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决战和决战不一样

大多数近代史书籍会把三大战役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对于战略决战的胜利原因，往往笼统谈三大战役的共性：说到我军，就是党中央正确指挥，土改带来的动员力量；说到国民党是内部矛盾，依赖美国。很少有人分析三大战役各自的战略条件区别。实际上，三大战役，尤其是辽沈战役与淮海战役，在地理上相对隔绝，战役指挥区别巨大，很难用同一套经济-社会模型来概括。现在大多数文章只会谈谈战区司令的指挥风格，掉在英雄主义史观的泥坑里出不来，本文首先要踩在类似文字的头顶上立论。

无论从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结构来看，东北解放区作为刚刚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新区，并不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社会。在产业结构方面，东北是当时中国大陆唯一工矿产值超过农业的地区（上海不能单独称地区），国共双方各自占据几个大城市，作为控制区的核心。整个战争过程中，大多数战役都是围绕几条骨干铁路上的城市进行。

 东北野战军指挥专列：解放304号车头

在社会结构方面，东北整体开发较晚，加上日本帝国主义十余年的控制与压迫，东北——尤其是后来共产党稳定控制的北满地区——形成了以一小撮拥有几千上万亩土地的大地主/富佃农和大量无地佃农/雇农并存的状态，史上从未有人针对这一矛盾进行动员。所以林彪的土改动员非常有力，既促进了经济增长，也提升了动员效率。在一个总人口只有4000多万的地区（很多人口还在国民党管理下）动员出百万大军和相应的粮食。这支军队与大城市所提供的武器，工业品相结合，由关内派出的精华干部管理，迅速成长为前所未有的革命军，以完全的主动权控制了决战节奏。

东北野战军的胶轮大车

东北的国民党政权也和关内不同。抗战前国民党从未进入过东北，和东北地主集团的结合很弱，也也没有因为抗战胜利所形成的“正统性”。之所以前期拥有主动权，全靠美国援助和苏联的配合。但美援部队回国后迅速军阀化，在东北抢地盘、瓜分财富、盘剥士兵，战斗力迅速下降，所以一旦形成对峙，就只能躲在几个大城市里固守，静待林彪发起决战。简而言之，东北的决战，是地广人稀条件下的土改压倒了失去美援的远征军。

然而，中国关内农业地区的特色是地狭人稠，关内国民党政权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国民党政权有比较牢固的地方士绅基础。在人口稠密区发起革命动员，去打倒地主士绅支持的军阀力量，这才是中国革命的主色调。三大战役中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无疑要数淮海战役。

从地理空间看，淮海战役发生在中原大地；从经济基础看，对抗双方是山东老革命根据地和江南国民党核心统治区；从战争模式看，在数年战略内线作战后，以“老八路”为主体的革命军主动出击，围攻最强大的国民党军事集团。理解了淮海战役，就能理解中国大多数土地上的革命战争。反过来说，要理解淮海战役，也要在时间与空间上超越战役本身，从更加广泛的角度去观察。

二. 将土改进行到底

淮海战役中，解放军的后勤依托晋冀鲁豫，山东和苏北三大解放区。其中苏北大多数地区已经被国民党主力军“筛”过，是半游击区；晋冀鲁豫能够到淮海战役的地方要么刚刚解放（豫皖苏），要么冀南那样已经历过好几轮动员，还要供给华北军区部队，很难抽调大量人力物力来支援华东战场。最后，整场战役的后勤被指定给华东局负责，实际上就是依托山东的人力物力来打这一仗。

山东是关内人口最多，建制最完整，而且控制时间相当长的解放区。1945年日本投降时，山东一百二十几个县，四千万人中有已有接近90%被解放。哪怕在1947年，胶东战役最危急的时期，国民党号称收复八十个县城，依然有解放区政权依然控制2000万人口。正如本公号在《辽沈1》中所说：“给共产党一个完整的省就足以争夺天下”。在“逐鹿中原”的天下之争中，共产党真正的后方就是大半个山东。

但山东根据地情况又与东北有很大不同：

首先，中共长期没有拿到山东最大的两个工业城市：济南与青岛，从解放济南到发起淮海战役只有30多天。所以山东解放区基本上是传统农业区。根据1948年7月统计（不含济南与青岛），整个山东解放区只有不到5万工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淄博枣庄两地矿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基本空白。

即便是农村，山东和东北也有很大不同。东北地广人稀，未经历过土改，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稍微发动一下，就能同时提高经济效率和动员水平，山东却正好相反。早在韩复榘统治时代，为了推行所谓乡村建设计划，山东就对本省大地主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1937年，山东省地主以5%的人口占有20%的土地，八年抗战期间，战乱和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政策不断打压地主，地主土地占有面积已经降低到10%左右。大地主受损尤其严重，比如康生出身的诸城张氏三个堂号占有土地面积从7000亩下降到不足千亩，户均土地不到60亩。同时，中农占地大幅上升，比例上超过60%，1946年年初中共山东省委宣称，已经“基本建立起一个中农为主的农业社会”。

这个“中农社会”还面临普遍贫困化的问题：人均土地面积不到三亩，平均每户一年粮食产量不到800斤，养五个人都很勉强。而此时的动员力度已经相当不低。截止1946年4月，山东根据地已经动员了四十余万人参军参政，其中山东省(不含晋冀鲁豫解放区）军队与脱产干部共计二十三万人，支援东北解放区十万人，明显超过了普通农业社会的1%动员率上限。所以在全面内战爆发时，山东解放区虽然看上去人口众多，面积亦大，但在现有的政策下可供进一步动员的剩余资源很少。

时任山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王耀武

解放战争前两年时间，山东解放区一直是国民党进攻的重点目标，1946年七八月间王耀武率领20万大军打通胶济路，将山东解放区沿东西方向切开。之后国民党军50万人南北对进，准备以沂蒙山为目标，再次切一刀。虽然74师因此倒在孟良崮，但解放区的确大幅收缩。最后范汉杰进攻胶东，几乎在海边聚歼渤海区解放军。几次围剿过后，过半的解放区沦为不稳固区域。

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共为了保证二十余万野战军与十余万地方军队供问题，不得不将在抗战中已经开始的“土改”进行到底，

山东土改在大方向上与全国同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6年五四指示后，从46年下半年到47年年初，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通过清算，调解等相对温和的手段土改，将地主的出租地转移给无地与少地的贫雇农。第二阶段从1947年三月到1948年年初，以《中国土地法大纲》要求“全面平分土地”为目标，以发动贫农，组建农会“斗地主”为手段进行“土改核查”，到1948年3月结束。

山东作为一个人多地少，经济普遍“均贫”，而且已经经历过动员的地区，土改侧重点自然与东北有所不同

在土改第一阶段，黎玉等“老山东”干部按照五四指示进行土改。当时解放战争刚刚爆发，中共尚未认清“你死我活”的态势。为了争取“绝大数农民”的支持，只是以政府发动的清算运动来“调整”土地。结果虽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一方面被分田的地主只是“中立”，绝不会积极支持解放区政权；而获得田的贫雇农也因为主动参与度低，并不明显支持解放区基层政府。很多贫雇农甚至将获得土地视为地主“赠与”，认为自己从交地租的地主雇农，变成交公粮的政府雇农。加上占人口比例最大的几乎全部中农与大部分富农并没有被卷入该阶段土改，自然也无从动员。

所以，这一轮土改的意义主要是让贫雇农获取土地，解放这些家庭的低效劳动力，动员17万人参军。但这个动员力度无法适应国民党大规模进攻。1947年春，国民党调集60个旅约四十五万人对山东解放进行大规模进攻，鲁中南区全部沦为战场，胶东稳定区的动员也难以为继。粮食征不上来，货币大规模贬值，前方民工逃亡严重，后方民工家属因为缺乏劳动力吃不饱饭，社会接近崩溃。

中共颁布土地法大纲前，山东已经开始平分土地了

面对危急情况，主管全国土改工作的刘少奇发出指示，要求山东解放区以群众路线作为土改的唯一工作方法：“贫农说了算，一切归农会”，要求按人口平分一切土地，不但地主与富农土地和农村财产要全部平分，中农土地也要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进行一定程度的再分配。到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以土改复查为名的山东第二阶段土改进入高潮。

 “如果党的规定与绝大多数农民要求不符合时，应修改党的规定”。在这一指令下，党成了农民自发性的追随者。当时康生在山东主持土改，用反对黎玉“富农路线”的名义进行同步整党，以土改工作组替代党政机关，把几乎所有山东农民都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1948年4月山东宣布老解放区土改基本完成，90%的农民土地经历过重新分配。

诉苦大会

可想而知，如此激烈的土改过程中必然充满了左倾激进行为——大量地主富农被打被抓被杀，许多中农被定为地主富农，土地被剥夺；贫农分到土地但担心再被分走，当年很多土地未进行秋耕，造成第二年春荒等等。但在激烈的土改中，农民广泛自我动员，坚决支持新成立的农会，重建了农村基层政权。通过申冤会，批斗会，人民法庭建起来了稳定的威信与广泛动员力。接下来，面对各种原因造成的荒灾，在“不饿死一个人，不荒废一亩地”的口号下，山东政权积极开荒，修道，运粮，证明自己是超越历史最高水平的新型政权，为即将来到的决战动员做了准备。

依靠这套在1年多时间里重塑过的农村动员体制，到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前，山东省又动员出接近三十万人参军。此时山东前后提供了90万人参加解放军，算上二十万脱产民工，动员率超过3%，已经接近农业社会的理论极限，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三倍以上。

华东地区的二线民工们

前所未有的人力被分配到完善的三级（随军，二线，临时）民工动员体系（对该体系介绍与对淮海战役的巨大作用笔者会在后面详述）。这套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脱产随军常备民工比例极小，仅占民工总数4%。这当然是为了避免破坏脆弱的山东农业经济。但不脱产意味着很难精确控制，要靠在乡农民接力，将五亿斤粮食与无数军需物资准时无误的运往前线，这必须依赖史无前例的地方政府。几场中型战役（和三大战役相比）检验了这套体系的有效性。所以，早在在济南战役尚在进行，粟裕刚开始考虑下一步战役考虑时，华东军区就可以自豪的宣称“为更大的战役做好了准备”。

三. 不怕折腾的蒋介石

共产党全力进行为最终决战做准备，整个1948年，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又在干嘛呢？——他们正在毁灭自己最后一点动员力量。在当时，国民党当局主要能够依靠的社会力量分为两部分：

最重要的基础是国统区各省地主官僚，在反共与维护封建土地制度的共同目标下，他们和国民党军队共同构成了“维稳”的基本力量。

其次是东部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中的职员，商人，资本家等城市群体，他们虽然说不上拥护蒋介石政府，但由于抗战所造成的“民族正统性”，以及美国人看上去强大的支持，他们暂时是国民党政府统治体系的经济支柱与各种政策的实际执行者。

1947年年底到1948年11月这短短一年时间里，蒋介石政权做了两件“大事”，一件让自己失去了对封建地主官僚集团的控制，另外一件则让城市群体与之完全决裂。

第一件是某些民国遗老（少）至今津津乐道的“民主盛举”：民国三十七年度“行宪国代”与“第一届立法院立法委员选举”。对于这两次几乎同时举行的选举，过去的批判往往泛泛而谈，说选举过程混乱，贿选，指选层出不穷，让人民看清了蒋介石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但从解放战争的视角来看，道德批判毕竟是次要因素，真正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因此暴露了全部内部矛盾。派系，地方，阶层之间全然顾不得迅速发展的解放军，一心争夺小团体利益。1948年年底，淮海战役前，国民政府基层行政机构基本要服从于拥有“法统正义”的国大代表与立委，别说全力剿共，不内战已经不错了。

蒋介石在南京参与国大代表投票

从蒋介石的初衷看，行宪国代无非是“请”3000个县长级（国大代表基本每县一位）士绅将自己捧上“民选总统”宝座。毕竟“民选总统”远比“国府主席”更“权威”，对内有更大的动员号召力，对外则更理直气壮地垄断美国援助。至于立委选举，则是拿出800个部长级职位（立委将自己薪俸定为和常务副部长相同）给闲散官僚分肥，免得他们扰乱动员。

蒋介石指定选举方略的1947年年中，正是国民党“形势一片大好”之时，2月占领临沂（山东解放区首府），3月占领延安，6月在四平击退林彪。虽然有莱芜和孟良崮这样损兵折将的惨败，但总的来说关内国军不断“收复失地”。1947年8月，国军总结一年战绩，宣称收复县城四百个，“六个月消灭关内共军主力”似乎成为可能，南京政府口袋里的自信都快多到装不下了。

所以，国民党并未设立中央控制的选举办理机构，而是以地方政府（国大是县，立委是省/专区）为主要办理方。这其实是蒋介石一贯以大小相制的手法，毕竟老蒋看来，所谓民主不过是走个收买程序，地方士绅能出粮出人，放手去做，削弱一下让国民党中央党棍（尤其是C.C系）也不错。国大选举因此“自由”地在各地自行开花。

四. 经不起折腾的国民党

可到了真正开始选举的1948年春，解放战争局势发生了逆转。1947年至1948年秋冬两季，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刘邓跃进大别山，陈谢进入豫南，陈粟进入豫皖苏，形成所谓南线三军，将战争全面引入国统区。而东北经过秋冬两次攻势，已经将国民党军队完全压回几个大城市，华北与西北也发起内线反攻，攻克县城五百余座，开封，石家庄，吉林等中等城市相继失守，极大刺激了以这些中小城市为基地的国民党地方势力。

而蒋介石为了对付转入进攻的解放军，宣称将单纯的军事勘乱上升为“政治，经济，思想，军事总体发动”的“总体战”，除了加紧征兵征粮外，还要实行“军政一体化”，这让把持地方政权的土豪士绅更加不满。

所以“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开始选举时，这些心怀不满的地方势力意识到，这两场“选举”不仅可以在地方上排挤国民党党棍，到了中央还能再找老蒋讨价还价。所以在解放军南线部队相继转回内线，国统区局势相对缓和的1948年春，国统区各地区反而气氛紧张。先是地方势力陷于纠纷与消耗，然后在首都大会上制造了国民党中央大分裂。

在前半场的选举过程中，凡是地方政治被省城操控的省份——无论是国民党中央牢固控制的江浙，还是地方军阀控制的广西，云南、山西——相对而言都还比较顺利，毕竟大多数土豪惹不起省级正规军。但也恰恰因为上述原因，这些省份派出的国大代表与立委会团结起来提倡省籍利益，所以在后半场掀起了很大波澜，下文有详述。

上海某个国民大会选举投票站

而那些在一些表面上被某方控制，但并没真正控制到基层——比如几个从抗战到解放战争都地处“前线”的省份如河南，湖北，陕西，安徽，再加上大到无法统一的四川，地方势力之间及省区县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

这些省的地方势力已经在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驱动下经历了部分动员，组建了（省，市，县）临时参议会之类“民意机关”，控制了各县联防队，保安团。而随着抗战胜利，国民党中央集中精力去争夺东部日占区，在这些省力量大大削弱。1948年搞国大选举，地方势力自然要群起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比如安徽某县，当时在陈粟大军威胁下依然进行选举。当时安徽省政府被桂系控制，该县所在专区由C.C系把持，县长则由地方土豪推举。选举时有三人出面竞争：

该县联保主任（本县大地主，青帮头目，代表本地势力）

籍贯在该县而长期在外带兵的旅长（陈调元旧部，北伐后加入桂系，代表省方）

长期在江苏做地方官的老官僚（桐城派后人，与安徽CC大佬方治合作，代表党方）

选举正式开锣后，县长作为本地势力代表，暗中让乡镇长控制基本群众支持联保主任。省政府直接发文要求该县“确保”旅长当选。最后江苏老官僚则包下该县唯一旅馆，挂出“竞选总部”牌号，天天请县中乡绅吃喝。投票前，貌似三方势均力敌，于是联保主任开始动员：一方面让联保队员下乡威胁保甲长，另一方面让动员青帮徒子徒孙，在县城挨家挨户骚扰商铺，要起签订“投票保证书”，最终结果自然是联保主任“顺利当选”。省方对此极其不满，直接宣布“选举无效”，但国民党中央考虑再三，为了避免桂系出头，直接发出了“当选证明”

国大代表选票

桂系因此意识到，自己并不能完全掌握安徽基层。所以选立委时，桂系为了保证自己人能顺利选上，打着“保证选举顺利进行”的旗号，直接将一部分前线“防共”军队抽调回来，每县派一连“监选”。为了国大与立委选举，该县共耗费三亿法币，约合该县年度支出一半。选举期间，所有应征人员都以“保卫本地选举”为名，留在本地。选举结束后，应征人员三百人中最终只有不到100人前往兵站，剩下200人都编入联防队。整个行政专区，为两次选举共计支付法币二十亿，全部县份兵役缓征3个月。考虑到桂系和中央系军队的倾轧，可以说这几个月国民党从该县得到的战争资源为0。

国大与立委选举让国民党基层陷入混乱， 1948年春天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与立法院会议，则让国民党中央陷入了混乱与分裂。 

被戏称为蒋总统和他的李副官就职照

国民大会的最高潮当然是桂系李宗仁与蒋介石推荐的孙科争夺副总统，这在本公号《桂系》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在此从略。其次，绝食，抬棺，尸谏三部曲自然不会让美国人有多大好感，对外宣传作用完全为负。最后，当时所有高级军官为了稳住自己的军阀体系根基，都强行成为国大代表。国民大会开会33天，花费千亿法币，此期间前线近乎停摆。当时在外线作战的解放军中原三军借机收兵，撤回内线休整，准备豫东战役卷土重来。 

南京国民大会堂

如果说国民大会代表了地方势力向国民党中央表达不满，那么立法院则是国民党中央官僚集合起来向蒋介石个人独裁进攻。

国民党党务系统长期为二陈（陈立夫陈果夫）把持，随着国民党确立中央名分，该系慢慢走出了会党帮派形态，逐步形成有意识形态驱动的官僚群体。1945年国民党六大，二陈系统控制了超过60%的中央委员。这貌似是国民党政权的进步，但却不符合蒋介石一人独裁的想法。相对来说，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反而更喜欢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职业官僚集团：政学系。此外蒋介石让长期处于二陈党务系统对立面的三青团并入国民党。在党团合并之后的1947年9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蒋介石以“圈选”方式指定56名中常委，CC系仅十二三人，所以很多中央委员声称“总裁反党”。

由于立法院中允许立委自组小团体，国民党中过去若影若现的派系矛盾迅速浮出水面，在立法院中形成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俱乐部”“座谈会”。其中以CC组建的“革新俱乐部“为最大，有接近40%的立法委员参加。所以，立法院的内部斗争和意识形态无关，纯以派系利益为导向。这倒也符合蒋介石对立法院的预期。 

1948年立法院开会，中立者为院长孙科与副院长陈立夫

但是，派系斗争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派系稍微发展一点，就必然与蒋介石个人独裁统治发生冲突。立法院开幕后第一件事是”通过”行政院院长，副院长名单。由于蒋介石完全失去了对立法院党团的控制，不得不先以”假投票”的方式进行摸底。结果以CC为首的革新俱乐部和以三青团，黄埔生为首的”新政俱乐部”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准备任命为行政院院长的政学系头目张群。最后蒋介石被迫让资历与能力都比较弱的翁文灏上台，依然三天两头被立法院质询，“骚扰阁揆”，蒋介石还得求陈果夫“注意约束同志”，甚至找来王宠惠，咨询是否可以解散立法院。这些无谓的争斗，导致国民党中央也没法集中精力剿共，反而是傅作义等地方军阀逐渐掌握了相当大的军事权力。

五. 金圆券来得正好

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地方与中央两个层次的”闹剧”，国民党政府对国统区的控制力与动员力急剧下降。到1947年9月，国防部进行“戡乱总体战检讨”时承认，自1947年2月至8月的半年间，两征（征兵征粮）仅完成年度计划30%，其中征兵仅完成年度120万计划的25%。这入伍的30万新兵，又有一半被地方势力要求”留省”，真正能补充前线的不到15万人。这聊胜于无的“两征”却花费了超过三万亿法币，已经超过本年度全部军费预算。可以说，此时国统区3亿人口，在人力上给前线的贡献，不如任何一个省级解放区。

最早发行的1元金圆券

1948年下半年，面对日益瘫痪的地方政府，与不可避免的经济破产，蒋介石再次以”专断”的方式进行“经济改革”，这便有了第二件“大事”：金圆券。金圆券收集了中间阶层最后的一点硬通货，同时并未阻止通胀继续爆发和经济秩序的解体。这些事实各方面都有论证，本文不再详述。但从直接的军事效果说，马前卒工作室还需要指出两个常被忽略的影响：

首先，金圆券改法币后，在金圆券尚未崩溃的48年9月10月两个，正是淮海战役前最紧张的时期，在南京领了金圆券的物资车辆全部要先去执行限价政策的上海采购，将金圆券抛出换成物资，再送往徐州剿总，运输成本与运输时间都比此前大幅增加。

金圆券崩溃后，靠吃空饷过日子的国民党军官因为缺乏快速变现手段，也遭受巨大损失，不得不在其他方面寻求补偿，尤其是抢占实物。各种淮海战史都提到，徐州剿总司令刘峙把军队调动计划提前通知自己的代理商，要求部属带着商业物资撤退。这里的重要背景就是翁文灏内阁辞职，金圆券信心趋于崩盘。黄伯韬兵团因此耽搁了一天时间，未能在粟裕合围之前靠拢徐州。

总之，淮海战役前，关内解放区尤其是山东解放区完成了新一轮土改，有能力在农闲时期发动500万民工，支持50万人做前所未有的大行动。而国民党却政出多门，内斗激烈，所有政策都在基层大幅变形。本来国民党占领区人口更多，经济更发达，现在供应给前线的物资、人力都明显少于解放军，即便是最强的徐州集团也已外强中干，丧失了连续作战的能力。一旦解放军也发现这一点，只针对黄伯韬兵团的“小淮海”势必会变为全歼华东敌军的“大淮海”。中原决胜的偶然性，可以说深深埋藏于此前数年的动员能力消长之中。

（作者：穆好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