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的教育改革

教育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具争议的领域[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354页。]。毛泽东在运动开始时制定的中央指导方针,即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即“五一六通知”)中指出,“文革的任务是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 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5月16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共产党的教育政策与其他政策和决策一样,被认为是神圣的,从未受到人民的任何批评和讨论。中共坚称它代表了人民的最大利益,而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政策制定过程中几乎没有公开辩论。中央政府的政策简单地从上到下传递,并根据各级党员的解释实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学生质疑党的权威及其教育政策,要求对教育进行根本的变革[ 红卫兵在学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质疑党的教育路线。1997年夏天和兰城武的访谈。]。他们的做法对农民和工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实际上,他们在即墨建立了一个新的、更民主的政治行为准则,这套准则暂时打破了党的独裁统治。受(山东)即墨学生的影响,农民和工人也认识到并开始反思教育政策的不公平性。

挑战即墨县的教育体系

如前一章所述,即墨县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在即墨第一中学打响。那里的造反派学生贴出了第一个质疑学校党委教育政策和实践的大字报[ 和即墨前造反派的访谈,1995年。]。他们的质疑遭到学校和县党支部以及县委派出的工作组的激烈反击[ 和即墨前造反派的访谈,1995年。]。问题在于学校的教育理念。造反派提出了关于学校应如何运作的具体问题。比如招生政策应该是什么?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教材?应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教育系统的挑战者在系统中其实表现得很出色。高中生王思波和初一新生兰成沃是即墨市第一中学最初成立的两个造反派组织的领袖。他们都是贫农家庭出身,也是班里的共青团成员。文革之前,他们一直学业成绩优秀,政治觉悟也很高,学校很信任他们。当时,王思波正准备参加全国高考。他计划去北京大学或山东大学[ 和即墨前造反派的访谈,1997年。]。那时,北京第一女子高中的学生写信给中共中央委员会,要求国家对高考制度进行根本变革,不是为了个人利益,王思波和其他同志这么做也是如此。他们毫无悬念可以在现有系统中接受大学教育,并成为社会精英[ 王朱莉,《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中国学校的文化大革命》,17页。]。但他们对这个制度提出了质疑,因为这与共产党灌输的社会平等的意识形态相矛盾[ 和北京第一女子高中毕业班班长荆艾艾的访谈,她和同学一起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彻底革新大学的入学考试系统,1993年。]。因此,当1966年6月的教育改革临近,中央政府决定停止高考时,王思波和他的高年级同学感到很兴奋[ 和前造反派的访谈,1997年。]。

造反派要求对现有的教育制度进行彻底变革,使其对比较弱势的中农和贫农子弟开放。自大跃进开始以来,政府一直在讲消灭三大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和工农差别[ 大众媒体早在文革前就说要消灭三大差别,还专门有歌曲传唱这个政策,见王的书第17页。]。对于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来说,消除这些差别的口号非常有力,也非常吸引人。但它只是一个口号。只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学生才将其作为斗争的具体目标。他们认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不是在帮助消除这些差距,而是在维持它们。他们看到一小波学生接受了精英式的中学教育,考上了大学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那些没有进入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成了公务员和城市工人;但很少有人回到农村地区[ 和前造反派的访谈,1997。]。由于造反派强烈认为需要消除这三个差别,他们并没有在工作组压制他们的时候放弃战斗[ 和前造反派的通信,1996年,1997年。]。

兰成武和他的朋友们去了即墨市的其他学校,动员他们的同学[ 即墨第一中学也位于县城外。与其他城市相比,该镇是一个乡镇,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农村居民,但与县内其他农村地区相比,它又是城市,因为它是全县的商业中心。]。他们与村里的农民和工厂的工人交谈。他们还去即墨县解放军的军营宣传他们的想法[ 与造反派领导人的通信,1994年,1996年。]。斗争的转折点发生在毛泽东及其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支持者们对北京造反派予以支持的时候。毛的支持决定了造反派在即墨开始占上风。驻守即墨的解放军军队决定支持他们,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毛泽东的态度,同时也因为造反派的观点吸引了他们[ 中央要求军队支持革命左翼分子。但由于革命左翼分子没有具体的标准,所以由在场的士兵们来决定到底支持谁。]。结果造反派赢了,争取到了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权利[ 与造反派领导人的通信,1995年。]。王思波,李应亮,姜振声,王占军,王思纶,兰成武等造反派领袖都成为即墨县最重要的教育阵地——即墨第一中学革命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为该县大胆的教育改革铺平了道路[ 1997年夏天采访了即墨的前造反派领导人。]。

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其实是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一封信的一部分,也是文革教育改革的哲学基础。毛泽东在信中提出应缩短上学时间,在教育方面进行革命性的改变,以及不能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占主导地位[ 毛泽东五月给林彪的第七封信,即五月七号指令,于1966年5月15日出版。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4页。]。在1968年4月,即墨县学校的工人、农民、士兵、造反派学生和教师制定“初等教育改革方案”的时候,这封信是他们的灵感来源[ 即墨县志,即墨县事件年表,74页。]。即墨教育改革方案要求取消考试作为筛选初中生和高中生的手段,每个村庄都建立自己的小学,邻村之间建立联合中学。小学的入学时长从六年减少到五年,中学和高中分别从三年减少为两年。方案还要求新编写的教科书要考虑到当地的实际需求,并采用新的教学方法,赋予学生更多课堂主动权[ 1997年对前造反派领导人的访谈。]。

新的农村小学

当即墨县初等教育改革方案于1968年4月发布时,支持改革的红卫兵造反派已经在管理即墨县了[ 即墨县志47页,访问前造反派领导人,1997年。]。很快,许多村庄建立起了自己的小学。在文革之前,南河,郭家巷,窑头三个村庄共有4000人左右,在一座古老的寺庙里只建有一所小学,并且只提供到四年级的课程。一、二、三年级各有两个班,但四年级只有一个班。现在这三个村庄都决定建立自己的小学,并与其他四个村庄建立一个联合中学[ 1997年对村民的采访。]。

当时,这些村子都很穷,尤其是南河和郭家祥。这两个村子的农民几乎没法自给自足。在过去的几年里,南河的一些家庭甚至需要政府救济粮才能在艰难的春季渡过难关[ 1995年对村民的采访。]。他们没有钱,但他们没有被吓倒。这些村庄有充足的劳动力。在南河村,革命委员会和普通村民一起选了村里的一块地,计划建学校。1968年秋收后,村民们开始在村里的采石场和树林采石头、伐木。他们干了整个冬天,到1969年初春,他们收集好了建筑材料,就开始建自己的小学。春播前,南江村已建成了小学,有五个大教室和一个三室办公室[ 1997年对村民的采访。]。到了1969年的冬天,这三个村庄都有了自己的小学,安上了玻璃窗和电灯,这些新的农村小学比以前在老庙里的政府小学要好得多[ 1995年对村民的采访。]。

这些农村学校的教师本身就是受过初中教育的村民,有的只受过小学教育。仅受过小学教育的李美华,周崇琦,赵丽梅,曾在南河村小学任教。关旭芬,周立芬,1968年中学毕业,是南河村两位教育程度最高的老师。南河村小学的所有老师都没有接受过任何教师培训,只有一个在政府学校任教过的老师被聘来管理农村小学。所以,这些老师们都缺乏教学经验,只能教学生最基本的识字和数学。在农村学校成立的最初几年里,除了还有一些唱歌和绘画课,就没有别的课了。体育课要么是在村里的街道接力赛跑,要么就是搞拔河比赛。大多数新建的农村小学都是如此[ 1995年采访农民代表的前成员。]。部分学者批评文革的教育改革老拿农村学校条件差来说事,但当时的村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他们难道还要等有了更好的老师才开始上学吗?孩子一生中只有一次接受教育的机会,一旦错过了这个机会,就永远无法重来!

农村学校的运作很灵活。在农忙时期,老师们会带着学生到田里帮忙收割,比如拾麦穗,或者有时会在休息的时候给村民唱歌。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还参加了一些课外活动,制作纸盒和信封来为学校赚钱。挣到的钱用来看电影以及覆盖学校的部分费用[ 采访1995年南河村村小学校长薛秀兰女士。]。

郭家祥村的孙世玉讲述了他的经历。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非常想上学,但在文革前却上不了,家里人要他照顾山羊。每天早上他都会羡慕地看着其他孩子上学。他还特意把他的山羊带到学校窗外的牧场,这样就可以在放牧的时候透过窗子看学生学习。其他没法上学的孩子也聚集在那里。有一天,他正在看三年级的学生学习高玉宝自传(《高玉宝》)中的第五章《我要读书》,讲述了他童年上学的渴望,以及他的家人在中共掌权之前无法送他去上学的经历[ 高玉宝的书“我有上学”(1名想去学校)在中国非常有名,他的作品被用作全中国小学生的教科书。]。高先生的自传在当时非常受欢迎,这也是为什么这篇文章会被编进小学教科书。然而讽刺的是,在高玉宝的自传中,他所痛恨的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不公平现象仍然存在,窗外无法上学的孩子们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在场的老师和学生们都意识到了。老师当时深受触动,在窗外问孙世玉和他的玩伴如果学费减免了能不能来上学。但是,仅靠学费减免没法帮助到这些孩子。家里的山羊还需要他们来管。

孙世玉和他的同伴们在1967年的教育改革期间进入了三年级。尽管孙世玉在上学时比大多数同学年长四岁,但农村教育改革对他来说是一阵及时雨。他能够完成小学学业并继续上中学。中学毕业后,他在郭家祥村的工厂工作,成为当地重要的技师[ 1997年夏天采访前乡村学校学生。]。因此,即墨在文革期间作为试点的农村小学解决了许多孩子上不了学的问题。首先,它为村里的每个孩子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学校够大,能让每个孩子上的了学。第二,学校是免费的,父母不需要为子女的教育负担任何开支[ 1997年夏天,对村民的采访。]。第三,孩子们在自己的村子上学,上课时间灵活,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帮助父母做家务。在农忙时节,父母最需要孩子帮助的时候,学校就会暂时关闭。更重要的事,父母不能轻易否认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村里所有的孩子都要上学了,这给父母带来了压力,他们不得不送自己的小孩也去上学。根据南河村革命委员会领导江志和(音译)的说法,村干部还会去问父母们有没有送孩子上学[ 1995年对村民的采访。]。

由于农村学校消除了阻碍农村儿童入学的大部分障碍,一旦村里的小学建成,入学率就会上升[ 1995年对村民的采访。]。即墨县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在1968年达到90.5%,1973年达到98.3%,1976年达到99.1%[ 即墨县志,教育,27:16。]。据南城村小学一位有20多年教学经验的退休教师周成琪说,随着村里学校的成立,无学可上不再是问题[ 1997年夏天对村民的采访。]。

新的联合中学

比建立农村小学更重要的是建立联合农村中学,这样即墨县每个村里的孩子都能接受中学教育。到1969年,该县建立了130所联合中学,平均每七个村中就有一所[ 即墨县志,教育,20页,23页。]。南河村和六个邻村郭家祥,胡家村,窑头,华源,莫西,和傅家庄汇集资源,建立了联合中学。七个村的总人口为8000人,每个村派代表共同组建了委员会,以协调学校的建设工作。每个村庄按照各自的规模大小提供相应比例的建筑材料。南河和郭家祥比其他村子大,贡献更多。大多数基本的建筑材料当地就有。南江和郭家祥有采石场,他们贡献了大部分石材。窑头村生产砖块,为学校建筑贡献了更多的砖块和瓷砖[ 1997年对村民的采访。]。

建筑材料组装完成后,由七个村子的泥瓦匠组成的施工队伍开始建造七个新教室。学校建在政府经营的小学校址上,该小学曾经服务过窑头,南河和郭家祥。这所学校坐落在南河和郭家祥之间的一座古庙里。为了建立联合中学,需要更多的土地。但是,前寺庙学校附近的土地已经被两个村子的人们用作菜园多年,对他们来说非常宝贵。要说服这些人重新安置他们的菜园是非常困难的。为了他们的学校,两个村的造反派领导的政府说服村民们放弃他们的旧菜园,在稍远一些的地方建了新菜园[ 1997年对村民的采访。]。

联合中学的建设解决了学校建筑的问题。但是找老师在学校教书是一项更艰巨的任务。找到可以教小学的人相对容易,中学教学要求则更高。为了教初中,教师至少要接受高中教育,当时农村地区只有少数人接受过高中教育。南河村联合中学决定找两名前政府教师,他们有正式的教师培训;还有四名农村教师,他们已经完成了高中学业并具有中学的教学经验。幸运的是,侯振民和王庆余在报纸上大力宣传政府教师回乡教书。因此,许多来自城市地区的政府教师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农村[ 1968年10月,嘉祥县教师侯振宁和王庆余提出,政府教师回到家乡像乡村学校教师那样教学并拿工分。他们的提议在新闻界引发了辩论,最后在一些地方被采纳。这项提议在政府教师中引起极大争议,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会失去作为政府雇员的薪水和福利。见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4日。]。南河联合村中学有六名这样的回归教师[ 1995年对村民的采访。]。这项政策在许多政府学校教师中不受欢迎,结果在即墨的联合乡村中学反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通过联合村中学的安排,完成小学教育的农村孩子都可以入读中学。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空间。不需要入学考试去筛选淘汰学生。来自七个村庄的所有小学毕业生将自动升上中学而不用参加任何考试[ 1995年对村民的采访。]。随着联合村中学的建设,即墨的每个农村孩子都可以在离家不远的一所学校接受免费的中学教育。

新的公社高中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即墨只有两所高中,1962年共有88名学生,1963年有132名学生,1964年有99名学生,1965年有212名学生[ 即墨县志,教育,20-24页。]。由于空间有限,在文革之前只有约五分之一的中学毕业生能够进入高中[ 即墨县志,教育,20:22。]。

即墨的初等教育改革方案呼吁人民公社建立自己的高中。到1969年,即墨县的高中数量增加到17所,有3,020名学生入读高中。到1976年,高中的数量增加到84所。公社高中都是由公社建造和资助的。即墨县共有三十个公社,到1976年,每个公社约有三所高中(见表2)。 1976年,即墨新入学的高中生达到8,264人,毕业班有4,095名学生。 1976年,即墨的所有高中共有13,172名学生入学[ 即墨县志,教育,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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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墨于1969年至1976年实施初等教育改革方案的七年中,共有19,130名高中毕业生,比文革前十七年的人数增加了十三倍。在同一时期,有84,727名初中毕业生,比文革前几年的人数多17倍(见表1和表2)。

在1976年即墨高中的4,230名教师和工作人员中,有2,426人(超过半数)的工资用工分计算,也就是说聘请这些教师和工作人员的开支由村民共同承担(见表3)。农村教师的工分和农民在田间或村工厂挣得的工分相同。他们每个月还从公社政府获得2元现金补贴。当然,如果政府能支付所有教育费用自然更好,但政府本身并不会产生资金。它只能通过征税来获得收入。没多少人喜欢缴税,但没有税收就没有公共服务。在公社这样的结构下,税收基本不存在了,政府的成本也大大降低,因为政府不需要收税去供养一个官僚系统了[ 当时中国的系统并没有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但是因为像教师这样的公务员是按工分支付的,所以工分的价值实际上是减少了的。但这和征税不一样,人们不觉得这是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