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将到来的战争带给我们哪些重大挑战 秋火 两天前我在朋友圈里首次提到了“这个国家的核心统治精英正在加紧为战争做准备，而我们普通民众也要为战争做独立的准备”，一切关心着这几年政局变化的人似乎都不怀疑这样的前景或迟或早将会到来。 
这可能是因为我朋友圈里不少人在关注着朝廷对高校进步学生和南方工运愈演愈烈的镇ya，以及2019经济进一步下行的实际压力，都会让人觉得当局迟早要开战来解决矛盾；更直接的还因为众所周知：天朝领导人一周多前提出了对台统一的“一国两制”及谈判方案，其中更夹带“武统”锋芒（如“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摘自1月2日《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会讲话）。仅两天后出席中央军委会议时又“重要讲话”，强调“在新的起点上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工作”，“把备战打仗指挥部立起来，把抓备战打仗的责任担当立起来”，“推动军事斗争准备工作有一个很大加强”，“要深化战争和作战筹划，确保一旦有事能快速有效应对”（新华社1月4日电）。 1、提示着战争不可避免前景的几个特别信号 本来我不打算在此论证战争是否不可避免（因为在我看来这应该拆分为需要细致深入观察研究的若干具体问题，只有细分出可能导致战争的若干因素进行阶段性的具体研究才有价值，本文最后就会做这样的问题列举，而泛泛论证“战争不可避免”其实没什么意义），但我想再提出几个与战争相关的特别信号——因为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①在天朝战略智库（这些智库的地位最近数年迅速提升）有多个特别敏锐的论者早几年就指出：天朝的优先战略方向既不应该在南海也不应该在其它方向，而应该在台湾岛，因为它涉及中国海权突破美国在亚太的第一岛链这个关键一步；而且天朝只有与台湾在军事上联手才能最有力地争夺南海岛礁（因为台湾现在仍守卫着南海最大的天然岛太平岛），而没有政治上的统一，恐怕很难实现军事联手。
②似乎没有人指出，去年年初天朝修改根本大法，撤销连任限制，很可能是为打仗做准备的，因为打仗不是一两年的事情，从战前准备到开战、到解决战争触发的矛盾以及战后重建种种工作，没个五年八年是不行的，这就需要高度的政策连贯性并保证没有其他的傥内势力能事后借此事翻案反攻倒算，而解除连任限制意味着领导人2017之后不仅还有5年任期、必然还能有10年任期乃至可能还有15年任期（按之前惯例是2012-2017-2022，修改后可到2027乃至2032）（其实“这个修改是为打仗做准备”我当时几乎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但可能我见识有限，没看到任何人提过）。 ③美国2018以来对天朝的贸易战力度之大，让天朝始料未及（可能还推延了天朝的某些既定计划），也让天朝做出了很不情愿的妥协，但美国可能仍不满天朝现有妥协程度（因为仅仅半年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公开说过天朝当局“就是那种最具掠夺性经济的政府，完全不顾全球其他人的利益。这个问题早就该着手解决。”认为天朝经济具有很大掠夺性是美国统治精英的一致共识，并非一小撮共和党政客的特殊想法），即使最终达成某种贸易协定，美国仍可能继续在其他方面压制天朝的经济利益或技术努力，这种经济利益争夺迟早会演变为更激烈的政治-军事冲突。
④很多人可能极大低估了去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的长篇演说（甚至可能很多人看过都忘了、或者还不清楚这是什么内容）。我摘抄彭斯演讲中一部分我认为最有实质挑战性的话给大家再提神醒脑： 「天朝的军费是亚洲其他国家的总和，北京将在陆海空，乃至外太空抗衡美国军力作为首要任务。天朝希望将美国挤出西太平洋，并试图阻止我们援助盟友。但是他们会失败。」 「正如哈德逊研究所的白邦瑞博士所写，“天朝反对美国政府的行动和目标。实际上，天朝正在与美国的盟友和敌人打造自己的关系，与北京的任何和平或积极的意图背道而驰。”」 「为了推进我们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愿景，我们正在与从印度到萨摩亚等整个地区与我们有着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建立更牢固的新纽带。我们的关系将源于伙伴关系的尊重，而非统治。……下个月，我将有幸代表美国参加在新加坡举办的东盟峰会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办的亚太经合论坛。在那里，我们将公布新的措施和计划，以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我将代表总统传达这样一个信息:美国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承诺从未如此坚定。」
上述前两段针对压制天朝的意图非常明显，第三段提及的美国印太战略则是一个早已公开的针对中国海上扩张、力图维护美国及其盟国在亚洲主导权的新战略重点，尤其在去年年初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中，印太地区超越欧洲和中东，成为美国国防战略的首要关切。印太战略随着外交努力和实际军事部署不断调整中，似乎至今仍未完全定型；但该战略的每一次重要表述都与中国的海上力量扩张活动相联系。所以以上三段都是紧密针对天朝力量扩张、极具政治-军事挑战性的话语。换言之，即使中国不想主动开火，美国阵营加大力度的战略示威活动也可能触发某种军事冲突（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美国近几年越来越频繁的“航行自由”军舰巡逻已经多次在南海与中国海军有近距离对峙和摩擦，迟早难免擦枪走火）。 而且我们依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当然都知道资本主义所有新兴强权的崛起最终都必然依靠武力——因为原有市场和原材料-能源产地、势力范围早已瓜分完毕，新的强权不管它算不算帝国主义，它都要获得越来越多的市场和原材料-能源产地、势力范围，就不可避免地与原有霸权发生非武力不可解决的冲突。随着天朝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以及按某种算法已经超过美国、还在继续增长，这种冲突也迟早会发生为非武力不可解决的地步。 2、战争-战略研究的误区 战争的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很可能导致社会变乱和动荡（当然在表面上统治集团会更加加强社会管控）以及社会文化-精神文明加速大倒退（例如更加强调传统家庭伦理、全面压缩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因为我在朋友圈提到了这些可能性，就有左青留言说：理想主义者难道不最应该期待社会大动荡变乱吗？我立即意识到这个反问里存在着盲区——因为反问者可能没有想到：社会的变乱动荡完全有可能走向极右化的倒退，那就不是好事了；但是，它必然就是坏事吗？当然也未必。 我想进一步提示的是：在开始研究战争和战略问题时，不应该把某种愿望和期待先入为主带到研究过程中，比如寄望于“战争引起革命”或战争引起某种有利于革命的形势，——有这样的愿望和期待当然从主观上来说是好的，但是如果带入研究中、甚至为此去做论证却可能造成很大的盲区，大大忽略未来天朝对外战争及其与民众抗争运动关系的复杂性。 比如说肯定有人会去想“一旦对外开战必然更有利/更糟糕”这种问题——这恰恰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正面意义的争论，因为这种笼统抽象的提问完全忽略了未来将会发生的许多复杂情形，而那些复杂情形需要细细分解出来具体考虑研究，才有实际意义。而且这种问题反而可能先入为主地成为某些非理性的极端思维者的“信念”，然后他们可能会去搜集“论据”来证明这个“信念”，那样就会大大歪曲这种研究，让研究完全丧失科学意义，只沦为先入为主的某种“信念”的附庸。更糟糕的可能是，这种“信念”沦为一些非理性的极端思维者在绝望后的“赌注”，以为不通过艰苦努力的准备，只要抱定“战争引起革命”的“信念”就心安理得了。 实际上，一旦发生战争，所引发的各方面问题复杂性将会大大超过许多头脑简单者的所有想当然，整个社会氛围和许多社会条件都将会急剧地彻底改变，而没有充分预计到其中真正重大挑战的人到时候必然会晕头转向束手无措，必然会丧失对原先头脑简单发热时想出的“信念”的信心。 3、即将到来的战争带给我们哪些真正重大挑战 首先第一大挑战是战争的一开始爆发就会带给社会大多数人重大的精神冲击性，因为这个国家已经有超过三十年没有经历战争了（如果不包括那些小打小闹的边境冲突、只看几十万人规模的局部战争那应该从1979年对越战争算起至今有四十年没打大仗了），全民一直浸泡在“当今世界的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陈词滥调中；即使有一部分年轻的民族主义人群一直盼望着打仗，但随后展开的战争的残酷性以及战争进程中的波折（比如退却和妥协退让）都会带给他们、以及带给所有民众很大的精神冲击。 更有意思的是，战争本身将复兴久违的“进攻精神”、“战斗精神”、“推崇英雄”和“为理想牺牲”的精神，并必然鼓励一定程度的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意识（虽然只在关心、参与国家军队和支持国家开战的意义上），多少会改变国人“只顾生活、赚钱第一”、“多一事不r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消极意识。但是战争举动也会激发狂热民族主义情绪、国家主义进一步膨胀；战争的毁灭性、幻灭感和相关产业的大发展又会刺激增长投机思想、冒险精神，从而产生更为复杂的影响。
第二大挑战是战争的复杂性，对我们提出诸多全新问题、全新挑战。对此，依靠过去的经验和理论肯定是不够用的，但起码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参考以及早做思想准备。 战争将会给交战国带来多么复杂的问题？我在本节之后尝试列举“十一个最紧迫的基本问题”列表——这些还只是基础性的、基本的问题，从这些问题还可以延伸深入到其中更加复杂的问题。 如果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毫无这些基本思考准备，完全寄望于“临场发挥”，那么到时更有可能发生的恐怕是晕头转向或病急乱投医、要么被精心准备的统治阶级及民族主义干将们牵着鼻子走、要么追随软弱无力的小资和平主义改良论调或者只是被交战另一方统战。别忘了，交战双方的统治阶级精英都已经持续多年在非常认真地准备着面对战争，他们肯定尽可能多地考虑了战争的复杂性——且必然只从他们各自的统治利益去考虑。 我们需要从无产阶级利益角度早做认真深入的思想准备、知识准备。 第三大挑战是战争及战时社会常态带给我们的一切代价，尤其是一切触及利益秩序的社会进步努力或者只是言论场的不同意见，都有可能带来超过和平时期十倍以上（或者更多倍以上）的牺牲和代价。 而且要注意，这种代价与战争本身的得失成败、与是否会有民众抗议和多大程度的民众抗议都没有任何必然关系。 问题在于：我们自身能承受多大程度的代价？这不只是一个勇气胆量的问题，更是如何估计力量对比与如何达到目的的具体问题，最终的选择当然不是要放弃斗争，而是考虑是否改变斗争的形式，比如暂时出国几年，或者更深地扎根群众做些小事，甚至或者有条件地可以尝试接近未来战场核心的平凡工作，或者转而去做一些相关研究，都是可以各自考虑的选项。 4、试提出十一个最紧迫的基本问题 1、导致中国趋向对外战争的主要因素及关键矛盾有哪些？各重要因素的历史、现状与趋势？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 列举主要因素及关键矛盾： ①中国的军事力量扩张，关注：包括航母编队的蓝水海军计划进展，南海岛礁军事化、海空巡逻加码升级、海外港口投资及海外军事基地建设，等； ②地缘政治冲突，关注：第一岛链海空巡逻之争，中日海上摩擦，美国印太战略-美国在亚洲政治军事同盟与中国势力扩张的冲突，缅甸和湄公河流域，东盟的政治权力倾向，在非洲的大国冲突，在拉美的挑战，中亚地区等； ③美国干预台湾（或朝鲜半岛事务）的方向和力度的变化，最终可能引发与中国军事冲突，并成为具有主动权的首要关键因素； ④当资本输出对中国有了特别重要意义，却因为国际资本竞争或政治打击而受到重大阻碍时，也可能最终激发中国向相关国家开战。关注：一带一路计划及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和抵制，高铁输出，华为等高端制造业涉及的技术制高点和国家安全之争，全球油气矿山布局，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资本之争等。 2、特别强调关注美国阵营在亚洲的政治-军事同盟的现状与战略计划。中国在全世界尤其是亚洲的政治-军事扩张全景现状与趋势。两方面已有的接触与冲突、相互看法分歧，以及这些分歧和冲突的趋势，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到其他方面。 3、中国对外战争的负面后果与正面后果的具体推测。 4、针对几种最有可能的中外战争的基本立场等问题： （1）针对领土争夺战（如：钓鱼岛争夺战、中印边境战争、南海岛礁争夺战、中日东海专属经济区争夺战等），更需要的是一系列具体的知识：全面探究领土概念的历史演变、政治经济实质，探究国土边境变动及主权变动与当地居民利益和意愿的实际关系，全面解构国家主义“领土神圣”观念，重新研究民族/住民自决权与社会主义联邦思想；研究联邦、邦联、近现代世界史上各种中央与地方分权关系。 （2）针对中国武力统一台湾的主张（尤其据说这种主张近年来越来越成为大陆在野民族主义势力的主流意见），革命社会主义者应持何种态度？可能比给出一个结论更重要是，应提出怎样的能服人的具体政治分析？ 另外，未来的台海战争是否并不只是涉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问题或统独之争，还包含有地区新兴强权（中国）与老牌帝国主义霸权（美国阵营）争夺“亚太地区第一岛链”（至少是这场争夺的第一阶段）的争霸性质？ （3）朝鲜与韩国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应属于朝鲜民族内战；驻韩美军不可避免随即参战护韩反朝，从而使得朝鲜民族方面具有反抗帝国主义入侵的性质；或者，美军直接对朝鲜的核设施或领导人住地实行所谓外科手术式打击，朝鲜的任何反击都将具有反抗帝国主义入侵的性质。（至此，左派应无疑义吧？） 但是如果中国介入战争，支持朝鲜进行统一南北、反抗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应如何看？但更为复杂却更有可能的是如果中国介入战争却并不支持任何一方吞并另一方，而是极力斡旋调停敦促以和平谈判方式争取统一、或只限于维护战前原停火线稳定（这其实就是1945-50年苏联在朝鲜半岛的做法），又应如何看？ 5、研究20世纪以来的国家间的局部战争，重点注意如下问题： （1）战争如何激发了民众的不满和抗议？具体起来说，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与战争中的妥协退让行为，分别如何激发民众的不满和抗议？尤其注意民族主义人群的反应。 （2）在哪些具体条件下，战争会损耗、扰乱、破坏经济，或者反而激发一定时期（怎样条件下的“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在这些具体的过程中，哪些社会阶层和群体是直接或间接的受益者/受害者？ （3）在战争进程中，哪些情况下，国内部分地区的原有统治秩序削弱了或者反而加紧了压迫，分别引发了怎样的社会反应？（这一条进一步推论，会引出“有无可能出现分立的地方政权”这个问题，鉴于其特殊性和重要性，放在后面第九个问题里） （4）战争如果削弱了专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力，那么反叛的少数民族独立势力（新疆、藏人、蒙古人、回族-穆斯林等）将可能最先崛起，他们与主体民族的各个势力、民众有过哪些互动方式，其中的民族团结努力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5）在战争进程中，统治阶级可能的分化与军队自身可能的分化，如何分别影响战争与民众抗争？ （6）着重考察1904-05日俄战争、1894中日甲午战争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战争，考察：战争在具体哪些方面暴露落后制度的弊端？落后制度国家一方失败的原因里，制度劣势占多大权重？ （7）思考：经过了很大努力在多方面现代化了的中国官僚专制资本主义VS.具有民主自由政制、却似乎弊病重重的美国-西方晚期资本主义，——后者仍具有实际战争意义上的制度优势吗？应带着这种思考，考察当代美国阵营的若干战争（如2011-2018叙利亚内战，2014-2018打击IS的战争，2014以来乌克兰内战，2003-2011伊拉克战争，2001-2014阿富汗战争）还是否有民主体制所发挥的明显优势，以及这些优势是否还是中国难以效仿获得的？ （8）若战事久拖不决，并牵动很大部分经济、民生，就会增长民众抗议乃至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此处应无疑义吧？），由此，应关注这些重大变数： ①不满战时状态的中下层民众；②退伍军人；③现政权上台以来清洗掉的原有权势力量；④青年世代与老一代的冲突在战争危机时期如何凸显；⑤政府增发货币，扩张信贷和投资，引发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⑥社会矛盾暂时（在怎样条件下？）缓和，在怎样条件、时机下更加激化？ 6、未来中国是否可能还像1962年对印度、1969年对苏联、1974年对南越、1979年对越南那样动用几十万军队在短时间内发动速战速决的战役，而似乎既不很影响国民经济和政治稳定，也来不及引起有力的民众异议和舆论不满？在哪些条件下，这种速战速决战役是可能的/不可能的？原因何在？ 7、在过去历次社会革命中，从军队中分化出来的力量与因战争而武装起来的民众分别发挥了哪些积极的作用？这两种力量相互关系如何？这些武装力量的不利，如何导致了过去若干革命运动的失败？ 8、考察新世纪以来若干战争，在各国统治阶级越来越多使用雇佣军、海外保安公司等专业作战人员的今天，民众大量武装是否还有可能？ 在哪些条件下更有可能？未来中国意义多大可能出现这些条件？ 9、鉴于目前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体化水平及亚洲产业分工整合水平，假如未来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因为战争削弱而导致的统治危机，有无可能出现分立的地方政权？更具体来说：在未来的伴随着战争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地方政府势力有多大可能从中央政府的紧密控制下相对分立出来；或者换句话说，将来的经济政治危机到了怎样的情况下才可能切断中央对地方的政治经济控制力？ 更为实际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这种地方分立即使因为原有资本统治阶级的裂解而暂时出现，它是否可能脱离统一的中国资本主义市场和国际资本主义产业分工？它是否必然可能改善劳动人民的生存条件并实行更民主的统治，抑或可能反而实行比中央政府更加极权、保守的统治？ 更为实际重要的问题之二是：如果出现的地方分立政权有意做出一些民主改良举动来笼络民心，那么工人阶级是否可能将之变为改善自己生存条件、乃至积累力量准备革命的机会？（这个问题涉及毛派活动家张耀祖、李民骐2009年以来伴随着“重庆模式”兴起时的政治设想）——可是我们也要特别注意，20世纪中国已经有历史教训表明：分立的地方政权对工人阶级来说也有可能意味着包裹政治幻想的陷阱和牢笼，例如1925-27年省港大罢工运动期间的广东国民政府，1927年革命时期的上海与武汉。这些历史教训今天仍有重大现实价值，值得深入回溯。 （如果一个分立的地方政权仍然不可避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只因其领导人像薄熙来那样唱红打黑拥毛，左派就去维护它，那么这不过是一种低劣版本的“二阶段革命论”，即“第一阶段先维护‘拥毛红色政权’、下一阶段再全国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想法付诸实践必然牺牲工人阶级长远利益） 10、在思想意识形态上，既反对资产阶级利益属性的民族主义大一统思想，也不应追随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的和平主义，应重振、复兴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思想和革命战争文化。包括发掘近现代战争史上积极正面的无产阶级自主武装事迹和思想、无产阶级军事斗争的一切闪光点、工人武装与工人民主关系史、各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军队的怠工和破坏史以及各国无产阶级支援本阶级武装力量的历史等。 11、围绕“进步”与“代价”，综合考察科技、生产、人民利益、生态、政治和社会文明、文化等方面，彻底重审当代世界与当今亚太地区-中国（更为特殊）的“进步主义”观念（正是这种观念支撑着目前暂时和平的相当多地方包括中国的人民头脑中早已习以为常的一切麻木迟钝），重新阐发罗莎.卢森堡“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的论断，创造性地复兴社会主义思想，才能应对不久将来战争和社会危机带来的巨大精神冲击。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