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距今已1/4个世纪了。这一事件的发生，对于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等人——的历史观有很大影响。无论福山本人是否承认，他得出“历史已经终结”的结论，显然与这一事件的发生有直接关系。然而，这一事件对于福山等人似乎又是一个“突发事件”，这导致他们的认识因为没有充足的资料而显得缺乏现实感和历史感。今天的情况不同了，随着相关资料的不断披露和后续效应的不断显露，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人们越来越能够冷静而客观地认识这一事件了。
一、苏联解体是因为“制度合法性危机”吗？
在福山看来，苏联之所以解体，主要是因为其政治经济制度缺乏合法性。他认为，苏联解体尽管还有其他重要原因，如经济危机、现代化危机等，但合法性危机才是根本原因。福山说：
【“如果我们仅从经济危机来理解后来的改革，也许会犯错误……为了了解苏联这个国家的致命弱点，就应该把经济问题放在一个更大的危机中来理解，这个更大危机就是整个制度的合法性危机。”】
什么是制度合法性呢？福山在不同场合指出制度合法性具有两重含义，即合民意性和合人性。所谓合民意性，就是一种制度是否能获得群众的高度信任。在他看来，苏联之所以解体，就是因为苏联社会制度不能合乎苏联人民特别是统治阶层的民意。而一种制度要具有这种合民意性，就要践行西方的市场制度和自由民主制度。因此，合法性“只具有一个标准，即自由民主，也就是市场经济的生产率及民主政治的自由”。除西方市场制度和自由民主制度外，其他所有社会制度都不具有合法性。
福山不满足这种“实证层面”的政治学上的满意或不满意，他又提出了“哲学层面”的人性内涵。他说：
【“我们不能只看到英国和美国民众对现实社会的不满的实证，而应当寻求理解人的本质，即从作为人始终具有但不是每时每刻都表露出来的人性，并按该标准来确定当代民主国家的合法性。”】
福山所谓不变的人性，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不怕死的“追求别人承认”的属性，凡是能够满足“追求承认”人性并合理处理这种相互矛盾的制度就是合法的制度，而这种人性的永恒性决定了合乎这种人性的社会制度也具有绝对稳定的不变性，它并不随着具体历史事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一旦生成，就会成为一种维护国家存在、抵御各种危机的中坚力量，会像用来抵御金融危机的不断支取的“一种现金储备”那样发挥持久的作用。相反，缺乏合法性的制度一旦面临政策失败，就会因无法求助于政治合法性这一“更高级的原则”而破产。这样，合法性的内涵就被从政治学层面推进到了哲学层面。
然而，合什么样的人的民意、人性才是合民意、合人性呢？这是要害之处。马克思、黑格尔等早已指出，人性不是抽象的，而是社会的、具体的、历史的，处于不同社会地位中的人的人性也呈现多样性。特别是当社会仍然围绕核心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区别成不同利益集团，它们之间的冲突构成社会轴心矛盾时，一个超越根本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普遍民意就只能是一个道具或者一个说辞。对此，一方面，福山因为不承认美国存在阶级，试图用“合多数人”来处理这个问题。然而他一旦这样做，就立刻面临十分棘手的问题：苏联制度原本就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然而希特勒上台也得到了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按照合多数人原则这些现象也应该是符合合法性概念的。这样，福山用合法性概念批评苏联制度的做法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于是，另一方面，他又发明了一个新的说法：“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他指出，苏联制度、纳粹制度原本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因而曾经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这种处理方法貌似可以缓和自相矛盾，但实际上加深了这一矛盾。因为他既没有说明苏联制度原本就有的这种合法性是如何丧失的，也忽视了另一个矛盾：他既然承认苏联制度也曾经具有合法性，那么导致它失败的原因就不再是有无合法性的问题，而是如何保持合法性的问题。
为了缓和这一矛盾，福山重新处理了合法性与正义性的关系。他把合法性与合民意捆绑在一起，把合人性与民主捆绑在一起，并在合法性与正义的关系问题上做文章。他认为，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合法，主要看民意是否支持，不再与人性、正义有必然联系，它完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他强调说：
【“合法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与正义的实质性原则有关，但与正义不是同一回事”；
“人们认为一系列机构是合法的，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机构是公正的，但合法性始终是相对于授予合法性的人们而言的”；
“这些强国最有可能被摧毁的致命弱点，是其政治制度不具有合法性，即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危机。合法性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正义或是正确，它是一种存在于人们主观理解之中的相对概念。”】
合法性被福山看作一种纯主观的、相对的概念，只要人们认为一些国家机构或国家制度具有合法性，那么它就具有合法性，至于它是否正义，那是不能确定的。按这种相对主义逻辑来重新解释合法性，即从纯粹主观的民意角度解释合法性，那么“多数人偏好专制”现象也是合法的。
合乎民意未必就要合乎正义，希特勒时期的政治制度就是如此。所以，所谓合法性危机，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民众思想控制的危机，只要能控制住民众思想并使民众对政权和制度不提出异议，就根本没有合法性问题，也不会发生合法性危机，无论这种合法性是合乎民主还是违背民主的。苏联“这样一个制度在广大人民中，并且肯定在当权的精英中已经赢得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反映出俄罗斯社会对专制的自然偏好”。
【“希特勒和他的余党们，在柏林的地堡中直到临死还依然相信纳粹事业属于正义，希特勒的独裁是合法的。在绝大多数人的眼中，纳粹的感召力已逐渐消失，其原因是他的战败。”】
合法性已经完全变成一种相对的价值，不再以是否合乎福山原本认可或真正认可的那种人性作为标准，而是以一种“以成败论英雄”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庸俗历史价值观为标准。这就完全否定了民主与合法性的原本逻辑关系，也否定了“合法性危机”与“合法性逻辑”的合法性，因而陷入了自相矛盾。
实际上，福山采用的多数原则也不是真正的多数，并不能掩盖他骨子里起决定作用的意识形态标准或阶级立场。福山的合法性概念因为有时坚持了多数原则，所以他在国际关系中强调坚持自由民主国家联盟基础上的多边原则。他认为，美国入侵伊拉克就违背了这一多边原则，因而遭到了大多数北约国家的反对，不具有合法性。然而，他的多边原则不是立足于世界所有主权国家一律平等基础上，而是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前提条件的，那就是这些结盟的国家必须是合乎西式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他认为，北约就是这样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联盟，而联合国则不是，因为联合国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原则，而非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原则。实际上，他批评美国入侵伊拉克，与新保守主义撇清关系，一是因为美国主要不是为了自由民主目标，而是为了国家实际利益；二是美国搞单边主义，一开始没有拉着北约盟国一起上阵，遭到了它们一致的批评和质疑。
再看看被福山用来论证苏联制度丧失民意的证据都是些什么：安德烈·纽金《蜜蜂与共产主义理想》，肯·凯西1962年出版的小说《飞越疯人院》，法国旅行家卡斯廷的话，一位苏联朋友在1988年对他说的话。这些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著作和小说以及个别人物的话能够成为代表苏联人民民意的证据吗？显然不能。实际情况是，当时的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赞同苏联分裂。1991年3月17日，苏联对是否保留苏联而举行的全民公投的结果是：全苏参加投票的148,574,606人中，同意保留苏联的113，512，812人，占76.4%。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在1999年、2000年、2001年做过调查，占调查者66.5%、63.2%、57.6%的俄罗斯人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避免的。2005年12月俄罗斯全俄民意调查中心对俄罗斯46个州边缘区和共和国153个居民点进行了民意调查，57%的人同样认为苏联解体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说明多数俄罗斯人并不同意“当时的苏联社会制度必然灭亡”的观点。由此看来，福山提供的那些论据没有太多说服力，这与他在理论分析上谨慎小心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苏联解体是因为不能实现后工业化吗？
福山根据自己的经济技术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要经历三大阶段，即轻工业阶段、重工业阶段、后工业信息化阶段；要实现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即要实现经济的后工业信息化，需要具备一个基本条件，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福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只解决了第一个阶段的问题，列宁斯大林只解决了第二个阶段的问题，第三个阶段的问题只有资本主义能解决，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无法实现后工业化。他说：“所有希望成为后工业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向决策权下方和市场化方向发展。虽然中央计划经济能紧跟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煤铁和重工业时代，但它们远远跟不上信息时代的要求。实际上，我们也许可以说，马列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高度复杂和充满活力的后工业经济世界就是它们的滑铁卢。”
福山认为，实现经济的后工业化阶段之所以需要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是因为计划经济具有四个方面的缺陷：（1）不能有效鼓励技术创新；（2）在信息获取和定价机制上不科学；（3）不能自觉参加国际分工，不能产生规模效益；（4）损害了工人的工作精神。而在这四个原因中，第一个原因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为科技人员提供一个自由环境，为他们提供自由思考的制度条件和激励机制，而且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实现技术的全面革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虽然也能在高科技领域促进科技发展，但在普通的日常生活领域无法实现科技创新。因此，“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说到底与技术创新问题有关”，“面对现代经济的复杂性，中央集权化的官僚制度无论技术有多先进都无能为力”。
对于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需借助市场机制的力量，这毫无疑问是合理的。但是否仅借助市场机制就能实现经济现代化和信息化呢？当然不是。毫无疑问，福山将苏联解体归结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错误的，他给出的几个理由也不能成立。虽然在特定历史阶段和领域，福山的理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就整体而言，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一，关于信息技术，它最初恰恰是在国家军事战略指导下形成的，后来才转向民用领域，由市场和国家相互配合来推动。世界上最早的电子计算机跟“二战”的战火紧密相连。随着“二战”火炮的发展，弹道计算越来越复杂，原有的计算机已经不能完全满足这种需要，迫切需要有一种新的快速的计算工具。在此背景下，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了。后来经过美国贝尔实验室、IBM公司等市场化手段的参与合作，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微型电子计算机。但这一过程仍然借助于国防战略的推动。可见，没有国家发展战略的推动，就不可能发展出现代信息技术。现代信息技术也不仅是为满足市场需求而创造的，它自始至终还是一种国防战略技术。
第二，与福山所讲的不同，相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不是显示出更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相反，这种科技创新能力正在逐渐丧失。比较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常用案例是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因为二者无论在人口、地理位置、资源禀赋还是建国时间上都基本相当。印度独立后保持了原先的市场经济，中国则一半是计划经济、一半是市场经济。经过比较，最终结果是：中国无论在生活质量、经济总量、环境保持还是技术含量上，都远远超过印度。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技术革新上并不比资本主义差，相反，更有优势。同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技术创新的能力在逐渐丧失，其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资本家的企业家精神，包括技术创新功能不断丧失，最终会为“受过训练的专家小组”所替代。而受过训练的专家小组并不以自由竞争的方式运作，而是“以可以预计的方式运行”。由于企业家职能的不断丧失，他们最终会沦落为赚取工资的“日常行政”工作者，使得自己“变得多余”。这样的社会结果是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替代。二是计划经济相对于市场经济具有许多优越性，最重要的优越性是增强了经济的调节和理性，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大大缩短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和流程。这是因为“每一项改进理论上能够以法令加以推广，而低标准的做法就能很快被消灭”。
第三，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已经证明，它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并不亚于资本主义，相反，它在很多历史阶段和很多方面的科技创新能力远超资本主义。例如，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再如，在国家发展规划和技术引进相结合的方式下，中国高铁已经在技术、总量、种类、运营、成本、施工效率等很多方面领先世界，走出国门，成为中国经济、文化输出的一种新名片。俄罗斯媒体对此称：北京的学习速度快得惊人，它以欧洲及日本的成就为基础，迅速掌握了相关技术及知识。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北京也致力于自主研发；中国不仅有实力、有意愿与俄开展高铁合作，还能给出更为经济的方案。在工业总产值上，苏联仅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就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而中国经济总量从2009年开始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这些成就告诉我们，片面地迷信市场和资本是不正确的。只有市场而没有计划，没有国家调节和引导，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发挥技术优势的。社会主义在工业化上占有优势，为什么在信息化上就没有优势？福山讲社会主义只能通达工业阶段，无法实现后工业化，这没有任何依据。
第四，关于经济运行的定价机制和工作精神的培养，资本主义也没有表现出比社会主义更明显的优势。资本主义的定价机制灵活多变，但也缺少宏观理性的约束，无法避免类似于美国新经济泡沫和金融危机之类的灾难。
【“在某些情况下，资本主义行业处于价格和产量在理论上不确定的环境中……资本主义经济要做到万事事先决定也比社会主义经济困难得多，代价也大得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无穷无尽的运动和反运动是必然的，决策必定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做出，这就使行动迟缓拖宕，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那样的决策和行动，不存在那样的不确定性。”】
同时，既然福山认为真正的工作精神并不是基于经济人的利己动机，那么认为只有市场才能形成工作精神的说法就是自相矛盾的。只有超越了经济人逻辑，建立在共同占有而不是少数垄断生产资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是能够真正产生具有奉献精神的工作精神的土壤。福山一边坚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边又要资本家不利己、有奉献精神，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怎么可能呢？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因为不能参加国际分工而无法形成规模效益，也是毫无根据的。首先，这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与后工业技术的形成没有必然联系。其次，市场经济的效率可能在特定阶段具有明显的提高，但就从生产整体的可协调性和生产周期的可规划性来看，并不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优越。再次，参与国际分工也未必能形成规模效益。相反，拉丁美洲近代践行华盛顿共识的教训一再告诉我们：参与国际分工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否则只能沦为中心国家的经济殖民地，在产业结构上被锁定在低端位置，难以形成独立自主的和高技术、高资本含量的产业结构。东南亚“四小龙”和“四小虎”是福山曾经高捧的榜样，它们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状况，则完全推翻了福山之前的结论。这种完全依靠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仅适用于某些海洋性小国，仅适合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国际背景。如果夸大为世界性的普遍的经验，就可能变成一种经济欺骗和掠夺工具，而不是促进经济后工业化的动力。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以自己的切身经验披露了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如何利用市场学说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盘剥的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