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红色中国网 首 页 红色春秋 查看内容

苏联解体根源再认识 —— “历史终结论”的挑战与思考

2019-3-24 23:3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3149| 评论: 0|原作者: 刘仁营 胡月庆|来自: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摘要: 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源是苏共领导集团的蜕变,在信仰上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路线上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内部官僚利益集团理想信念蜕变、阶级立场转变、外国颠覆势力联合利用其实施对苏联的瓦解和破坏,是苏联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源。

三、苏联解体是因为采用了“苏联模式”吗?

福山认为,苏联解体是因为不能实现后工业化,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将苏联解体归咎于苏联模式。这种做法起初在国内外都比较流行,中国一些学者也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弊病太多,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应该承认,苏联模式或者斯大林模式的确存在严重缺陷,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缺陷是否一定会导致苏联解体?是否采用这种模式或者学习这种模式的国家一定都会解体?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否就是苏联模式?应该看到,这种观点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被提出来并不奇怪,但放在今天来看就是片面而错误的了,因为继续坚持这样的观点将面临一系列问题的挑战。

第一,苏联解体前,苏共的指导思想已不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的失败恰恰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失败,不应将责任归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解体前,其社会政治制度已经蜕变为“民主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是一种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其失败恰恰是一种资本主义制度模式的失败,不应将责任归结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苏联解体前,苏共的指导思想集中体现为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指导思想,而当时的戈尔巴乔夫无论从世界观还是从政治信仰上都不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主社会主义者”。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发表了《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一文,这是他的思想发生根本性蜕变的标志。他认为,

【“社会主义思想,据我们今天的理解,首先是自由的思想”,“而且是指这样的自由,它依据人的理智,依据关于在同其他人相处中具有个人权利的人道主义观念”,(所以)“社会主义是一般民主的和全人类的理想和价值观的体现者和捍卫者”。

在人类世界整体仍然处于资本主义阶段的时代,在由于生产资料的少数人占有和垄断而将这个人类社会区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从而存在两极鸿沟的时代,一切普世自由、普世民主都只能是一种乌托邦,这一思想已经由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继承者强调过多次了。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上述重新界定实质上是在偷换概念,将马列主义偷换成了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偷换成了资本主义,稍微具备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的人都能理解和得出这个结论。就连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说:

【“我读了这篇文章,戈尔巴乔夫自1987年十月革命周年讲话和《改革》一书发表的两年来,思想变化之大深深打动了我。文章一方面仍表示坚持‘社会主义’,但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把这个词的内涵做了新的界定,其内容与其说是属于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毋宁说更接近西方的社会民主。”

1990年7月,在戈尔巴乔夫推动下,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些思想实质上是赫鲁晓夫“全民国家”、“全民党”思想的继承发展,是第二国际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当代变种。尔后,戈尔巴乔夫亲自组建俄罗斯统一社会民主党并自任主席,后来又于2000年11月与其他十多个社会党合并成为新的统一社会民主党,公开宣布信奉社会民主主义,这些事件则完全印证了上述看法。在政治和组织制度上,苏联解体前也不再是社会主义了。戈尔巴乔夫等已经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对苏联进行了改造。一是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来改造党,放弃了党的领导制度,采用总统制度。1990年3月,根据苏共的建议,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取消《宪法》第六条的决议,这一决议是保障苏共领导地位的核心条款。二是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定干部标准,这一标准的改变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干部进入并控制苏共领导岗位,无法得到监督和更换。戈尔巴乔夫以干部年轻化和改革为名,采用一种“干部的逆向选择机制”,更换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大批干部,提拔重用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或立场模糊的干部。三是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放弃了苏联社会主义联盟制度,不顾全民公决大多数人民对终结联盟制度的反对,主动背弃联盟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江泽民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重要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

第二,中国、古巴、朝鲜、越南等国也学习过苏联模式,如果苏联模式必然导致失败,那么它们也无法逃避苏联的历史命运,但事实恰恰相反,它们今天仍然存在并且整体发展不错。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苏联,因而后来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效仿其制度模式。但苏联模式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践行和命运完全不同,它演化出多种不同结果和道路。学界通常认为,这些道路整体上可以区分为三类:一是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道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二是以古巴、老挝和朝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适当改良的道路,仍然以计划经济和权力集中为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市场和分权机制;三是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代表的全面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认为只要采用苏联模式就必然导致崩溃和解体,那么除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就必然崩溃和解体,但这根本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最终走向崩溃和解体的只是走第三类道路的国家。应该承认,苏联模式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方面的确存在很多问题,而且很多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必须将苏联模式的根本制度和运行体制、机制做必要的区分。存在弊病的不是根本制度,而是具体体制、机制和政策,需要做的是改革体制、机制而不需要改变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这些体制、机制层面的弊病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也起到了加速的作用,但不能由此得出它们就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这些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因素,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所有矛盾中的次要矛盾,我们必须承认这些矛盾及其影响的客观性,但绝不能将其夸大为主要矛盾。

第三,尽管苏联模式存在很多问题,但其实质仍然是一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模式,比资本主义模式具有社会优越性。苏联模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这包括经济上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上实行共产党执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它存在的问题再多,也比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先进性和优越性。尽管它过于强调权力集中,完全否定市场的作用,不注重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和权力的监督,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和改革,但绝不应以偏概全,用其存在的问题否定其成就。

【“一种解释是,苏联垮台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缺乏生机造成的。按照这种解释,苏联的计划经济已经失败,根本不可能改革,唯有资本主义才是可行的选择。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那时就有文章声称计划经济无法运行。这种有关苏联垮台的解释何以不能自圆其说的证据,在于苏联社会主义在垮台前所取得的6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虽然它在70年代和80年代遇到越来越多的经济难题,但它还在推动经济增长,尽管在80年代速度有所减慢。”

实际上,现实中的资本主义诸种模式尽管也在不断革新,但马克思早已揭示的致命性缺陷一直存在而无法革除。连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都惊呼“美式资本主义的灭亡”,曾经为欧美自由民主主义做宣传并将西式民主称赞为“乐土”的美国学者福山也认识到美国政治制度正走向“衰败”、“只有死路一条”。资本主义在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间摆来摆去而无法摆脱危机纠缠的历史事实证明,它已经拿不出新的解决危机的方案,其制度局限性已经完全显露无遗。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些缺陷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比较起来,要大得多、致命得多。

四、苏联解体的根源在于背离社会主义道路

既然福山的上述观点及其变种难以成立,那么导致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随着相关材料的不断披露,人们开始从直觉和猜测中走出来,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越来越全面、理性和深刻。综合分析各方面原因,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导致苏联剧变的祸首指向已经蜕变的官僚集团:从赫鲁晓夫官僚集团发展而来,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执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苏共领导集团。

苏联官僚利益集团的形成与苏联模式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苏联模式的严重缺陷是导致苏联出现官僚利益集团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政治上的“等级授职制”,层层任命干部而不是选举产生的制度。然而,即使这样,我们仍然不认为它必然导致苏联解体,仍然将其视为导致苏联解体的诸多原因中的一个潜在的可能的因素,而不是唯一的必然因素。这是因为官僚特权制和等级授职制度既然与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和分配公正相冲突,那么只要真正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通过人民监督机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将其去除;这种官僚利益集团的破坏作用要由潜在变为事实,还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执政党的路线错误;二是国外破坏势力的渗透和演变,与之相互勾结,形成破坏力量。或者可以说,苏联高度集权而缺乏监督和纠错机制的政治权力制度、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以及英美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和破坏,这三个条件或因素加上苏联官僚利益集团这个主体力量条件,至少这四个条件或因素直接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在这四个条件或因素中,第一、第二和第四个在苏联剧变后就已经有较多研究分析,第三个则是随着新的资料的披露而逐渐引起人们重视的。

这些新资料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对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的采访记录;二是撒切尔夫人1991年11月美国休斯敦演讲内容以及对其真实性的多次相关考据;三是苏联前总理雷日科夫《大国悲剧》一书披露的美国情报资料;四是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关于苏联高层“亦官亦商”现象的相关分析。从上述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官僚利益集团已经在信仰上基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蜕变为追求个人利益的资本主义者;关于苏联解体的过程,我们发现了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那就是外国颠覆势力联合利用内部官僚利益集团,实施对苏联的瓦解和破坏,最终导致苏联自上而下解体。

外部敌对势力从十月革命胜利后始终存在,他们能够将自己的颠覆目标变为现实,必须通过内部势力才能实现。为何是官僚利益集团而不是其他集团成为这个被颠覆势力利用的对象?为何这个集团能够完全颠覆苏联而不是只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影响?因为官僚利益集团无论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是在实践上,已经整体蜕变为追求自我利益而不是追求人民利益的集团,苏联的解体可以为他们获取更多利益提供机会。外国颠覆势力正是利用这一点,或者通过拉拢胁迫,或者通过洗脑演变,将其转变为叛卖势力。而他们又是掌握党政军大权的精英人物,他们的权力和苏联社会基本制度的维持互为表里,因而他们叛卖的直接结果必然是社会基本制度的颠覆。

对于苏东剧变发生的原因,邓小平给出了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同时提出要重视苏联历史教训,防止和平演变在中国发生。1989年东欧事件开始时,邓小平就指出:

【“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今年的动乱也是迟早要出现的。其中也有我们内部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

苏联解体后不到两个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很清楚,在这里,邓小平是从领导集团的政治立场角度看待苏联解体的原因的,因而强调中国从第三代领导人团体开始,就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

然而,苏联官僚集团自上而下颠覆苏联制度,为何没有遭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反对和制止?很多人由此得出官僚利益集团的这一做法得到了广大人民和党员的支持,甚至还有人看不清官僚利益集团实际上已经叛卖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他们被国内外资产阶级势力及其思想家最终抛弃,看成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抛弃。关于苏共广大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以及人民群众听之任之的表现,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认为:由于大众传媒的失控,由于失去了同群众的联系,党和国家领导层的代表们未能借助这一非常强大的支持;群众性表示支持苏联政权的游行示威可以让一切都一如既往地很正常,但当时同志们已经不再会或者忘记了到街头去发动;因此,我们大家又汲取了一个教训——共产党人不能丧失果断行事的技能和采取直接的政治行动的准备。所以,归根到底,这个问题是因为苏共没有真正贯彻群众路线、搞官僚主义极权体制,丧失了作为一个革命党的觉悟和组织能力,以及苏共缺乏对意识形态和信息传媒高度负责的态度,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局面致使许多党员和普通群众丧失了基本判断能力。

五、深入理解苏联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源

导致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这一官僚利益集团产生的根源又是什么?无论对于解体了的苏联,还是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都必须搞清楚这一重要问题。笔者以为,这个根源至少包括下面三个方面。

第一,理想信念的蜕变。尽管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但绝不应将其机械化、教条化,认为社会主义消灭了私有制,私有观念就永远随之消灭而不存在了。价值观相对于其他观念形态是最难改变和消除的。它相对于经济基础的变化而言,具有强大的迟滞性和反动(反向而动)性,即使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它也可能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将这一经济基础“拉回”到历史前期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复辟”。苏联尽管经过了社会改造、消灭了私有制,但私有观念始终存在,这包括沙皇时期传统习俗和观念的残余、新经济政策时期资本观念的残余,以及苏联时期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工资福利特权观念的残余。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也会产生“资产阶级权力”,何况这种违背按劳分配而按等级权力进行分配的制度?为何出现这种等级制分配关系和分配观念?这仍然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尽管苏联的生产关系已经实现了公有制,但这种公有制的管理权仍集中在权力部门,进行着自上而下的泰勒式层级管理,缺乏经济民主。所以,公有制本来应有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含义并没有真正实现。这种私有观念在戈尔巴乔夫搞私有化改革、外国新自由主义理念熏染背景下,在一些领导者的头脑中发展为追求个人私利和享乐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就成为一种必然。

第二,阶级立场的转变。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概念,尽管依靠政治权力在分配关系上搞特权为官僚集团蜕变提供了条件,但仅具备这一条件未必能导致官僚利益集团的政治蜕变。只有具备了阶级形成的基本条件,即在生产资料上成为资本所有者,才能彻底使其阶级身份和阶级立场发生根本变化。根据大卫·科兹的研究,戈尔巴乔夫时期创造了新资本主义企业的人,主要包括技术专家和“党—国精英”两个部分,“党—国精英”包括共青团员、外交部官员、内阁成员、产业部或国有企业领导、国有银行职员、精英分子的家庭成员等,他们因为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且更易获取信息、抓住机遇而成为创造新私有企业的主体力量。有人分析说:

【“早在1987年,某些党—国精英就把自己变成资本家了。到1989年,这一现象已是遍地开花了。”

这些“党—国精英”的蜕变也有一个过程,他们的蜕变不是没有阻力的,但到了改革后期,他们也和反对派一唱一和,蜕变为反政府力量,直到1991年完全变成亲资本主义联盟的骨干力量。例如,曾担任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西拉耶夫回忆说:

【“和70年代的我相比,我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我们向往财产私有化……我们向往的不仅是土地,而且包括工业企业在内的私有制”;(在这个蜕变过程中)“不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终结,党—国精英才抛弃旧体制。真正的事实与之相反:是由于党—国精英抛弃了旧体制,旧体制才终结”。

旧体制存在问题,但导致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是旧体制,而是“党—国精英”。“党—国精英”抛弃旧体制,把自己变成为资本家提供历史机遇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行为。

第三,外部因素转化为内部因素。应该说,当时的苏联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有人以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就是不如资本主义。这种不做具体分析而简单比较和下结论的现象今天仍然存在。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交往过程中,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干部因为理论水平差,认识不到这种差距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客观原因,开始对资本主义国家少数人占有大量社会财富产生羡慕之情。这种羡慕之情与自身依靠等级制所形成的利己主义观念相叠加,就成为导致后来理想信念动摇和蜕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部门利用这一弱点,对一些关键人物进行主动地、方式多样地渗透和收买,这一蜕变就会演变成相互强化、相互依赖的顺水推舟之势。据戈尔巴乔夫助手瓦·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就从西方得到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其个人账户上很快就有了100多万美元。而2003年9月20日,历史学家﹑政论家罗·亚·麦德维杰夫也承认:

【“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个人都拿了西方的不少钱。我的一本厚书,在英国出版,得了两千英镑稿酬;在美国出版,得了一万美元。据我所知,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薄薄一本小书,在美国出版,却得了300万美元的稿酬。叶利钦的第一本书在西德出版,就得了40万马克;在英国出版,得了10万英镑。”

这些苏联国家领袖人物、高级干部,带头收受西方带有贿赂和收买性质的钱财和赠品,这本身不仅是思想信念上的叛卖行为,而且在组织上和政治立场上也开始动摇。这种行为的恶劣影响和腐蚀作用也许一次两次不能立刻显现出来,然而久而久之他便可能丧失任何反思和批判能力,成为彻底的蜕变和叛卖分子。到那时,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就成了他的真正领导,也就是通过他的大脑和行为,成了该国的领导。在所有受外国诱惑的苏联官员中,戈尔巴乔夫的影响力是最大的。尽管我们并不认为一个戈尔巴乔夫就能葬送苏联,但如果由他带领官僚利益集团主动叛卖,那这个过程的阻力就变得小多了。据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他思想最彻底、关键性的转变,发生在1986年10月他和里根总统在雷克雅未克的密谈之后。关于密谈的主要内容,他自己于1993年在法国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重头大戏,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上述内容在布热津斯基的回忆中得到了印证:“美国确实在苏联解体的政治进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苏联的解体是长达40年的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跨越了从哈里·杜鲁门到乔治·H.W.布什等总统任期,“几乎每位美国总统都以不同方式为此结果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而且做出贡献的还有其他一些人物,比如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莱克·瓦文萨(波兰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以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造成苏联解体的‘新思维’的提出者)。”

【刘仁营,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月庆,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授权察网发布。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最新评论

Archiver|红色中国网

GMT+8, 2024-3-29 21:48 , Processed in 0.031784 second(s), 12 queries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回顶部