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老去的第一代农民工的归宿

深圳平均职工养老保险是每月4400 元，由于农民工一般交的都是最低档的，他们一般拿到的是1300元。如果杨秀凤不能领到深圳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她只能回乡拿农村的居民养老金，每个月只能领到约90元。

杨秀凤50岁的时候，工厂跟她终止了合同，算她从工厂退休了。但她一分钱的保险都没有，甚至连医保也随之结束了。可是，杨秀凤不甘心就此回乡，她也不能回乡。

2011年的时候，为了以后给儿子找老婆，杨秀凤和丈夫决定咬牙为儿子在他工作的枣阳市买房。他们一口气把他们存款里的14万全给儿子付了首付。但杨秀凤一家现在每个月还要还3000块的房贷。儿子是在网上做汽车配件销售的，但收入很不稳定，一个人还不起房贷，夫妇二人只能每个月帮他付三分之二。

杨秀凤去年回湖北老家的时候询问过年纪相仿的嫂子，都说找工作难。“我现在这个年纪，回老家很难找工作的，可能只能做扫地清洁楼道的工作了，赚不了多少钱。”

工厂终止了合同之后，杨秀凤留在了深圳继续找工作，但应聘了好几家都没要。几个月后，她最终通过朋友的关系，找了一个在洗浴会所打扫房间的工作，每个月赚2900元。但是，社保、医保仍然一样都没有，生病的时候上医院、买药，都是自掏腰包。

有没有想过儿子为自己养老？杨秀凤笑说：“他自己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

杨秀凤已经很久没有见儿子，跟他通话也不多。儿子三岁的时候，杨秀凤离家到深圳打工。那个年头，杨秀凤家里还没有电话，只能往家里写信。后来邻居家有了电话，想孩子的时候，就打电话到邻居家让他们喊孩子过来听电话。六年前，孩子16岁，不念书了，顶着一头黄发到了深圳。“跟我们不亲了，我们说他都说不听，”杨秀凤说。她屡次想说服儿子把头发染回黑色，儿子都无动于衷，最后她只得恐吓他说深圳的警察专抓染黄毛的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卢晖临在农村调研时发现，第一代农民工真正能靠“养儿防老”的并不多，因为农民工二代大部分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很多甚至还在靠父母供养。一旦回乡，如果没有特别的开销，第一代农民工基本可以支持自己正常的日常生活开支，但很多人因为要帮儿子买房、付彩礼，不得不重新出来打工。

杨秀凤家里原来有田，她离乡时把田给了邻居种，最近回乡的时候发现村里把地收走了。杨秀凤全不知情，不知道是被什么时候收走的，被谁收走的，以什么缘由收走的。

“如果回去，我养老金也没有，连地都没有，回去怎么办？”杨秀凤询问村里的生产队队长，队长说如果他们回去，会给他们分一些地。但具体会拿到多少地，拿到什么样的地，杨秀凤不甚了了。

即便有地，一些第一代农民工回乡后的日子仍不好过。2013年，63岁的陈世芳跟工厂结束了合同。经过四年的努力，2017年时她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深圳职工的养老金，回到了老家河南。

儿子在外打拼，孙子还是幼童，陈世芳一回家便带起了孩子。陈世芳跟老伴身体都不好，老伴有糖尿病，她也有高血压，但他们还是每天在家一边干农活，一边带着三个孙子。

现在年近70的陈世芳仍然每日承受着生活的重负。“欠外债，还不清。”儿子结婚的彩礼钱还没还上，儿子又生了孩子。“三个孙子，老大去年才开始上幼儿园，2000元一学期。老二刚断奶老三又出来了，奶粉钱都不够。”

陈世芳抱怨，现在农村种地赚不到钱，成本太高，农产品售价低，有时候天气不好收成差，还亏本。“但是你不种地没办法，要生存啊。”

陈世芳的儿子现在在浙江打工。他学历不高，工作不好找。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保安的工作，全家就指望着他这每个月三千多块的工资活了。陈世芳现在就希望儿子工作能好些，这样家里的负担也能轻松一些。

但是目前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是，一旦这些农民工身体出现问题了，甚至生活无法自理之后，该怎么办？

对于以后有病无人照顾的问题，陈世芳还无暇虑及。“老了到了关键时候，肯定还是想孩子的 。但这个能怎么办呢？孩子回来，待个十天半个月肯定就得走了，他不可能长期呆在身边的。”

难以避免的告别

城市里不断有新的高楼拔地而起。

在笔者采访的10名在深圳工作超过20年的农民工中，只有一人表示退休后将会留在深圳，因为他的孩子在深圳落了户。但对李木平和许多第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并没有感到深圳是他们的家。

杨秀凤来了深圳22年，生活全是工厂和家两点一线。周末唯一一点空闲的时间，她也为了多赚一些钱，在家帮人做手工活。二十多年来，杨秀凤唯一一次到深圳市中心游玩，是去年她女儿来看她的时候。

“看到了好多高楼好繁华，”杨秀凤笑了起来，脸上折出了长长的细纹：“我女儿还骗我坐了按摩椅，说是免费的。早知道是要收费的，我就不坐了！不过还挺舒服的。”

离家这么些年，杨秀凤觉得自己有责任要回家照顾家里的老人。“如果明年还是拿不到养老金，我可能就回家了，”杨秀凤说。但回乡将来怎么办，她不知道。

李木平也觉得，回乡是他最终的归宿。“深圳这个地方越来越生活不下去了。”

来深圳二十几年，李木平从未搬离过坪山区，不过家倒是搬了四次，每一次都住了好几年，房东要涨房租了，或者要把房子收回去了，才不得已搬走。

李木平说：“在这里生活二十几年，也没有觉得自己是深圳人。要是深圳人，至少有个房子、有个家吧，像我们这样租人家的房子，人家不高兴就赶你走。二十几年都是这种流浪的感觉。”

现在看来，离开在将来已经难以避免了。李木平去年又搬了一次家，因为房东要把房子收回去。“像我们原来那边的房子，翻新一下再租出去，租金涨了一倍，”李木平说。

李木平现在工作的工地是坪山的新地标，占了整整一个街区，将来要作为商住两用的小区。虽然坪山区相对地处偏远，但近几年房地产飞速发展，坪山区中心地带的房价已经从四千多涨到了三万多一平米，“等新地标盖起来，起码有五六万一平米，”李木平叹气道。

李木平住的那一片旧房子地处中心，正在大面积地拆迁改造，要建成更多的摩登高楼。这一区的幼儿园已经搬空了，好些房子拆了一半。“我们现在只能租得起老房子，但老房子现在越来越难找了。十年以后可能都没有了。以后租房子都要两三千，我们工资就那么一点，怎么生活得下去？”

李木平现在常常懊悔当年眼光短浅，没有拿钱买地盖房。“如果那时候有眼光，咬咬牙投资几万买地，现在就是百万富翁了。但我们那时候也没什么眼界，下了班就知道找女朋友，白白混了三十年。”

李木平常常讲起他一个当时一起到深圳的同乡，是个“有文化”的老师，说他如何懂得跟深圳当地人打交道，学习了技术之后投资创业，现在有车有房。不过，从他们村出来的他觉得成功的人，百分之一都不到。

李木平家不远处，新的高楼正每天向天空生长。“深圳这么多高楼，这么多房子，没有一间是我们的。”

（李木平为化名。）

（作者：蔡依纹。来源：澎湃新闻。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