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里的青年困境及其可能

三、 理想主义的困惑

这部纪录片里有一段字幕特别提示我们，阿涵和阿婵被导演郭熙志要求在这家工厂的组装车间工作一个月，并且“她们的工作量与作息时间要同流水线上的工人保持一致。”事实上，要在结束每天的工作之后，继续录下一份影像档案，对于两位大学生来说并不轻松，起码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

在五小时版纪录片的“日记”章节里，观众一共看到了22天较为完整的记录，其中绝大部分来自阿涵；且除了极少时候是在产线上拍摄之外，几乎都是在更加私密的空间或宿舍里完成。头一周的日记里面，提到最多的便是几乎难以承受的工作和疲惫不堪的身体。甚至在第二天下午，阿涵就“感觉都做不下去了，然后挺烦躁的，不想加班，想回来睡觉”，而她之前以为这份工作“不会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累，反正都是坐着，然后就不停地做呗。”第六天是星期天，阿涵仍穿着工作服，一直没有抬头看摄影机，她显得非常疲倦，声音很轻：“今天加班。最近好像已经习惯了，觉得没什么”，可接着她就陷入了长时间的停顿，在说了句“今天不想再说了”之后便起身关掉了镜头。接下来的几天，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阿涵在“每次堆机的时候，就会感觉很慌……希望自己能像一个机器一样”（第七天），即便有时没那么忙，但“可能插了十天卡，每天都在做一样的工作……还是会觉得挺疲惫的。感觉最近睡得也挺早，但是好像每天都不怎么打得起精神”（第十天）。终于，在第十二天的时候，阿涵独自面对镜头，情绪出现了彻底的崩溃。

第十二天的影像日记长达16分钟，几乎是整部纪录片中最长的段落。阿涵的这次爆发，可以看成是这些天来超负荷工作和情绪压抑的结果，因此她对着镜头几次哽咽道“我觉得好累啊……我感觉心好累啊……”但联系之前的日记来看，似乎还有某些别的因素在一起发酵酝酿。比如，她曾提到有位年轻的女工做了一个奇怪的恶梦，梦见自己一生过得特别惨，这让阿涵觉得“有时候跟她们聊，感觉挺替她们未来担心的”，而她自己虽然念了大学，但对未来“也是很迷茫，也不知道这辈子究竟该以一个什么方式走下去”（第五天）。换句话说，这次特殊的拍摄经历似乎让阿涵开始重新反思自己，并且在身体感觉和情感体验上，都与以往大不相同。她狼狈不堪地来到一个陌生的位置，还来不及或许也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整理这些新鲜的经验，而曾经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正在渐渐离她远去。我们注意到，在阿涵工厂宿舍的床头有一本灰色封皮的书，这本书名为《理想主义的困惑》，是对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精神足迹的追寻。阿涵此时就深陷于某种困惑当中。她在这天的日记里，说起了自己对于纪录片的热爱，说起了自己进入大学以后如何萌生出要拍纪录片的想法，但她现在却产生了一丝怀疑：

一路走来，我总觉得，拍片子还有做片子，还有看片子，看这些真实的影像，有时会找到一些对自己处境，包括自己心态的一些安慰……一直在努力去贴近更多人的生活，去跟更多的人接触，然后去获得一些爱和力量。可是我发现到现在，我很困惑，因为我在拍摄的过程中，在感受到一些爱和力量的同时，我又能感觉到一些恶意和伤害。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心里感受到的这些爱还有力量，在那一瞬间是很强大很温暖，可是在我心里停留的时间会很短暂，会变得很轻。而那些恶意和伤害，就会在我心里萦绕不去，挥不去。

从后面的讲述中我们得知，阿涵这里提到的“恶意和伤害”，主要是指前一天去拍工友结婚时摄影机被抢的遭遇，以及拍摄回来路上一位女工开玩笑说的话，“我感觉你们像狗仔队一样，就是整天跟在别人后面拍来拍去”。直到这里，阿涵的整个语调都还显得比较平静。又或者说，尽管困惑于为什么“爱和力量“总是短暂且轻，而“恶意和伤害”萦绕不去，但拍摄过程中发生的这类挫折，毕竟是她能够面对和有所预料的。真正让阿涵情绪崩溃，失声痛哭的，是她“拍到现在，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快乐了”，而且，我好像更难去向一个具体的个体，一个人，去谈心，像过去那样，我向他讲述我心中一些特别压抑的东西，一些特别慌张、特别恐惧的感受。我讲不出来了。我感觉自己就像被困住了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阿涵没有补充说明自己曾经拍摄的纪录片都是以哪些人物作为对象，抑或是在处理什么样的主题，我们只知道她对纪录片的热情，是和一群同样喜欢电影的人，在小酒吧的沙龙里放映电影时被点燃的——但无疑，在导演安排下对工厂青年的拍摄和关注，让阿涵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了某种与他人彼此交流时的困难和隔阂，甚至会“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觉得好像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而当她努力地寻找言说的对象、拼命地克服失语的焦虑时，她接着说道，“我现在跟我爸妈打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我有时候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镜头里的阿涵这时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和真正的孤独，她开始泣不成声：“我不知道该给谁说了，我觉得别人不理解我……”最终，她只感到无力，“康佳给我开绿灯开了好多，拍什么都行，可是这两天的拍摄让我觉得特别脆弱，让我觉得特别无力。我有时候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说不上来，我好难受……”

尽管这整段自白好几次被失声痛哭给打断，但从困惑到绝望到无力，阿涵的所有感受都是如此真实。对阿涵来说，那种“像被困住了一样”的孤独者的处境，无疑才是让她崩溃的真正原因。它来自于这样一个或许连她都还没有意识到的事实——阿涵无法内在地理解她镜头中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工厂青年们——阿涵不是没有理解他人的能力或意愿，但是，当她的理解对象这次不再能够仅从个体的层面加以把握，当她无法再用惯常的那套语言和生活经验与之交流，当她试图以这样的对象反观自身却发现自己不被认可的时候，她只能感到深深的困惑与隔阂。她本能地想向家人求助，却又知道父母在这里起不了任何作用，于是她彻彻底底“不知该给谁说了”。换言之，在无法理解眼前的对象和现实时，阿涵有意无意间，又将这一对象和现实屏蔽在了自己的视线之外。这就像是，她陷入了深谷，却又在四周竖立起无形的高墙，只会让自己更加绝望。现在唯一能够支撑她的，或许只有对于纪录片的热爱了吧。阿涵明白自己必须完成这部纪录片，关于纪录片的理想似乎还没有完全熄灭，但当难得的拍摄机会摆在面前，她好像仍在有意无意间，背转了身去，陷入到自责和脆弱的情绪当中无法自拔。一幅孤立无援的青年肖像，于是渐渐浮现在我们眼前。

这个孤独者是阿涵，同时也让我们回想起那个在宿舍独自听歌，心里难过委屈的年轻女工，或许还有我们自己。不妨说，是这种孤独的个体处境，构成了当代青年共同遭遇的深层困境。如何打破个人主义的迷思，如何让知识青年们走出由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所划定的自我认知的高墙，如何让工厂青年们拓展出更为丰富的文化想象和身份认同，如何让这样两个群体在共通的感觉结构和共同的现实困局中重新整合起来，便成了我们今天所有人的问题。也许，这些问题，暂时还没办法在阿涵们身上得到解答，但我们从中看到的“理想主义”的微光，哪怕是“理想主义的困惑”，却是珍贵的。因为，它能让我们在眼前消费主义的“流水线”和发展主义的“世界工厂”之外，依稀看见一些更有价值因而也更久远的东西，进而想象一些不一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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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博。来源：新青年电影夜航船。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