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抗战功绩”展示录

2、何梅协定

1935年5月29日，日本侵略军为控制华北，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域”，指为破坏《塘沽协定》，由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于5月29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交涉，并从东北调遣日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觉书”，限3日内答复。何与日方秘密会谈后，经请示蒋介石、汪精卫首肯，7月6日复函梅津，全部承诺日方无理要求，出卖华北大部主权，通称《何梅协定》。自此，中国政府撤走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按日方的指定撤换中国军政人员，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这个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何梅协定》全文:

【梅津致何应钦备忘录(1935年6月9日)

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

(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八)第廿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廿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二)任命盛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或为不良之人物。(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

以上为备忘起见，特以笔记送达。

何应钦阁下: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

昭和十年六月九日

何应钦复函(1935年7月6日)

敬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

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

何应钦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六日

——（摘选自《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592页—59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

三、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底”界

蒋中正在1937年8月7日国防联席会议上讲话：

【“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赂。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

——国防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8月7日)】

1939年1月，蒋中正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阐述“抗战到底”的“底”界说，正式提出“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方针。他说：

【“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个界说”。“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恢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

 ——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1939年1月)】

蒋中正就这样把“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说成是“抗战到底”的“底”界。他对内：试图以“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胜利”界说，来统一全国对抗战的认识；对外：“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对日议和的交涉条件。

1937年11月5日，蒋中正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1937年11月5日）

日本政府不理睬蒋中正的条件。他们用行动回答：攻占上海、南京；1938年1月11日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近卫首相于1月16日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柳云龙与日本宣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谈判。3月17日，柳云龙向宣野提出和平条件；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关于满洲，另行协定”。“小川、宣野对蒋的条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于9月13日发表声明，决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蒋谈判告吹。——《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东京1973年版，614页。

四、抗战期间卖国反共的《和平意见》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的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1.“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此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2.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3.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4.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5.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蒋介石卖国投敌“档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有过三次议和，档案材料显示，蒋中正的国民政府一方，以苟安性质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底线”，对日谋求妥协。而天皇制日本的权力机构则明确决定要设法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崩溃。1938年7月，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规定，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中正垮台”。由此可见，在中日双方“底线”有天壤之别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一步步升级，变本加厉，而且对重庆寸步不让。蒋中正及其代理人却一味地单方面让步，答应诸如对“满洲国加派公使或大使”；缔结特别协定，认可伪满作为日本、中国的“保护国”，同意“讨共”，“用密约办理”；重庆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划内蒙为“特殊地区”；可以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承认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接受日本顾问“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

直到1940年秋，蒋中正才中止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的对日言和，搁置他原来已经同意亲自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将举行的“长沙会谈”。蒋介石转而决定采纳“苦撑”的方针，寄希望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这些事情发生在七七事变以后，但在蒋中正的心目中，东北是可以放弃的。虽然在七七事变以前,蒋中正没有明确表示，但一个人的指导思想总是会在其政策中透露出来的，比如1934年签订的《塘沽协定》，认可长城线是与伪满的政治分界线，默认了“满洲国”的存在。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

1936年11月间，蒋中正的代表张群曾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秘密谈判（高宗武参与其事），谈判达成的条件之一就是承认“满洲国”。——钱昌照：《纵横》民国八十八年年第1期

六、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抗战”丑闻集

1.国民党“降官如毛，降将如潮”

自抗战开始至1943年8月，国民党文武官员及作战部队投降日军者数量非常可观。其中国民党副总裁以下中央委员20人，旅长以上将领58人；直接投日的正规国军先后达到200多万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可悲局面。 1943年8月13日 ，《解放日报》公布《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观》，把这些“汉奸”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他们分别是：

【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毕戴宇、金亦吾、李长江、王劲哉、吴化文、赵瑞、杨诚、荣子恒、杨仲华、吴漱泉、刘月亭、王清瀚、赵云祥、陈光然、黄贞泰、郭峻峰、丁树本、夏维礼、孙玉田、赵星彩、李震汾 、侯如墉、于光辉、杨汝贤、冯春田、杨克尤、王遂庆、王廷英、王瑞亭、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苏振东、李德兴、丁聚堂、颜秀五、陈才福、秦庆霖、范杰、 于怀安、宁春霖、厉文礼、齐子修、邱吉胜、刘景良、李其实、张良才、徐继泰、韩子乾、景顺扬、李志希、陈孝强。】

2.蒋介石政府竟给伪军发军饷

说出来可能人们不信，国民党政府竟然用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给投降日寇的伪军发放军饷。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见的“奇闻”，而这件奇闻就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蒋介石身上。这个事实是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的：

【“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

——日本人稻叶正夫编写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27页。】

3.日军将国民党军队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了这样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4.日本国内报刊公开发表的一则电讯

敌西部《朝日新闻》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电：

【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敌大半为中共军……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中共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中共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党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中共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七、结论

综上所述，面对日寇入侵，蒋介石身为一国之统帅，本应抛弃个人利益，以民族大义号召全国各党派、各武装、各阶层放弃纷争，团结一心，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共御外敌、全民抗战。但事实上蒋介石却始终坚持“宁予外寇不给家奴”的卖国政策，企图以出卖长城以北国土为条件与日寇议和，为了维持自已的统治地位和个人利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出卖国土，抛弃人民。直到日寇侵华十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才于1941年12月9日正式对日宣战，但1944年蒋军仍然丢掉了豫湘桂大片国土，1945年8月7日抗战胜利前夕，仍被日寇攻占了江西清江县（今江西省樟树市），甚至到抗战胜利后还出卖了外蒙古和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群岛。要说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指挥的唯一的“胜仗”，就是发动“皖南事变”偷袭毫无防备的新四军。

有人会说，“九·一八”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的。那么请问，蒋介石为什么事后不对早已归顺中央的张学良军法追究，也不将正在剿共的中央军调往东北抗日作战，而是被张学良用枪指着光头被逼抗战呢？还有人要辩解，蒋介石指挥国军以劣质武器装备在正面战场组织了二十余场“会战”，抵抗日寇功不可没。那我问你，在外敌入侵时，军队不抵御侵略保家卫国，人民养军队干什么？二十余场“会战”那次不是以惨败失地而告终？同样劣质武器装备，为什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美帝侵略集团？五百万国军对一百二十万日寇，每战必败、丢城失地，从1931年至1945年8月15日的14年间，除西藏、西康、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外，我国其它省份皆遭日军铁蹄蹂躏，伤亡人数达3500多万，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共达5620多亿美元。请问国民党军队尽到了守土之责吗？蒋介石尽到了统帅之职吗？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表现，除了自欺欺人的“日记抗日，地图扩疆”，无任在参与者、后来者还是外国第三方眼里都丝毫看不出一点真心抗日的影子。

秃子就是秃子，不顾历史事实硬给其头上套上一付假发，那还是蒋光头吗？可笑之极！

【去伪求真，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