员1991年为3628万人，到2005年为810万人。同时这些就业人员的劳动关系也通过所谓身份置换转为雇佣劳动关系。公有制为主体不仅是所谓公有资产占优势，更应体现在非雇佣劳动关系在劳动关系中占主体地位（雇佣劳动关系在一般意义上是失业现象存在的充分条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对解决失业具有关键性作用，这是最具有探索价值的，这也是制度性约束的根本体现。因此应对中国失业问题，西方经济理论支持下的政策选择虽然有一定效果，但更应重视马克思主义制度约束理论指导下的制度条件设置，这是应对失业问题的根本之道。至于将就业问题诉诸于中外资本的所谓社会责任，与资本本性不符，纯属无稽之谈。2009年金融危机之时，外资不顾工人利益，撤资外逃现象开始蔓延就是证明。
其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失业理论中是以强资本（占有生产资料）弱劳工（不占有生产资料）为现实前提的。它反映了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是一个真命题。而西方经济学的劳资关系理论中，以劳资双方是平等的经济主体为假定。这个假定充其量在法律关系上是真实的，它并没有反映真实的社会经济关系。以这种理论假定为支持的政策选择很可能失之偏颇，例如目前在劳资关系问题（如解雇工人和工资水平争议等）上的集体谈判制的政策倡议不但源自西方的政策实践，其理论支持也是来源于西方经济学的劳资主体平等，政府中立的基本理论假定。这种理论既不符合西方现实的基本经济关系，也不完全符合中国现实的经济关系，更不符合中国法定的基本制度要求。就现实的经济关系而言，资本在经济上处于主动和强势地位，劳工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是不容否认的客观现实。仅此而言，政府就不应中立，而应侧重于劳工的诉求。如果从基本制度要求层面考虑，就更应侧重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实际上西方资产阶级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其长久的统治地位，在政策选择和法律设置上也并非完全基于劳资主体地位平等的假定，而是默认强资本弱劳工的现实，并在一定程度上侧重维护劳工的权益。因此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取向的执政党更应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政策选择上要侧重维护劳动者利益，在诸如解雇劳工等关系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以集体谈判为形式的所谓劳资协商。
再次，在应对失业的支持性政策的选择上，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也可能会产生影响。在对战后西方失业问题的解释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将战后西方的福利制度视为原因之一。即所谓福利制度形成了“养懒汉”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自愿失业，从而加重了失业问题。就理论层面而言，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福利制度养懒汉”的推论，是基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发生变化时，收入效应衡量了个人供给的工作时间变化。因为闲暇是一种正常品，当收入增加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人会需要更多的闲暇时间，因此工作的时间更少。”这种理论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具有明显的辩护性。战后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压力所致，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很大的弹性（目前西方国家削减社会福利已呈常态）。它对失业的支持性作用只是减缓失业的痛苦，缓解社会压力，它从来就不是造成失业的系统性原因。“制度养懒汉”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它并不与现实完全相符。以致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也对此抱怀疑态度：
【“由于绝大多数接受福利的工人拿的都是低工资，所以很难说这种制度抑制了工作而使大量的人继续享受这种福利制度”。】
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应以劳动为主体，不应以资本为主体。因此在失业支持性政策（如失业救济和低保等）的选择上，不能用西方经济理论作为出发点和支撑点。政策实施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不能用西方的这种理论作宏观性解释。事实上就总体而言，目前失业救济和低保等支持性政策的力度也远未达到养懒汉的程度。在这方面要警惕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失业支持性政策的设置和力度选择的基本依据应当是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和基本尊严，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承诺，是对劳动者整体的依靠和信任。
此外，不但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不足以作为政策选择的依据。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所谓历史模式也很难照搬。目前中国潜在就业压力很大程度来自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小城镇和扩大城市化似乎是一种可能的选择，也与西方国家的历史演进路径相吻合。但是西方国家这一演进路径的特点是工业化的速度远高于城市化的速度。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后的欧洲，这一特点非常明显。
【“工业中劳动力的百分比总是比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口的百分比高。例如，1850年的法国，仅有总人口中的10%生活在居民有2万人或2万多人的城市里，但是劳动力的20%在制造业工作。在1870年的德国，相应的数字分别是12%和30%。由于这一阶段法国和德国的劳动力的增长率每年都不到1%，所有制造业部门只要以3.3%的速度增长就可以吸收所有每年劳动力的增长”。】
这说明欧洲国家真正解决剩余劳动力的不是所谓城镇化，而是工业化。可是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基础薄弱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制约，以及自身政策选择的原因，工业化的速度远比城市化的速度慢。
【“几乎在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里，居住在城市的人口的百分比大大超过在制造业中工作的人口的比例。例如，巴西在1990年71%的人口居住在50万或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地区，但是仅仅20%的人在制造业里工作。哥伦比亚城市化的比率几乎达到68%，但是仅有17%的人口在制造业从事工作”。】
这一模式的结果不是解决剩余劳动力，而是使贫民区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的一大“景观”。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体的失业群体的存在是发展中国家失业问题的主要症结之一，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广大发展中国家克隆西方发展模式几乎没有提供过成功解决问题的先例。而二十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模式却对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同时并举，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工业化对小农经济形成冲击，同时工业化又无法同步吸收破产小农的问题。然而这一探索随着农业集体化的消退戛然而止，这是殊为可惜的。以致于我们不得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面对小农经济背景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带来的失业问题。这一问题如果不探寻新模式的话，几乎是无解的难题。而要探寻新模式，首先就要超越西方经济学的教条和其发展模式，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起点。
【石冀平，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