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人大会议开得特别凝重，李克强在5日开幕报告和15日的闭幕记者会上都说到，中国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所以他将2019年的经济增长定在6.0%至6.5%的「区间」（2018年是28年来最低的6.6%）。这个指标具有画时代的意义，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指标，开始从习近平所说的「中高速成长」撤退；更重要的是，这个撤退可能还会继续扩大，因为国际货币基金（IMF）和一些研究都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十年内可能跌至只有2%。 美国的研究公司「资本经济」（Capital Economics）日前在新加坡的一项会议上报告，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在十年内跌至2%；虽然距今将有一段时间，但这个下跌趋势难以避免，因为中国经济面临多项不利因素，特别是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已趋成熟，过去40年因为还没有成熟，发展空间大，出口和内需都可以急速发展，现在的增长空间减少，要高增长没有以前那么容易。 未来10年至15年，中国能否维持4%或5%以上的增长，对中国的发展极为重要，如果能够维持这个增长速度，将有助政治、社会和经济维持稳定；反之，如果增长率跌至2%，政治、社会和经济都会变得不稳定。所以，习近平的中高速成长和李克强的6.0%至6.5%，都是北京希望达到的理想。习近平上月底在北京一个干部学习会议上作了一次重要的讲话，主题正是经济增长。他说必须保持稳定「增长」，但同时也要避免「风险」；这就是北京的政策，既要成长，又要避免风险。当然，要两者兼得，并不容易。 李克强所说的「经济压力」，包括了今年头两个月的经济减速，例如2月份的出口大减20%；1月和2月的工业生产只增长了5.3%，创17年新低；1月和2月的失业率上升至5.3%，比去年12月的4.9%继续攀升；1月的汽车销量跌15%，2月又跌17.5%；房屋销量也持续低迷，开始有城市提供补助，吸引农村家庭到城市买房，例如山东荷泽市提出，每平方米补助300元人民币。 更大的压力，来自两方面，一是中美贸易战和中国经济本身的减速。以贸易战来说，川普政府向2500亿元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其中2000亿元的产品征10%，500亿元的产品征25%），对中国出口的冲击已经浮现（2月出口大减20%）；中美贸易谈判还在进行中，还没有协议，但就算有协议和取消关税（川普说，是否有协议，四周内会有决定），但关税对经济的冲击一时之间仍不会消除，预计要到下半年才有改善。 中国本身的经济放缓，比贸易战更难解决。以负债来说，国企和私企因负债变成僵尸公司，地方政府因为负债而变得无力改革；影响最大的不是国企负债（因为只要国企银行不向国企公司追债，国企公司就没有倒债危险），但私企负债影响最大，因为私企负债，即失去市场竞争力，而私企又占了中国企业的70%。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现在的总负债率达到GDP的250%，已经成为一个定时炸弹，这是习政府去年初开始实施「去杆杠」措施（即控制信贷）的原因，但这种减轻负债的措施却导致经济放缓，使北京不得不走回头路，转为放宽信贷，以刺激经济，借此拉抬经济增长。 2018年中国新生婴儿只有1500万，只达到2015年实施「两孩政策」时所定指标的三分之一；中国的劳动人口因老化而减少，劳动人口减少直接拉低GDP；研究显示，劳动人口减少，到2030年时，将会降低0.5%的GDP。面对劳动人口减少和导致生产下降的问题，北京能够做的，就是使工业走向自动化和科技化，这是为什么中国要急切发展「新一代科技」（例如机器人、人工智能和自驾车等）的原因。 日本经济繁荣到1980年代戛然而止，从1990年代以后一直陷入低成长；成熟的美国经济，成长率长期维持在2%左右；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再是新兴市场经济，习近平将经济成长定为中高速成长，李克强将成长目标定为6.0%至6.5%，这都是政策上的理想。中国一方面希望成为先进工业经济体，另一方面却希望维持6%以上的成长；长期来说，这是极难以实现的理想， 来源：世界日报 / 邱鸿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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