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改革到政变
20年前，以苏联副总统Г.И.亚纳耶夫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它号召同胞们关注祖国命运和苏联人民的命运，应对当时我们伟大祖国正面临的致命威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包括：О.Д.巴克拉诺夫——苏联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В.А.克留奇科夫——克格勃主席，В.С.帕夫洛夫——苏联总理，Б.К.普戈——内务部部长，В.А.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А.И.季贾科夫——苏联工业国营企业和联合公司、建筑、交通与邮电协会主席，Д.Т.亚佐夫——苏联国防部部长。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的主要原因是：戈尔巴乔夫主导的社会生活民主化政策，本应成为国家加速发展的工具，结果却走入绝境。这一政策没有对政治体制进行深刻的改革，取而代之的是对社会实行一套表面的、远离现实和缺乏深思熟虑的措施。公开性和民主化方针成为一种对国家制度进行改革的掩护，而这种改革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针对苏共和苏联社会政治体制的谎言和诽谤以及经“重塑”的大众媒体发出的浊流，妨碍了人民认清“民主派”的言行矛盾。一些人用“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吸引选民们，承诺“真正”的民主时代就要到来，将从“党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实际上，改革的“设计师”既痛恨党，也痛恨苏维埃。在关于全人类价值观的蛊惑人心的陈词滥调之下，等待苏联公民的完全是另外一种命运：另一个国家、另一个社会经济体制和建立在苏联人民所陌生的道德精神价值观之上的另一个社会。
1989年5月开始的人民代表大会跨地区议员团的行动表现出“民主派”更加反动的趋势。正是跨地区议员团承担起“第五纵队”的角色，不仅在思想上和物质上支持内部的反革命，还从内部支持反苏力量。正是跨地区议员团推动了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背叛行为，正是它在内部捣鼓着最肮脏和荒谬的无稽之谈，诋毁苏维埃体制，展开对俄罗斯杰出政治活动家列宁和斯大林的无耻诽谤。
大多数代表真诚地关心国家命运，但他们对反革命发起的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协调一致和疯狂的攻击毫无准备，对Ю.阿法纳西耶夫、A.索布恰克、Г.斯塔罗沃伊托娃、Г.波波夫和其他几十个议员团发言人毫无戒备，这些人的厚颜无耻超越人类无耻之极限。
反苏力量曾利用打压和恐吓战术展开声势浩大的工作。例如，1989年9月，在莫斯科选民联合俱乐部的秘密会议上，波波夫指示自己的同谋者：
【“我们有机会胜利，这需要每一个俄罗斯联邦代表的力量。代表应该清楚，如果他不是按照跨地区议员团指示的投票，那么他在这个国家将无法存活。”】
由此可见，在自己圈内不一定要完全披上民主的外衣。
20世纪90年代初空荡荡的商店——并非如不调和的反对派现在喜欢高谈阔论的那样是苏联政权政策的结果，他们以为人们的记忆都很短暂。我们清楚地记得，“民主派”如何亲手造成商品的全面短缺和不稳定的局势，又如何将自己的无耻计划变为现实。关于此，雷日科夫也回忆过：
【“商店货架上空荡荡的”。】
他写道，
【“而在港口上停泊着载满了食品和消费品的船舶，有人愿意参与卸货，却被用钱打发走了。铁路出现堵塞，实际是有人封锁了国家铁路。田地里的庄稼和蔬菜烂掉，果园里的水果腐坏。国内一切瞬间坍塌下来：全面的短缺、犯罪率上升、民族关系尖锐、罢工。实际上国内经济和政治生活开始动荡。这对谁有利呢？对那些毫无顾忌地一味损害国家政权威信的人有利，对那些觊觎政权的人有利。结果政权瘫痪。从此，在超过15年的时间里，为了以后‘民主派’能顺利夺取政权，电视上不断重复同样的画面：商店里空荡荡的货架。但是现在，那些‘独立的’大众媒体的掌权者却羞于讲出商店被掏空的原因……在国内，暴民夺取了政权”。】
类似事件接连在多起民族冲突的背景下爆发，这必然导致悲剧结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1991年8月18日通过的《告苏联人民书》中沉痛宣布，人们过去曾有的积极性和希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怀疑、冷漠和失望。各级政权都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政客们令社会不再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开始灌输对国家所有制度的强烈蔑视，本质上国家成了不可控的。
正如在《告苏联人民书》中宣布的那样，利用所获自由而出现的极端势力，采取了消灭苏联、毁灭国家和不惜任何代价夺取政权的路线。政治冒险主义者建立起道德政治恐怖态势并试图以人民的信任作为盾牌，他们并不认为被他们谴责和分裂的民族关系是建立在人民的广泛支持基础上，并经过多个世纪的历史检验的。那些本质上颠覆了宪法体制的人，应该在母亲和父亲们面前为民族冲突而牺牲的生命负责任。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将克服深刻而全面的政治危机、民族对抗的危机和混乱与无政府状态的危机视为自己的任务，这些危机威胁着苏联人民的生命和安全，威胁着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威胁着自由和我们民族的独立。
人民在1991年3月进行的全苏联全民公决中就保持联盟与否的意见应得到支持，人民的意见清楚而无争议：76%的公民支持保留苏联。这一重大结果甚至是在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6个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拒绝参加表决的情况下得出的。无尽的洗脑没有用——苏联人民敌视分裂自己伟大祖国的行为。
整个行动都是为了阻止苏联解体和制止建立取代苏联的某种联盟——主权国家联盟的条约的签署。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派”班子当时正在所谓的新奥加廖沃进程中准备新的联盟条约。将于8月20日签署的秘密起草的条约方案中，一切有关社会主义制度的提法都不见了，我们的国家被定义为“民主国家”。
毫无疑问，该条约推翻了我国的宪法体制，必然导致统一国家的消失，通过这样的条约意味着背着人民进行反苏政变。
然而，戈尔巴乔夫所倡议的“新奥加廖沃条约”被另外一种即叶利钦所筹划的更为反动的政变阴影所笼罩。在与戈尔巴乔夫争夺政权的过程中，他极力想要更快更凶狠地消灭苏联，要知道叶利钦能迅速战胜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条件就是苏联的解体。为此，叶利钦派最大程度地利用了1990年7月12日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宣言宣布俄罗斯法律高于联盟法律。
我当时就确信，经过20年现在仍不怀疑，俄罗斯获得的主权是一个撬棍，迟早会撬开苏联所有的内部边界。遗憾的是，许多俄罗斯共产党员犯了严重错误，没有及时看清这一决定预示着什么后果。无疑，仇俄分子的猖狂、众多的怨恨和国内的混乱都对这一决定的通过产生了影响。但不应忘记，大多数邻居当时处于与俄罗斯居民一样的贫困状态，应试图理解他们，忍受埋怨。要知道，俄罗斯与其他的共和国对抗并不明智，特别是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对抗。哎！类似的论点当时几乎没人理睬，情绪化盖过了理智思维。连锁反应很快接踵而至，众所周知的“各主权国家的阅兵式”开始了。
二、被奸细挟为人质
想要理清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时已形成的非比寻常的政治现实并不容易。1991年夏天到来之际，在苏共组织框架内最终形成了独立和无法调和的两个党派：操纵者与卖国贼的一派，强国主义者与爱国主义者的一派。二者分裂的进程不仅仅像戈尔巴乔夫常说的刚刚“开始”，而是早已“发生”。
国内，普通群众政治倾向的分裂深化，而且人们选择相信那些简单化的和粗陋原始的克服深远经济发展危机的纲领。此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远离共产党员并信任“民主派”，他们真诚地相信，所有积聚的问题可以在500天内解决。军队的思想动荡加剧，已经结束的阿富汗战争被大肆利用来诋毁军队的信誉。
真正的共产党人被迫卷入与优势明显的势力一方的斗争中，这一势力被背叛的苏共上层全部动员起来，在自己周围筑起环形防御。“民主派”的领导人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波波夫、索布恰克、沙塔林、沃尔斯基在1991年6月初发起新一轮猛烈攻击，宣称要发起民主改革运动。遗憾的是，苏共中央没有做出合理而有建设性的回应，取而代之的是第二天宣布了如下消息：苏共领导人“不排除党员在民主改革运动框架内进行建设性合作的可能性，如果该运动宣称的目标能够被其行动实践所证明的话”。这样的“实践证明”不允许须臾片刻，谢瓦尔德纳泽在当选民主改革运动组织委员会主席后立即宣称退出苏共。
鉴于雅科夫列夫不急于摘下自己的面具，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替他这么做了。1991年8月15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其公开演讲的问题后，作出“鉴于其行为违反了苏共章程并旨在分裂党，认为雅科夫列夫不能继续保留苏共党员身份”的决定。大多数共产党员评价这一决定为首个不可避免的报应。
然而，在“8·19”事件前夕，党内健康势力的思想立场越来越模糊，因而越来越少的人相信苏共或者其他什么信仰社会主义的力量能够扭转事态。
清楚的是，在为保卫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能力打击修正主义者和叛徒的共产党人表现出超出许可的忍耐，经常采取错误的妥协和合作，时常误解党的纪律。因此，戈尔巴乔夫才能稳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直到一切崩溃为止，上演了一出摧毁苏联和苏共的戏剧。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采取行动和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都可归咎于上述状况。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党政人士，早已无望地丧失了战略创意，没有战略创意想要达成任何积极成果都显天真。而且更困难的是，实际上在那一历史时刻想要扭转社会舆论已无可能，“民主派”在雅科夫列夫大众传媒的支持下事实上完全掌控了局势。
1991年6月25日～26日，苏共历史上最后一届中央全会非常平静地召开了。尽管国内局势极其紧张，之前叶利钦发布了国家机关非党化命令，苏共中央委员仍要把党内“摊牌”一直拖到年底即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这再一次表现出不可容忍的惯性的力量，而且是在每一天拖延都是向死亡靠近的时刻。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8月19日的文件性质完全符合当时的气氛和政权高层的相互关系。不难发现，在文件中没有描述任何现实中应为国家困境负责的个人或者势力，也没有号召劳动者为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而参与某一具体行动。“战术”如此奇怪，可以说完全没有对群众的组织工作，结果自然看不到在首都和其他城市有任何重大的有组织的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了。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失误是远离人民，他们没有想到让人民支持自己的行动，甚至没有提出发动罢工、游行、集会的问题，而这些行动才能够让群众抵制“民主派”。担负起恢复国内宪法秩序责任的那些党和苏维埃领导人以为，一切问题依旧可以由高层干部的重新配置成功解决。
问题还在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对戈尔巴乔夫及其周围人的政策的态度不明朗。很长时间他们都处于一个班子并支持戈尔巴乔夫，其中一些人非常冷静地洞察到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危险性，知道这些改革与国家在社会主义框架内摆脱发展危机的任务无任何共同点。对苏联正疾速滑向资本主义、国内正在确立资产阶级专政很难视而不见。然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像许多苏共其他诚实的领导人一样，并无勇气坚决并及时地中断戈尔巴乔夫的狂欢。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与戈尔巴乔夫的亲近，在很大程度上缘系他们个人对他的忠诚，希望他终能幡然醒悟并阻止国内局势继续恶化，这导致委员会成员沦为他人最终实现瓦解苏联和苏共意图的工具。在对党政一把手的纵容下，自由民主派高层得以成功利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实现自己的目的，把委员会的建立和行动涂抹为20世纪最恶劣的政治挑衅，国会纵火案和基洛夫刺杀案在其面前都黯然失色。
策划和挑事、起诉被推举进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和发动公众积极行动的，都是同一些人。他们当中许多向紧急状态委员会大发雷霆的人，在“8·19”事件前两周还签署了实行紧急状态的一般程序。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的计划，除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不可能有任何出路。
我们并不怀疑委员会成员对人民的忠诚，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他们被无耻地“暗地”利用了。同样，他们自身行为的优柔寡断和立场的令人费解，使几千名共产党员及支持他们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备受打击。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这一行动经过长时间的精密筹备：戈尔巴乔夫第一次说出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是在1991年2月。当然，雅科夫列夫在春夏两次“警告”“国家政变”不可避免并非偶然，最后一次是在8月17日。幕后阴谋的高手总是表现出令人瞩目的渊博知识并为模仿一切真实进程布下背景。2010年5月18日在接受《独立报》的采访时，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А.И.卢基扬诺夫强调，有些情况大家都长期缄默不语。例如，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戈尔巴乔夫本人成立的，相应的成员也是戈尔巴乔夫开会确定的。这次会议于1991年3月28日召开，卢基扬诺夫出席了会议。当时提议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准备关于实行紧急状态秩序的法律，而克格勃的几位将军起草告人民书。一切就是这么实施的。
现在越来越清楚为什么在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前夕，即8月18日，星期日，О.巴克拉诺夫、В.博尔金、О.舍宁、В.瓦连尼科夫和Ю.普列汉诺夫去福罗斯拜访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8月4日提前飞去福罗斯度假）和征得戈尔巴乔夫原则上同意他们采取坚决行动了。他们的态度众所周知：要预先得到戈尔巴乔夫对于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的许可并推迟新奥加廖沃条约的通过，因为这些条约没有任何法律根据。要知道，经过一系列修改，最后的条约草案于1991年7月23日在新奥加廖沃进行了讨论。根据三组专家的结论，这不仅意味着联邦国家的原则被放弃，还意味着要建立的甚至不是邦联制，而是荒谬的“国家俱乐部”。这一方案在很多方面缺乏逻辑，杂乱无章，自相矛盾。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看来，新的联盟条约应由将在9月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福罗斯会面的参与者一致回忆到，戈尔巴乔夫听了他们的话，摆了摆手说：
【“你们干吧，你们见鬼去吧！”】
这一事实被法庭记录。没有对戈尔巴乔夫采取任何封锁措施：一共去了5个人，而他大约有100人保护着。法庭甚至后来证实，当时一切通讯设施都正常运行着。
瓦连尼科夫简明扼要地总结了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的态度：他同意实行紧急状态，但他自己不愿宣布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